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哀愁浮起（14）
“也许可以说，弗兰克自创了一派。”莉莉曾经说。这指的是虚无主义、无政府思想、面对忧伤的嬉皮笑脸和微小的快乐、还有像昼夜交替般寻常，降临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中的低潮。弗兰克相信措手不及和晴天霹雳。他总是攻击又攻击、后退又后退，越过前一刻黑暗中满是死者的荒原，又在乍现的阳光里睁着眼笨拙地四下跌撞。
“他疯了。”莉莉说。她当然明白。
莉莉也疯了。她似乎把母亲和蛋蛋的死，看成对自己内在深处某些缺陷的惩罚，因此决心要改变自己，包括长大。
“至少长一点。”她黯然而坚定地说，弗兰妮和我十分担心。莉莉不像还会长大的样子，而那追求“长大”的死心眼令我们害怕。
“我也想改变，”我对弗兰妮说，“可是莉莉——我不知道。莉莉就是莉莉。”
“谁都知道。”弗兰妮说。
“除了她自己。”我说。
“一点不错。”弗兰妮说，“你又打算怎么改变？有比长大更好的办法吗？”
“没有。不会更好。”我说。我只是这个大梦小梦不断的家族中比较实际的一个罢了。我明白自己不可能“长大”，童年永远不会离我而去，我也不可能完全成熟——成熟到足以应付这世界；那该死的Welt，如同弗兰克所说。我明白自己改变不了什么。我能做的只是一些会让母亲高兴的事：例如不再骂脏话，改进曾让母亲烦心不已的措辞——于是我这么做了。
“你是说，以后不再说‘干’‘他妈的’‘鸡巴’，甚至‘去你的’？永远不说？”弗兰妮问我。
“对。”我说。
“甚至不说‘放屁’？”弗兰妮问。
“对。”我说。
“你放屁。”弗兰妮说。
“这很有意义。”弗兰克说。
“你狗屁到家。”弗兰妮用话激我。
“我觉得这么做很可贵，”莉莉说，“改变虽小，却很可贵。”
“他跟一群想打破世界重来的人住在一间二流妓院里，却不想说脏话。”弗兰妮说。“烂人，”她对我说，“你这可悲的呆子，一天到晚玩你那根鸡巴，想的都是女生的奶子，嘴上还想装好宝宝，是吗？”
“别这样，弗兰妮。”莉莉说。
“你这矮冬瓜。”弗兰妮说。莉莉哭了。
“我们应该团结，弗兰妮，”弗兰克说，“这样伤人没好处。”
“你这大变态。”弗兰妮对他说。
“那你呢？甜心？”苏西熊问弗兰妮，“你凭什么这么强？”
“我一点也不强，”弗兰妮说，“你这笨熊，不过是个没人要的女生，而且满脸痘痘，坑坑洞洞——所以你宁愿做熊不做人。你以为这样就强？当熊他妈的容易多了，是不是？”弗兰妮反问苏西：“替一个以为你很聪明的老瞎子做事——说不定他还以为你很漂亮。”弗兰妮说：“我不强，但是我聪明。我能面对这一切，而且还有余力。”她说：“如果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定能到手。”接着又加一句：“因为我能看清事情的真相。”弗兰妮说：“而你们，”她对我们说——包括可怜的流产小姐——“你们只会干等，希望局面改观。你以为爸不是这样吗？”她忽然问我。
“他活在未来。”莉莉呜咽着说。
“他跟弗洛伊德一样瞎了眼，”弗兰妮说，“要不就快瞎了。你们猜我打算怎么办？”她问我们：“我脏话照讲，想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我的武器。”她对我说。“如果我要长大，也得等自己准备妥当，时机成熟。”她对莉莉说。“我也绝不会像你那样，弗兰克，谁也不会像你。”她真心地补上一句。“我也不会宁可做熊不做人，”她对苏西说，“穿着愚蠢的熊装，汗流得跟猪一样，把作弄人当乐子，全都只因为你不自在，不喜欢做自己，可是我很自在，我喜欢我自己。”弗兰妮说。
08 哀愁浮起（15）
“你运气真好。”弗兰克说。
“对，你运气真好，弗兰妮。”莉莉说。
“长得漂亮又怎样？”苏西说，“还不是只母狗。”
“现在开始，我要担任母亲的角色，”弗兰妮说，“我要照顾你们这些家伙——你，你还有你，”弗兰妮说，指着弗兰克、莉莉和我。“妈走了，爱荷华巴布又不在，没人提醒你们看路，”弗兰妮说，“只好由我来，免得你们踩到大便——这就是我的工作。爸根本什么都不清楚。”弗兰妮说，我们点头——弗兰克、莉莉和我，甚至苏西熊也点头。我们都明白，父亲瞎了眼，要不就快瞎了。
“就算这样，我也不用你来照顾。”弗兰克对弗兰妮说，但他显然有点动摇。
莉莉走过去，把头搁在弗兰妮怀里哭起来——很舒服，我猜。弗兰妮当然知道我爱她——绝望地、而且爱得过火——因此我无需多做表示。
“唔，我可用不着一个十六岁的小鬼帮我。”苏西熊说。但这时她没戴头套，她把熊头放在熊爪上；那满面的疤痕、受伤的眼神和小小的嘴，显示她言不由衷。苏西把熊头又戴回去，那是她唯一的权威。
一脸严肃、满怀好意的流产小姐似乎找不到适当的字眼可说。“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怎么讲。”
“用德文讲看看。”弗兰克鼓励她。
“随便讲，讲出来就好。”弗兰妮说。
“嗯，”菲格波说，“那一段，很棒的那段，那个结局——我是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局。”她说。“继续，”弗兰妮说，“全讲出来。”
“嗯，”菲格波说，“我不知道，可是——不知怎么——那个结局令我很想去美国。我是说，这违反我的政治信仰——你们的国家——我也知道。可是那个结局——我不晓得为什么——实在美极了。让我看了好想去。我是说，这没有意义，可是我就是想去美国看看。”
“你想去美国？”弗兰妮说，“我还真宁愿没离开。”
“我们可以回去吗？弗兰妮？”莉莉问。
“这得问爸。”弗兰克说。
“乖乖。”弗兰妮说。我看得出她在想象那一幕，在父亲的大梦里引进一点现实，会有什么结果。
“你们的国家，请原谅我这么说，”另一个激进分子说——别人都直接叫他“阿贝特”＇ Arbeiter，德文的“工人”。
＇，“你们的国家是罪恶的巢穴。”阿贝特说，“请原谅我这么说。你们的国家是公司化生产的终极胜利，也就是说，整个国家都被公司的集体思考控制。这些公司毫无人性可言，因为没有一个人必须为自己行使的权力负责；公司就像一台以利润为能源和动力的电脑。美国是——请原谅我——世上最没有人道的国家，我认为。”
“你认个屁，”弗兰妮对阿贝特说，“狗屁不通的家伙，你自己说话才像电脑。”
“你的头脑就像汽车排挡，”弗兰克对阿贝特说，“四段变速——每个挡的速度都一成不变，还有倒挡。”
阿贝特瞪着我们看。他的英文有点拖泥带水——而他的头脑，后来我发现，差不多跟除草机一样聪明。
“也差不多跟除草机一样浪漫。”苏西熊说。没人喜欢阿贝特，甚至心肠软的流产小姐也一样。她的弱点——对激进派来说——就是太爱文学，尤其是浪漫的美国文学（“你主修那个什么，亲爱的？”史芳格总爱调侃她）。可是她对文学的喜爱却是一种力量——对我们孩子而言，那是她身上还没死绝的一点浪漫；至少，当时还没死绝。后来——上天原谅我——我却成了抹杀那一点浪漫的帮凶。
08 哀愁浮起（16）
“文学是给爱做梦的人看的。”老比利对可怜的“流产”说。这当然是激进派的老比利。妓女老比利喜欢做梦，她曾对弗兰克说，做梦是她唯一喜欢的事——还有那堆“纪念品”。
“念点经济学，亲爱的。”史芳格对菲格波说——怀孕小姐对流产小姐说。
“一个人能起多大作用，”阿贝特告诉我们，“跟全体人口中做决策的比例，有直接关系。”
“可以有力量做决策。”老比利纠正他。
“可以做有力量的决策。”阿贝特说——两个人像蜂鸟般，对同一朵花刺个不停。
“一堆狗屁。”弗兰妮说。阿贝特和老比利的英文都很烂，成天对他们说“见你的大头鬼”也无所谓，反正他们听不懂。虽然我发过誓不说脏话，但实在心痒难搔，只好听弗兰妮对他们开骂过过干瘾。
“美国必然会发生一场种族斗争，”阿贝特对我们说，“而且意义必然会被曲解。事实上，那将是一场阶级斗争。”
“阿贝特，你放屁的时候，”弗兰妮说，“动物园的海豹会停下来不游泳吗？”
另外两个激进分子很少加入我们的谈话。其中一个成天打字，一个则耗在东西关系论坛成员共有的一辆汽车上，六个人，正好坐满——车从来没好过，休想用来逃亡，我们想；要逃亡大概也不会用到，父亲想。在破车底下修个不停的技工是个脏兮兮的忧郁青年，身穿连身工作服，戴着巴士车掌的海蓝色帽子。他是工会的人，在玛丽亚海佛街的市公车处值夜勤，每天都摆着犯困的臭脸，一身工具叮当响。他的代号名副其实，叫做“史劳本史吕瑟”（Schraubenschlssel）——意思是“扳手”。弗兰克爱卖弄，绕着舌头发出“史劳本史吕瑟”的音，但弗兰妮、莉莉和我宁取译名，就叫他扳手。
“嗨，扳手，”弗兰妮对躺在车底下咒骂的技工说，“希望你脑子还算干净。”扳手不懂英文，我们所知他唯一的私事是，他曾经约过苏西。
“除了他，根本没人约我，”苏西说，“好个狗屁家伙。”
“好个狗屁家伙。”弗兰妮重复一遍。
“唔，其实他根本没看过我本来的样子。”苏西说。
“那他知道你是女的吗？”弗兰克说。
“老天，弗兰克。”弗兰妮说。
“唔，我只是好奇。”弗兰克说。
“扳手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我看得出来，”弗兰妮说。“别跟他出去，苏西。”弗兰妮对熊忠告。
“你开什么玩笑？”苏西说，“甜心，我不跟男人出去的。”
弗兰妮似乎不为所动，但我看得出弗兰克很不自在，想跟进话题，然后又放弃。
“苏西是个同性恋，弗兰妮。”我私下对弗兰妮说。
“她没这么说。”弗兰妮说。
“我猜她是。”我说。
“是又怎样？”弗兰妮，“弗兰克呢？HOMO一个，还不是好好的。”
“小心苏西，弗兰妮。”我说。
“你想我想得太多了，”她一说再说，“别管我，行不行？”弗兰妮问我。但这是我永远办不到的事。
“一切性行为都包含四或五种不同的性行为。”东西关系论坛的第六个成员告诉我们。这句话简直就是把弗洛伊德——另一个——拐了好几个弯的结果，我们只好求弗兰克再解释一遍，因为听完翻译还是不懂。
“他就这么说的，”弗兰克告诉我们，“任何一次性行为，都包括一堆其他的性行为。”
“有四五种？”弗兰妮问。
“我们和一个女人做爱时，”那人说，“同时也带着未来的自我和童年的自我。理所当然，也包括对方的未来和童年。”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08 哀愁浮起（17）
“理所当然？”弗兰克问。
“这么说，每次两人相干，等于一上就是四五个？”弗兰妮问道，“那不累死了？”
“性行为耗费的能量，是唯一无需社会补充的能量。”第六个激进分子用梦幻般的口吻对我们说。弗兰克费力地翻译道：“性行为的能量由我们自己补充。”那人看了看弗兰妮，仿佛他刚才说的是世上最玄奥的哲理。
“胡扯。”我悄悄对弗兰妮说，可是她心动的程度似乎超乎我想象。我恐怕她喜欢这个激进派。
他的名字叫恩斯特（Ernst），一个普通的名字。他不参与辩论，总是造一两个天外飞来、甚无意义的句子，静静地说完，然后继续打字。其他的激进分子傍晚离开弗氏旅馆后，都会到对街的莫瓦特咖啡屋消磨几个钟头——那是个光线昏暗的地方，有弹子台和飞镖靶，还有一群严肃的常客，总是喝茶或朗姆酒、下棋或看报。恩斯特很少跟同伙一起上莫瓦特咖啡屋。他只是写了又写。
尖叫安妮是最后一个回家的妓女，而恩斯特则是最后一个离开旅馆的激进派。就像她常和清早前来上班的激进派老比利擦身而过，尖叫安妮也常遇到终于停工的恩斯特。恩斯特有股超然世外的阴森感，每次和史芳格谈话，两人总是愈说愈小声，最后全变成耳语。
“恩斯特写些什么？”弗兰妮问苏西熊。
“黄色小说。”苏西说，“他也约我出去过，而且看过我。”我们听了，好一阵闷声不吭。
“哪种黄色小说？”弗兰妮谨慎地问道。
“你以为有几种，甜心？”苏西熊反问。“最烂的那种，”苏西说，“变态、暴力、堕落。”
“堕落？”莉莉问。
“你不能看，甜心。”苏西说。
“告诉我内容。”弗兰克说。
“太恶心了，说不出口。”苏西对弗兰克说，“你德文比我好，弗兰克——自个试吧！”
不幸的是，弗兰克果真试了——他把恩斯特的黄色小说翻译给我们听。后来我问弗兰克，他是否认为恩斯特的黄色小说是一切麻烦的开端——如果我们根本没理会他写什么，事态是否也照样会走下坡？不过弗兰克的信仰（或者说“反”信仰）早就替他决定了一切问题的答案。
“走下坡？”弗兰克说，“唔，那是必然的方向——我是说，其实都一样。如果不是黄色小说，也会是别的。重点是，我们注定了要往下滚。你几时听过什么往上滚了？让我们往下滚的不是什么实际的东西。”弗兰克说，随口拈来得令人瞪眼。
“这么看好了，”就在最近，弗兰克告诉我，“为何你仿佛耗了大半辈子，才变成个愚蠢的青少年？你还是小孩的时候，童年为何总是没完没了，仿佛整整占了这一趟的四分之三？而当这一切结束，孩子长大成人，现实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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