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等到一周的课程结束后，到那里喝完一瓶，就匆匆赶去北站搭火车回得瑞。
他尽可能多选课，以便早点毕业。这不是说他比别的哈佛学生聪明（老是比较老，聪明就未必了），只是因为很少跟朋友在一起。家里有怀孕的妻子和两个小宝宝，他根本没空交朋友，唯一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的职业棒球转播。就在世界大赛过后没几个月，父亲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
我在1942年3月出生，命名为约翰——跟着约翰·哈佛取的（至于弗兰妮为什么叫弗兰妮，大概是因为这名字跟在弗兰克后头蛮搭的）。母亲不仅忙着哺育我们，还得看护老迈的拉丁教授，外加帮巴布教练照顾上了年纪的厄尔，她也一样没空交朋友。
到了1942年夏末，战争已经波及所有的人，不再只是“欧洲那场战争”了。三七印第安虽然不耗油，但已不再用来代步，成了厄尔的熊窝。爱国热潮在各地校园里扩散。学生有特配的糖票，但大半的人都给了家里。短短三个月内，父亲在哈佛认识的人不是被征召，就是志愿入营。拉丁教授过世之后——没多久，外婆也在睡梦中随老伴而去——遗下的一小笔产业便由母亲继承。父亲申请提早入伍，在1943年春天前去受训，那年他二十三岁。
他离开了带着弗兰克、弗兰妮和我住在贝兹家的母亲，还有受托照料老厄尔的爱荷华巴布。
父亲写信回家说，训练内容就是破坏大西洋城的几家旅馆。他们每天刷洗木头地板，然后从木板道行军到沙丘上打靶。新兵使得附近的酒吧生意兴隆——不过父亲例外，他没去。人人戴着射击奖章去喝酒，虽然他们绝大多数都比父亲年轻，但那里没人管你几岁。酒吧里挤满华盛顿来的上班姑娘，大家都抽无滤嘴的香烟——除了父亲。
父亲说，那时大家老爱讲被派到海外前最后的“一夜风流”有多浪漫，但当然是吹牛的居多；不过父亲的倒是货真价实——和母亲，在新泽西一家旅馆里。幸好这一回母亲没怀孕，不必在弗兰克、弗兰妮和我之外再添负担。
父亲在大西洋城时，也到纽约北部一所旧私立高中去接受密码训练；接着被派到犹他州卡恩斯的沙努特，然后是乔治亚州的萨凡纳——他和厄尔曾在那里的老旅馆“狄索托”表演过；最后经过汉普顿路和启程港，父亲终于向“欧洲那场战争”出发，心下暗自希望能遇见弗洛伊德。他相信，留了三个种给妻子，自己一定能平安归来。
他被分发到意大利一个空军轰炸机基地，那里最大的危险就是被喝醉的人开枪打到、自己喝醉了开枪打人，或者掉进粪坑里——父亲认识的一位上校就碰过这种事，头上堆了几团屎之后才被救起来。此外仅有的危险就是染了淋病的意大利妓女。父亲不酒不色，所以安然度过二次大战。
01 那头叫缅因州的熊（21）
他搭乘海军的运输舰经过特里尼达，来到巴西——“像是说葡萄牙文的意大利”，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回美国时，患了惊吓症的C…47驾驶员贴着迈阿密最宽的一条大道低空飞行，父亲在半空中还认出了厄尔某次表演后呕吐的停车场。
母亲对战争的贡献——除了替母校汤普森女中的同学会做点秘书工作——就是接受护理训练。她参加了得瑞医院第二梯次的助理护士课程，每周轮值一次八小时的夜班，另外随时得递补正缺——因为人手总是不足，这是常有的事。她最乐意到妇产科和产房服务——她太了解在医院里生下孩子、却没有丈夫陪伴的感觉。这就是母亲的战时生活。
战后不久，父亲有次带巴布教练去波士顿芬威公园看职业橄榄球赛，到北站搭车回得瑞时遇到一位哈佛同窗。对方以六百元卖给他们一部1940年的雪佛兰四门轿车——比全新时还贵了些，但是车况良好，而且当时汽油便宜得出奇，一加仑大概只要两毛钱。父亲和巴布教练分摊保险费，于是我们家总算有了一部车。这样父亲在哈佛攻读学位时，母亲就可以带弗兰克、弗兰妮和我到新罕布什尔的海边玩。有一次爱荷华巴布载我们去白山，弗兰妮把弗兰克推进一个黄蜂窝，害他被蜇得好惨。
哈佛也不一样了，教室里人挤人，到处是新面孔。斯拉夫学系的学生宣称他们发明了美式伏特加，照俄国人的喝法，盛在高脚小玻璃杯里，冷冷的不掺东西——但父亲还是喝他的啤酒。他改念英国文学，为了要提早毕业。
这时看不到几个大乐团了；交际舞已经式微，很少人再当它是运动或娱乐。厄尔也老朽得不能再表演了。从空军退伍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父亲在乔登·马许百货公司的玩具部工作，而且又让母亲怀孕了：这回轮到莉莉。弗兰克、弗兰妮和我的名字都各有意义，但莉莉却没有——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她，也许一生都未能释怀。
父亲于1946年从哈佛毕业。得瑞中学刚换了位新校长，在哈佛教职员俱乐部跟父亲面谈过后，便给了父亲一个职位——英文老师、外加两门运动的教练——起薪2100元。也许是巴布教练说动校长这么做的。父亲那年二十六岁，他接受了得瑞的教职，但并不把它当做终生职业。这只不过意味着他终于可以和妻儿一起住在贝兹家的房子里，跟爱荷华巴布和老熊厄尔为邻。在他生命中这个阶段，梦想显然比学业更重要，说不定还胜过我们孩子；当然，更比二次大战重要得多。（“他哪个阶段还不都一样。”弗兰妮说。）
莉莉也在1946年出生：那时弗兰克六岁，弗兰妮五岁，我四岁。我们突然多了一个父亲——说真的，他就像头一次出现。过去他不是在战场，就是在读书，要不就带着厄尔到处跑。对我们来说，父亲根本是个陌生人。
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在1946年秋天带没去过缅因的我们到亚布纳海滨旅馆。对父母而言，这当然是一趟浪漫的朝圣之旅——纯粹为了怀旧。莉莉太小，厄尔太老，都不适合远行，但父亲坚持要带厄尔一起去。
“看在老天的份上，亚布纳也算是它的地方。”父亲对母亲说，“亚布纳没有缅因州，感觉就不对了！”
于是莉莉留下来让巴布教练带，母亲开着1940年的四门雪佛兰，带着弗兰克、弗兰妮和我，一大盒野餐，还有堆积如山的毯子。父亲发动了三七印第安：他骑车，厄尔坐侧座。我们就这样出发，在滨海公路上九弯十八拐地爬坡，速度慢得难以想象；当时离缅因快速道路落成还有好几年。光到布伦兹维克就花了好几个钟头，等越过巴斯又费了一小时。接下来，我们才看到肯尼贝克河出海口那波涛汹涌的淤青色海水、波芳堡、焦点湾边的渔家小屋——以及横在亚布纳路上的一条铁链。告示牌上写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01 那头叫缅因州的熊（22）
本季休业
亚布纳已经休了好几季的业。取下铁链，一行人往老旧的旅馆开去时，父亲大概已经心里有数。旅馆外表剥落得白若枯骨，建筑荒废不堪，四处都用木板钉了起来。视野可见的窗子，不是被砸烂就是射碎。十八洞的旗杆插在舞厅废墟外大门的地板隙缝间，褪了色的旗帜垂头丧气，仿佛象征着亚布纳这座围城已遭攻陷。
“耶稣基督。”父亲说。我们孩子在母亲身边挤作一团，抱怨不停。那里天气又冷、雾又浓，把我们都吓坏了。当初我们听说要去的是一家度假旅馆，假如旅馆就长这个样子，我们可不喜欢。网球场碎裂的黏土间大剌剌地站着一丛丛野草，槌球场的草地布满一种专在盐水边生长的沼泽植物，叶缘呈锯齿状，高及父亲的膝盖。弗兰克被一扇旧木门割到，痛得呜呜咽咽；弗兰妮吵着要父亲抱，我则贴着母亲的腿不放。得了关节炎的厄尔不肯离开摩托车，在口罩里呕吐起来。父亲一解下它的面罩，厄尔就在地下捡了个东西要吃——一个旧网球。父亲把球拿走，往海的方向抛得远远的。厄尔兴致勃勃想跑过去找，但没一会儿就忘了自己在做什么，干坐在那里盯着码头瞧。也许它根本什么也看不见。
旅馆的码头已经塌陷，船坞在战时被台风冲到海里去了。要把鱼梁一路架到焦点湾捕虾码头的渔人，只好将就用一下旧码头。有个看不清年龄的男人站在那里，拿着一把来福枪看守。他要射的是海豹——母亲远远望见带枪的人影吓了一跳，父亲不得不这么解释。海豹是缅因州渔业收成不佳的头号元凶，它们闯进鱼梁，把网里的鱼大啖一顿就跑。海豹吃掉大半的鱼，还连带破坏渔网，所以渔人一见海豹就开枪。
“弗洛伊德一定会说，这就是所谓‘大自然的低级法则’。”父亲说。他坚持要我们看看他和母亲住过的宿舍。
他们一定都很沮丧——我们孩子只觉得又害怕又不舒服——不过与其感伤一处豪华度假地的衰败，我想母亲一定更在意父亲目睹亚布纳没落至此的感受。“战争改变了一切。”
母亲说着，对我们习惯地耸耸肩。
“耶稣基督，”父亲不停地说。“想想这儿本来该有多热闹！”他喊道，“他们怎么搞砸的？因为不够‘民主’。”父亲对一头雾水的我们说：“你必须想办法维持一定的水准和品位，又不至于曲高和寡到破产。在亚布纳和汉普顿之间，总该有一条生存的妥协之道。耶稣基督！”他喊个不停：“耶稣基督。”
我们跟着他绕过破败的建筑和张牙舞爪的草丛，发现了乐队的旧巴士、工作人员的大卡车——上面装满了生锈的高尔夫球杆。它们都曾让弗洛伊德保养得好好的，现在再也不会动了。
“耶稣基督。”父亲说。
我们听见远处传来厄尔的呼唤。“呃！”它喊。接着我们听见两声来福枪响——来自远方的焦点湾码头。我想大家都知道被打中的不是海豹，而是厄尔。
“天啊，温！”母亲说着抱起我就跑，弗兰克跟着她激动地跑来跑去，父亲也抱着弗兰妮飞奔。
“缅因州！”他大喊。
“我打到一只熊！”码头上的男孩欢呼道，“我打到一只熊！”那男孩穿着软法兰绒衬衫和连身的粗棉布工作服，两个膝盖口都磨破了。他的红发给浪花溅得又硬又亮，白皙的脸上长了一片怪异的疹子，还有一口烂牙，看来只有十三四岁。“我打到一只熊！”他尖叫。他太兴奋了，海上的渔夫一定都奇怪他在叫个什么劲；马达声和海风太强，他们听不见。于是小船纷纷朝码头靠拢过来，渔夫们颠步上岸，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厄尔躺在码头上，大脑袋傍着一团涂了焦油的绳索，两条后腿瘫在身子下，一只前爪离一篮鱼饵只有几寸远。它眼睛早就不行了，八成把来福枪看成了父亲的钓竿；说不定还约莫记得曾在这个码头吃过不少鳕鱼。等它走近男孩，老熊鼻还能让它闻得到鱼饵。男孩一直盯着海面找海豹，无疑被突然出现的熊吓了一大跳。他射得很准——虽然以那么近的距离，谁都射得到——两枪都命中心脏。
“天，我不知道它是人养的，”拿着枪的男孩对母亲说，“我不知道它是宠物。”
“那当然。”母亲安慰他。
“对不起，先生。”男孩对父亲说，但是父亲听不见。他坐在码头上，把死熊的脑袋搁在他腿上，搂着厄尔的老脸哭了又哭。他当然不只为厄尔而哭，更为了亚布纳旅馆、弗洛伊德及1939年的夏天而哭。但是我们孩子只觉得不安——我们和厄尔相处得更久更熟，而父亲只是个陌生人。我们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个刚从战场和哈佛回来的男人，竟然抱着我们的老熊号啕大哭。我们年纪还小，并不真正了解厄尔，但是熊的存在感——它硬硬的毛、带着水果味的混浊气息、枯萎天竺葵般的体臭、还有那股尿骚味——在我们的记忆中，远比去世的拉丁教授和外婆来得更加鲜明。
我清清楚楚记得四岁时，亚布纳废墟下的码头这一幕。我由衷相信，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初的记忆——而非别人转述给我听、描绘给我看的二手经历。那位强壮温文的男士，就是终于回来和我们住在一起的父亲，他坐在那里抱着厄尔啜泣——在毁朽的码头上，下面是一片恶水。马达声轧轧响的小艇一艘艘靠过来。母亲拥着我们，就像父亲搂厄尔那么紧。
“那蠢小子好像打到谁家的狗了。”船上有人说。
码头的阶梯上来一个身着污黄色雨衣的老渔夫，花白胡子底下有一张斑驳的黑脸；湿靴子吱嘎响，身上的鱼腥味比厄尔爪边的鱼饵还浓。他上了年纪，应该在亚布纳还是大旅馆时就在这一带活跃了。这渔夫也是见过好日子的。
老渔夫看见死熊，便把挡风用的宽帽脱下，拿在硬如鱼叉的手上。“老天爷，”他敬畏地说，另一手揽住男孩簌簌发抖的肩膀，“老天爷，你杀了缅因州。”
02 第一家新罕布什尔旅馆（1）
第一家新罕布什尔旅馆是这么来的。得瑞中学发觉为了生存非收女生不可，于是汤普森女中没了生意，从没景气过的得瑞镇房地产市场忽然出现一片大而无当的产业，没人晓得该拿一座本是女校的大房子怎么办。
“烧了它，”母亲建议，“改建成公园。”
毕竟它已经有点像公园了——这是一块约有两公顷宽广的高地，位于得瑞镇荒废的中央地带。周遭的旧木板屋本是大家族群居之地，现在则分租给寡妇、鳏夫及得瑞中学的退休教师。了无生气的榆树林围绕着这群屋子，也围绕着巨大的四层楼砖造校舍。汤普森女中是以创办人艾瑟·汤普森命名的；她生前假扮成男人，担任得瑞圣公会的教区长（人称艾德华牧师，以藏匿教区内潜逃的奴隶闻名），直到死后才被发现。原是女儿身的真相虽然揭穿（她为马车换轮子时出了意外，当场压死），在她声名最盛时前去告解的几位男士倒是毫不惊奇。她不知怎么攒了一大笔钱，却没留分文给教会，全都用来办女校——“直到，”艾瑟·汤普森写道，“那讨人厌的男子中学非收女生不可。”
父亲一定也有同感，得瑞中学的确讨人厌。虽然我们孩子喜欢在学校的运动场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