，就是长吨，与李度的报告完全相符：共运出约80吨黄金。这是那第一批由上海运出的黄金，分两次由海关缉私舰运送，那57万两，应该是1个月内就由国民党军队的海空军运到台湾，即《大溪档案》在2月7日运达台湾入库。此与蒋介石下野前后用军舰运往厦门的第二批、由先父经手的90余万两的“军费黄金”没有混在一起，秘密军费金银经由海军码头，放在鼓浪屿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里，由蒋介石亲信部队看守，完全保密，其中大部支持大陆国民党军队作战。另外，如上述，那银子也是由“海星号”同时运。海关缉私舰“海星号”那一个多月里一共跑了两次，一趟去基隆，一趟前往厦门。可确定的是，1949年1月下旬以后，“海星号”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停泊在黄浦江，它的船员拒绝再为国民党政府运国库金银了。
李度所说的120吨的银子，就是这1000箱银圆了（4000块银圆或108公斤一箱）。收集民国银圆的人都知道，每块“袁大头”（有袁世凯的头像）重量在克左右，如一块银元少于克，则伪造机会很高。如果超过克一枚，厚度又没增加，那真的成分就高了。因为银比铜、镍、铁都重（银比重是，铜、镍是，铁是，而纯金是），如以这400万枚银圆乘以27克，那么120吨的银圆重量就出来了！所以，李度以他海关内的保密数据，在1975年已经告诉世人，由海关缉私舰在1948年底前后30多天已经运出上海国库的金银大概数量。
此外，美国的情报，也与李立侠、俞鸿钧、李度以及《民国档案》（2007年）所公布的资料相合。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1949年1月28日晚10时收到上海总领事恰伯特（John ）的一份电报得知：
……上海市长吴国桢于本日会谈中，明确透露，200万盎司黄金已转运到台湾。……上海尚存80万盎司，其中50万盎司以上正在运输中……
吴国桢只说了部分实话，另外那作为军费的近百万两黄金，也已于1月21日蒋介石下野前后开始运出，难道他不知道吗？此外，美国情报或许只靠亲美的吴国桢透露，而不知道吴并不在蒋的权力核心，今天从蒋的日记知道，吴国桢只是国民党政府给美国人看的一位亲美的“样板人物”（初到台湾让吴出任台湾省主席，以获取美国的军经援助）。海关的李度不知道第二批近百万两黄金的军费，是因为没用海关船舰运。此外，“尚存80万盎司”也是低估，如上文中据留在大陆的李立侠说，1949年1月后，“仍有从南京等地劫掠到上海的黄金、白银来不及转运台湾，陆续存入上海中央银行，待运台北和向广州等地疏散”。另外，中央银行以外的公私银行的黄金并没有包括在这余下80万盎司数目内。
这第一批分两次运出黄金、银圆应是由俞鸿钧秉承蒋介石的指示办理，俞如此尽心尽力，在蒋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实在要令人刮目相看了。他也算是一位扭转乾坤的人物。现在我们就看看俞鸿钧是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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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鸿钧（主持第一批国库黄金银圆运台）与蒋介石的关系
俞鸿钧的生平
俞鸿钧是广东新会人，生于1898年，卒于1960年。父廷桂在上海经管猪鬃工厂。他于1919年毕业于沪上圣约翰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校英文造诣好，即留校担任助教，旋任陈友仁（1878—1944，是国民党*张静江的女婿）创办之英文《大陆晚报》记者。1927年国民革命军克服武汉，由鲍罗廷鼎力支持的陈友仁在左派把持的汉口成立的政府里担任外交部长，俞被任为外交部秘书。
到了汉口，他才知道这是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居多数的集团，如宋庆龄、邓演达等人。由于他与陈友仁共同办报多年的相知相识，而陈友仁是英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华侨，是完全受英国教育的律师，不通中文，就把外交部和他自己的公私印章都交给了俞，“全权代拆代行，负责处理一切”。
他于1927年元月协助陈友仁，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但3月北伐军攻克上海及南京，共产党员林祖涵即林伯渠（1886—1960）及亲共之程潜在南京暴动，导致英、美军舰炮轰南京城，京沪一片混乱，鲍罗廷在汉口私寓开会决定趁机进占南京，俞鸿钧不愿参与，即将所经办之公务安排妥当，留下一纸辞呈回到上海，由此断绝与陈友仁几年来的师友关系。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可能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1927年7月，汪精卫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处得知道*推动武汉左派政府将实行土地革命之后，而与京沪合作*清党，鲍罗廷与陈友仁从此一蹶不振，武汉政权也就风清云散。
北伐军打到上海后，俞鸿钧的老友周雍能出任上海市秘书长。周雍能（1895—1986）与孙中山、蒋介石渊源都甚深，曾任职于蒋侍从室之前身——北伐总司令部秘书处，是蒋总司令之秘书兼文书科长，［陈立夫为机要科长，先父嵩庆公的挚友陈舜畊则在陈立夫之下任科员］。由周引荐，俞担任市府之英文秘书，兼任宣传科长，后代理财政局长，在吴铁城任市长时（1932年）任市府秘书长，从此进入国民党政府高层。1936年吴铁城转任广东省主席，俞即代理上海市长，旋真除，在上海前后十年。日寇侵华，上海沦陷后，转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派驻香港办理外交事务，直到1941年宋子文邀他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但当他飞抵重庆时，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突然发表他为财政部政务次长，使他两头为难，至晋见蒋介石委员长时据实报告，得蒋指示任财政部次长职。从此，他转跑道到财经界，也奠定了他日后与蒋介石之深厚关系。不久，又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1944年继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次年兼任中央银行总裁。1948年行宪内阁成立（翁文灏组阁），他辞去财政部长职，专任央行总裁，把黄金密运台湾即在此时。
赴台后，俞复任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1953年出任台湾省主席，1954年至1958年又担任行政院长，1960年以哮喘宿疾于6月病逝，享年仅63。蒋介石总统所颁褒扬令中提道：
……赤祸再起，凡域弗宁，乃能不避艰难，以非常果敢之精神，排除阻难，为国家保存元气，以奠财经再造之基厥功尤伟。……
这里的“保存元气”，就是把央行的国库黄金银圆（银锭）及美钞运存台湾，奠定了新台币发行之足够的准备金，以及开创台湾的傲视全球经济成就的基础，为海峡两岸未来华人世纪拿出亮丽成绩的首发先行者。
总的来说，俞鸿钧对蒋介石应该是功劳不小，但到台湾后，由于某项不明原因他被列入蒋之“不愿为之祝寿者”（台北《传记文学》2007年9月号），更难堪的是，俞鸿钧与陈诚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蒋介石每年替陈做寿而过俞门不入。民国史里无公开资料显示蒋为何对他印象变坏，但《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9日记下：“……商业银行李馥生等之奸诈，余欲严惩，而俞鸿钧则畏缩因循不敢任怨，故愤怒频作……”此外，蒋1949年9月日记：“……鸿钧不愿就任中行总裁，不辞而离穗赴港不胜为之嗟异，顿感悲戚矣……”10月1日：“……乃今经儿赴港挽之同来……”10月3日：“……正午鸿钧与经儿由港回来私心为之大慰……”等到台湾局势稳定后，蒋对俞在最艰难时期不辞而别或难以忘怀。后文会提及，另外是否与央行黄金账目不明也有关？尤其是军费黄金的90万两，到了厦门经先父财务署同仁仔细一清点，竟然多出9万多两。先父一心只知涓滴归公，完全不懂其中深意（或许是上海商界的习惯，含一成佣金在内），还以为是央行糊涂。更糟糕的是，先父没领会到一番“好意”反而报告了蒋介石，如是因此而被列入“不愿为之祝寿者”，那么先父应该负部分“责任”。推想，蒋发现央行的“糊涂”恐不止军费黄金部分，如下文所述，第一批第二船次的黄金数，从公开的资料看就有两个数目（57万两与55万两相差近2万两）。第三批汤恩伯经手的20万两相差更大，另有40万两之说，更有甚者，1948年九十月里，用金圆券收兑民间黄金、银圆、外币的账册完全消失，而所公开的数目显然过低，这给了蒋介石可隐藏部分金银外汇作内战军费的机会。因而，央行黄金总账，时到今日都无法全部公布，只有不完整的收入与支出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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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中央银行档案沉海底？
据曾任台北央行发行局长（1990—1999）的钟光新在2008年11月告诉笔者，央行内部信息是，发行局的档案在1949年已沉入海底（按：此船即下文提及的“太平轮”，确有部分央行档案在1949年1月27日沉没）。但是否有关键档案则尚有商榷之处。何以见得？请看以下资料：
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条谕（1948年12月7日）［“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季刊》1989年第１期，第52页］：
照抄刘副总裁12月7日条陈
（一） 除业发局贵重物品已另行密饬办理外，其他重要公物及卷宗、账册，应尽一星期内运出。
（二） 先尽复员起至本年6月底止卷宗、账册运出，其余吨位，再装运复员前卷宗、账册，俟必要时，再装运六月以后卷宗、账册。
（三） 6月底以前可装运台湾，6月底以后者装运广州。中央银行秘书处密函（1948年12月11日）：关于疏散卷宗、账册技术方面，前经会商，拟定九项。
一、 木箱向事务科凭领物证洽领（一百只以上预先通知）。
二、 麦头（Matter，内容）由各单位自行缮写。
三、 尽于本月16日以前，将运送木箱确数，分别重要、次要两种，报秘书处，仍暂存各单位，俟装运时，再由秘书处派车前往。
四、 各单位自派押运员一人。
五、 各单位尽于16日以前，将押运员姓名通知秘书处事务科，以便由科召*洽，取得联系。
六、 各单位箱数应自开清单，自行加封，区行主管凭封点收。
七、 图书暂不装运。
八、 报表及预决算书由会计处单独装运，其余单位不必再运。
九、 自12月1日起，总行各单位主官如认为必要，得将重要文件抄副本寄区收存保管，其机密者，可加火漆密封，由区行原封保管。
经本处陈奉批：“可照办”。等因。相应函达，即希查照办理为荷。此致
梁局长必庭
秘书处处长张度（盖章）
关系来去文摘录
12月16日复秘书处本局应行装运卷宗、账册共87箱，并派周忠延前往。（发文5921）。
这里尽量全文引述，因为这是中央银行档案中有关金圆券发行后“搜刮”民间金银的记录关键所在。此处提及“业（物）发（行）局贵重物品已另行密饬办理外，其他重要公物及卷宗、账册，应尽一星期内运出。先尽复员起至本年6月底止卷宗、账册运出……”这里，发行局账册87箱，包括复员（1945年8月）至1948年6月的账本，就在运台湾途中随“太平轮”沉于海。随同没于海的，除了发行局账册外，还有物资57箱及秘书处的文件200余箱、会计处文件账册近300箱、国库局文件账册200多箱、业务局文件账册200多箱、人事处文件47箱及理监事会文卷各3箱，中央银行档案共约1200余箱都同为海水吞没。时在1949年1月27日，在舟山群岛白节山南，由上海去台湾的航道上与一货轮相撞沉没。“各单位自派押运员一人”，六处局共六位在“太平轮”上押运，1月27日海难，五位丧生。
但随“太平轮”沉于海不是最重要的部分。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后，以快速贬值的金圆券收购黄金、银元、外汇数量的账册最重要，应该运到广州（“6月底以前可装运台湾，6月底以后者装运广州”），应该没有沉入海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的应仅是部分，更完整的应在广州、重庆、成都或台北的央行内，除非在战乱时遗失或故意销毁，有待继续寻觅。
1954年4月，有位记者在台北访问俞鸿钧，曾问他中央银行运台湾黄金究竟价值多少？俞筹思后回答：“很难以清点决定。”（《美洲世界日报》2008年8月13日）台湾当时的立法院、监察院及台北地方法院等都曾调查，而都不了了之。最近逐渐浮现的《大溪档案》的电子档中，黄金的数字，除了一笔约60万两的秘密军费黄金（第三批）外，大致都有记录，包括先父在厦门的军费黄金，但没细账。外汇与银圆的资料尚缺。关于密藏的军费部分，先父因与央行的“军费草约”的规定，为蒋介石守密，背了黑锅。如此残缺不全的记录，自然无法让海峡两岸老百姓满意。
对国民党政府而言，俞先生是有功的；但对绝大多数因金圆券贬值而受害的中国人民来说，俞或有过。重要的是：将来如何将此金圆券的准备金（部分剩余的）回馈中华两岸，是一个严肃的课题！
吴嵩庆—1949年“预支”军费的负责人（1）
蒋介石对先父吴嵩庆为什么这样倚信？先父担任国民党军队财务军需署长达15年（1947—1962）之久，职位并不高，但是这段期间所管理的军费数目在国民党政府总预算中最高曾占三分之二以上。此外，在国民党政府最艰困的时期（1948—1949），中国国库大半资金也暂时由他与中央银行共同监管。前面已提过，蒋信任他，但他并非“内廷的亲信”，因为他做人有原则，不是一位可以颐指气使的下属，由于这点原则，曾“顶撞”过蒋（替蒋的政敌白崇禧的部队领过银圆，又“违旨运黄金”到广州），但蒋还是对他信任有加，只是蒋心知肚明先父不是一个会玩政治的人，从此摒他于高层权力圈外。肩上的两颗星，一直到退休，20年都没变过，眼见同僚（如严家淦，曾任蒋的副总统，后又“过渡”为“总统”）、下属越他而上，飞黄腾达，而他数十年如一日，只是本分地做他岗位上的事情，在日记里从未见任何怨言，只是自我鞭策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