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忙，他的家庭生活更少，尤其是1949年得到蒋总统的“托金”重任之后，更是忙得全国到处飞。曾计算过，在这年5月里，不到四个星期，他就乘坐了14次飞机。要知道，这些飞机都是“二战”的剩余物资，战乱中飞机保养更是不足，为了赶时间，只要加满了油就飞。在这之前两年，1946年12月24日一天就在上海摔下来三架民航机，不到一个月后在上海与重庆又掉下来三架，多半是天气与保养的问题。那时节飞机出意外的机会真是不低，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上了飞机就可呼呼大睡的，为了“公”就顾不了自己的安全了。
5月15日，他奉命飞上海，安排第四批黄金运台，次日碰到老上司周至柔（空军总司令）与蒋经国，在办这件公事时：周嘱速送眷赴台，因川沙（在上海市南面15里海边）已陷也，回告妻儿（作者是幼子，也在里面），均愿赴台，因托仲谋洽机，余赴央行洽事，一时半回，则室已空。因赶往机场送行，俟三时起飞后回。显然先父这次来沪跟提出央行最后这第四批金银作军费有关，也因为这一偶然的机会碰到了周总司令，使包括当时在上海念小学的笔者在内的部分家属才得以“脱离虎口”。先父“公尔忘私，国尔忘家”（王东原将军评父亲的话）也未免太过分了。以他当时总管军费、掌握实权的“通天”人物，安排家属“早离危地”，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竟然要周至柔去提醒，去催促他送家眷赴台，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上海是5月27日解放的。事后，父亲也觉得“……事之缘，信有之，如非此次偶然公差赴沪，则此次上海失守，眷必陷于彼矣！”（这是他5月28日于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广州记下的，同时也提到两周来他体重掉了11磅，并于前一日昏倒过。）
1949年12月7日是先父在国共内战期间在大陆的最后一日，以后他工作的重点就只在金马台澎了。
在台湾的工作（1）
1949年底，先父乘载台北运成都5万两黄金的回程机，带领几位共危难的同事，包括董德成、叶良光等，飞到台湾。这些人，从另一立场看，都是国民党最反动的顽固派了。事实上，他们都是奉公守法、勤勤恳恳的公务员。到了台湾，在两蒋的领导下，与台湾百姓齐心把台湾建设成令人称羡的“亚洲四小龙”之首。
1950年1月8日蒋介石日记：“朝课毕，见吴嵩庆研讨对军费总预算数目及筹备……”蒋总结大陆的失败，军人数目不核实、军需*是重要因素，改革军中财务任务就落在先父肩上。
1月21日先父日记：“上午随关部长（吉玉）、徐（董事长）柏园、严厅长（家淦）、任厅长（显群）及陈次长（良）于11时进谒总裁：1．一月份军费照给；2．军额减为80万人；3．军饷应直接发到官兵身上。”蒋又提核实部队人数，撤退来台湾的军人应在百万以上。
从1949年直到1962年，来台湾最初的13年，他还一直是担任财务署长。中间（1950年4月）出任军需署署长兼管经理署，总的还是管军费。蒋介石实在换不出别的可靠的人，而且知道他忠于职守，即使不升官也无怨言。笔者出国的那年（1964年），他届龄从军中退休，去当年台湾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唐荣）担任董事长。
刚到台湾，财务署实行补给到团，即点名发饷，立刻把大陆吃空缺的陋习从军中扫空。但先父同时发现：
各部队自大陆撤退以来，多多少少总有些亏空（垫付款），过去可寅吃卯粮；现在军费不再经过军师部，对过去亏空无法交代。我已向各部队查明，是项亏空共有104万元（新台币）。当时任君立刻起来报告：“吴署长所说的必是实情，为使部队长安心工作，此事必须予以解决，我负责筹款。”蒋“总统”（介石）即席指示照办。各部队长觉得这样痛快解决问题，非过去所能想象得到，大家欢声雷动，无不竭力拥护补给到团的核实政策，使国民党军队整顿收到预期的效果。
这位任君就是任显群，是位有担当的台湾省财政厅长，后来为追求京戏名旦顾正秋得罪了蒋经国，吃了不白的官司。1950年6月19日先父记下颇有意思的有关两颗台湾政坛新星的评语：“晨访任（显群）严（家淦）二君，任锋露、严稳狡，各有千秋”。看来先父还是比较欣赏锋芒毕露的任显群，能做实事，解决问题；而严则会玩政治。此当年台湾省先后财政厅长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任后锒镗入狱；而严则一帆风顺，“贵”至“*总统”，继蒋介石。人之一生命运为其性格所铸成，在此再得佐证。先父则觉，在人事应付间，自愧才不如二君。得蒋老先生赏识信任，一生唯以“廉洁”二字相报。
50年代先父又建立了给各部队发给特支费的制度。那时他每月在外面跑的时间多，分访各部队长征询意见。有一次到嘉义75军，晚间与叶军长、罗师长闲聊，叶说：“现在军长无法干了！”问何故？他说：“军长现在每月特支费为180元，可做什么用？从大陆撤退来的旧部，我们每人都很多，经常每月总有几个来找你；现在编制确定了，人事稳定了，不能随便补人。有人来找你，总要请吃一顿饭，送一些旅费。送少了不要，送多了又送不起，人家何从知道你做军长的苦处。昨天还有一个人来看我，我送他30元，他往地下一掷跑走了；你看气不气人？”他次日回到台北，适逢（“总统府”）财经会谈，就把这故事简单地报告了。当时任厅长立刻起来又支持他说：“吴署长说的对，部队长需要有一些特支费才能办事，我负责每月筹100万元，请他去分配。”蒋“总统”指示照办。当日，他即通告预算局将此特支费妥为分配，呈请核定后拨发，军长每月可分配3000元，又解决了军中一个难题。所以，当年在部队中，先父有“财神爷”之称。因为他经常去访问部队，解决其随时发生的困难。所以，补给到团能够彻底执行。不久，又补给到连，进而补给到个人。他回忆往事，在执行配合方面不能不怀念他老友任显群之贡献，任的功劳应是不可磨灭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在台湾的工作（2）
他同时要与美国顾问打交道。军需署共七位顾问，许廉夫中校（Lt。 ）为首席，是他对手，时常偕同出去访问部队。……许认为要提高部队士气，必须先使士兵吃得饱穿得暖。他提议士兵副食须增加每天黄豆二两、每月鱼肉各一斤，连同原有的油盐配给，方能足够营养；至于军服，第一年冬夏各发人字布服装各贰套，以资替换，并发棉背心加活动袖子一件，以后每年发冬夏服各一套。先父曾请示“总统”，蒋老先生说：“国民党军队军械要请美国人支持，至于吃穿应由我们自己想办法。”所以对许顾问所提的办法，原不想再予进行，但是许坚持非这样办不可，那时已做成计划，只等待先父签字，最后得到中美双方核定。他犹忆这一方案的经费，“占了那一年经援的大部分，但对当年国民党军队士气的提高，实有极大贡献。那时，要增加每月军肉鱼各一斤，供应七十万大军，实在不是一件易办的事”。（按：初抵台湾，经整编后的国民党军队人数，先父记下1950年3月31日总统府军事会议上曾提到的，空军82000人，海军43000人，陆军575000人，合计70万。而1月21日日记则为80万，两个月缩编了10万人。）
蒋介石不想要美国人涉入国民党军队补给太深有他的原因，美国人就是喜欢利用顾问补给，进而控制盟国的军队，然后以容易受它控制的军人发动政变，设立它心目中的“*”政权。美国在南朝鲜、南越都以给官兵发饷为饵，控制军队后，发动政变。50年代，美国早已想在台湾如法炮制，给国民党军队发饷，为蒋所拒。美国中情局中有些人素质不是很高，似乎像日本的浪人，更像是《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人，怎么是蒋介石的对手？何况当时他身边还有精明能干、饱经忧患的蒋经国。
这里又想起半世纪前的“5？24事件”。1957年刘自然少校被美军雷诺上士于近距离枪杀，2个月后美军判雷诺无罪。台北爆发群众暴动，美国“大使馆”及新闻处被侵入，据说是蒋经国指使，目的是搜取美国在台的情报活动，翻箱倒柜的过程中被监视器拍摄到。而所搜到的情资里，就有美国扶植*等证据。可以想见美国对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政一向有二心的。此事件就是蒋经国要显点颜色给美看。后来倒霉的是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他那时被内定为联勤总司令，已经开始做接任新职的准备。先父是联勤里最资深的，我们父子曾被邀请去他家，在台北宾馆斜对面，蛮宽敞的房子，陪着打羽毛球。结果，他当然是空欢喜一场，被撤职，连卫戍司令也当不成了。
在50年代军需补给、军饷等对台湾在大陆失败后，对军民心的安定颇为重要。此外，先父又筹设军中储蓄业务。此办法初拟设立“军友银行”，有很多人不赞成，拖了一年多，但由于蒋介石的坚定指示，方在1959年2月定案，成立“同袍储蓄会”，对于安定军心、提高士气起了很大作用，军中每人都受其惠。当时对“军友银行”的设立，反对最力的就是财经界的人，包括陈诚在内。部分原因是：先父与蒋经国是患难之交，不受陈诚支持，在意料之中。他的耿介廉洁，也是财经界人士所担心的。
1964年8月他从军中退役，当时蒋经国有三个工作让他选择：第一是农民银行总经理，其次是辅导会副主任委员，第三是亏负累累的唐荣钢铁公司。第一个工作应是最好，薪水最高，如为晚年家庭及个人健康（他有糖尿病）着想，退役下来，应该轻松点。董事长竺枝珊老先生是蒋介石的妹夫，竺已告诉父亲，再过两年他就退休，让出这农民银行董事长的位置给父亲，这本来是最好的抉择。我那时正准备出国，除了每月200美元的奖学金，自己身无分文，如前文所述，机票钱还是从先父向蒋经国借的1500美金里支出的。但他那“傻劲”又犯了，选了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到那“恶名昭彰”的唐荣。他曾回忆道：“但调职前消息早已传播，亲友闻讯都来规劝，绝对不可以去管这一烂摊子。后来竟成为事实，心中未免有无限感慨，特呈请正式自军中退役，以示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之意。”（按：同时他也拿“断”军中的退休金，全部一次领了新台币10万元，当时值美金2500元，就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退休金绝缘了。）
笔者当时也参加了这“规劝行列”，在忙着办出国手续之际，特别搭乘公交车远道从台北市“东门町”到石牌荣总去看他的糖尿病医生田可高大夫，希望他也帮忙劝阻。当然，这些功夫都是白费！从1964年他跳入了这“火坑”，到1976年再次以七五高龄退休，他对得起高雄人，对得起台湾老百姓，也对得起唐传宗（创始人唐荣的公子，据说还了他8000万），但对自己家毫无裨益。他在12年中，最初几年没拿薪金，去世后，才知道唐荣公司连个人寿险都没有替他买，也没有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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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荣耕耘12年
他接手时，唐荣全部资产亿新台币，而负债总额超过资产2000万（亿余元），利息负担沉重，每月债款利息300万元以上，每月亏损高达500万。他一面增资，一面处理闲置资产，接掌后不到半年就转亏为盈，增强了员工的工作信心。同时，他筹建新厂，第一就是建中兴钢铁厂，主要以发展当时仰赖大宗进口的高级钢材为要务。……厂的经费，系自日贷中拨300万美金，这要感谢当年经合会李国鼎先生的支援。至于台币配合款，是省政府周转金内流用，也要谢谢周厅长宏涛（省财政厅）先生的接济。第二为中兴合金钢厂，是奉令办理的，是1968年10月开始筹划，至1972年5月21日落成。所需美金360万系由日贷内配拨，台币款一亿六千余万由国防部项目指拨。此厂为国防部所有，由唐荣代建代管代营，现已拨并于台湾机械公司。我现保存一份上总统报告书，蒙批“复悉并嘉奖”。此合金钢厂，主要是制造炮管用的无缝钢管，是与日本三菱合作，据说当时曾有炮管外销到中东的盟国约旦。
同时，他也发起筹设“中国钢铁研究所”，并扩建台北的唐荣机械厂与铸机厂。与1964年比较，唐荣钢铁公司在他手中回生，由负债2000余万，到1975年底反而累积资金亿。钢锭产量由月产7000公吨，提高到万公吨。此外，炼钢电炉和轧钢机，也是除旧换新外，更大幅增加。1976年3月是他告别唐荣的时候，在海外看到新闻，他的继任人不到一两年已卷入某项弊案。国民党里的一些人还是没有从大陆的失败中学到教训，但至少有贪污嫌疑者被抓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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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小小的中共统战
在唐荣前后的二三十年中，先父除了钢铁工作以外，还热心于教会工作，曾任“基甸会”会长，负责“军官团契”；以及老人福利事业，曾任“世界资深公民协会”副主席（在副主席的竞选中击败美国的代表）。除了唐荣的公差以外，他常常代表台湾到海外访问，都是他分内的且与政治没什么相关的活动。
在海峡两岸尚未开放之前，大概是1973、1974年，笔者回台北探亲，有一天我俩在外散步，先父有些神秘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原来是留在大陆20多年无音讯的大哥的亲笔信，在那时候政府官员与大陆亲友私下通讯是犯台湾当局大忌的。他告诉我，前些时在东南亚旅行时香港一位沪江大学的老同学跟他联络，说是周恩来总理“向他致意，并希望他为两岸和平统一尽份力”。其实，周在1924年8月已由法返中国，父亲是1928年以后才去的，只可算是他的留法前期同学，两人并未在法国相遇或认识过。父亲告诉这位老同学，如果周真有诚意，可否让他大陆的三个儿子来香港见见面，就知道他们都还很好地活着。同时，他把一次泰国的行程临时缩短，提前赶到香港。见到了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