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了，与同事打了招呼，回到家的心茹便认真地陪着女儿玩耍。紫嫣知道今天的含义，对妈妈格外地亲切，什么都留给心茹而不给其他人，就连一个黑芝麻小馒头，她都一直留到心茹吃早餐，尽管已经凉了，还是快乐地与妈妈一人一半分享。她嫩嫩的小手每次拉起心茹，都让心茹感到生命的重要，幸福在此时的含义是温暖与感动。 。 想看书来
心印 六（14）
由于上次乘飞机紫嫣的耳膜受不了飞机起降的舱压，大家决定让紫嫣坐火车的软卧回广东，用人阿秋来接紫嫣。女儿应坐K29次18∶19发往广州的车，将近16∶00，心茹、母亲、父亲、紫嫣、阿秋，大包小包，在青子先生商务车的承载下赶赴北京西站。天气异常寒冷，一出家门紫嫣的小脸就被冻得一块红一块白，一路上心茹都紧紧抱着紫嫣，紫嫣抱着心茹给她买的熊猫背包，爱不释手，并不时回头亲昵地对心茹微笑，好温馨。
高兴地在车站餐厅吃饭，紫嫣吃着叉烧包快乐地拉着妈妈的手随着餐厅的音乐踢腿扭身跳着迪斯科。没想到到了软卧候车室她却被严肃的人和昏暗的气氛吓坏了，吵着要出去玩，最后看室内的大屏幕播放卡通片才安静下来。就要上火车了，她也许感受到了一种分别的气氛，哭闹着下车走动，于是心茹和阿秋抱她下车溜达。很多次尝试让她再次上车，她都以要出去玩来拒绝，最后心茹一狠心不管她哭闹还是把她送上了车。心茹的父母不忍看到送别的难受悄悄躲到了柱子后面，心茹在软卧包厢门后看着她稍微安静后便下车从车窗外观望她。突然心茹发现紫嫣在挣扎地哭，虽然听不到声音，但直觉让心茹一阵揪心地疼。心茹快速回到软卧包厢门后，直到看着阿秋用各种她喜爱的东西将她哄得平静下来，并且开始有兴趣地摆弄起来。心茹忍不住用右手摸了她的后脑勺，就在紫嫣回头一看的时候，心茹躲开了，怕她看见不让走而哭闹。
火车就要启动了，心茹依依不舍地走下了这趟载着她的挚爱的车。月台上，心茹隔着高高的车窗，朦胧的纱帘，使劲踮起脚，甚至蹦跳着，拼命地看着女儿。阿秋在陪她用盒装的方便面玩搭天塔的游戏，她搭得好高，有两次还站起来了，让心茹清楚地看到了她。看着她和阿秋举起手，心茹知道她在说“我第一”。在火车开动前，心茹在车窗下更清晰地看到她在笑个不停，知道她在搞恶作剧，听不到声音但知道那一定是“咯咯”的笑。她感到了安慰，但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难过。
站台上送行的人几乎*了，只剩下这几个痴心不改的人和尽着职守的站务员。汽笛声响，车身猛烈震颤了一下。心茹下意识地摆动双手让她们看到自己，她拼命努力从下往上地挥动，示意阿秋将紫嫣抱起来让她再真切地看一眼，一时阿秋没有领悟，心茹着急了，拼命地挥动示意。阿秋终于明白了心茹的意思，在车厢中努力地举起了紫嫣。举起的刹那紫嫣在笑，举着她最喜欢的CICI果冻……瞬间的幸福与喜悦，穿透身心，心茹跟着车奔跑，向着挚爱挥手，最后留在心茹的视野中的，是紫嫣灿烂的笑脸……
紫嫣走了，心茹一时间无所适从，房子空了，静了，一种孤独从心底生起，剪不断，理还乱。养育的宝贝在她内心深处是何等的重要，这不同于爱情，付出的将是一生的责任和割舍不断的爱。
酒店的这个夜晚，心茹眼里含着回忆的感伤的泪花，她做出了决定：这次要带紫嫣回北京，而且搬到仔明给她们买的房子住。她要真正开始单身妈妈的生活，承担起教育女儿的义务。返京的飞机上依然还有那期有西儿内容的杂志，心茹记下了作者杨溢霖的博客地址。母女回到北京，阿秋也被心茹暂时借了过来。生活与工作兼顾虽然疲惫和艰难，但是心茹和紫嫣在阿秋的配合和照顾下很快开始了快乐的、自由的生活。
自从看过那本杂志后，心茹夜里有时会做一个相同的奇怪的梦：在一个宏大的土制的古堡，国王和王后坐在可以照到太阳的高处。国王身材高大，脸色棕褐，长发披到肩上，红色的披风，红色的帽子，威严地坐在那里。他的两只耳朵都挂着蓝宝石和一块大珊瑚，脖子上挂着一条用人的头骨做成的项链，右手持一个骷髅。他坐在一块深红色的绒布上，两腿交叉。国王身旁坐着婉约、美丽的王后，王后的长发上缠满了珊瑚和各种宝石，耳朵的配饰和穿戴几乎一样。国王对她百依百顺，但是王后眼里总有一丝哀怨和忧伤。清醒时的心茹心底也一阵阵忧伤、疼痛。
心印 七（1）
六月，李政君终于接到单位白底黑字红色公章的批准函，他被批准公派出国学习一年。
政君出生在北方，在北京的一个单位担任处长，又专又红的家庭出身背景，正经的国家公务员，地地道道的受马列主义教育的共产主义者。还有几年就奔五十岁的政君有着中年公务员特有的老成和历史沧桑感。
政君曾经有过不惑之年的感悟，他剖析着：我是北方人，我热恋家乡黑黝黝的土。我是北方的风，我是北国的冰岩，我执拗，我放纵，我热恋荒蒿盖地的原野。人性中的曲直善恶，无论怎样改造它、稀释它，也遮挡不住时代留给它的痕迹。
的确他和他的同龄人还有稍长的人苦过、累过。历史的原因让他们对六七十年代都太刻骨铭心了。政君总爱回到老家，叫上当年的知青哥儿们，酣畅淋漓地喝酒，倒在草坪上回味插队时累倒在田野里的感受。
这些人对于那个今天时常批判的年代始终恨不起来。他们永远感怀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主动要求加入农民队伍的一幕。那是个追求单一和趋同的年代，真理和正义表现得极其简单，就像年轻人要求入党，这几乎就是衡量“好人”、“坏人”的尺度。很多人入党时，还内疚地检讨着自己不够格做一名党员。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无数的青年在万人大会上宣誓：要做一辈子有文化的农民。政君回忆起当年的价值观，还跟友人开玩笑：如果时代就是这样发展下去，我想我会是一个好的村党支部书记。
随着“四人帮”被粉碎，谓之“十年浩劫”的年代退去了，从城市到乡村都迎来了思想解放的大潮。人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同时，也在清算极左思潮对个人的影响，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判断，重新选择。正是在这种转换之中，政君离开了生活三年的“知青户”，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
政君评判着：我是从“改造世界观”的年代步入社会的，我也就常能从自己身上找到过去的影子。现在，人们的确越活越聪明了，开始全心全意地“改造生活”，以至于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惜割掉自己这一点“旧尾巴”。但我总想，在判断事物的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时，不能超越时代的发展。
大学毕业后，政君有幸进入京城，品味着皇城气息，跟着时代脉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走到了中国版图画了粗线的各个区域。生活在不断改变，社会也变得如此“新潮”，政君承认改造自身真难。
城市的躁动和乡村的沉默都能在政君的性格中表现出来。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政君永远都想做一个正人君子，永远都想剖析和评判着什么，永远都有惊惶的回避和被刺痛的沉默。双重性格的交叉是一种内在的痛苦，社会的教育和内心的挣扎让政君给自己做着注解：对于做作，我厌恶至极；对于形式，也只是利用；对于生命，我守护真实的一面；对于功利，我看做是自己穿着合适的衣服；对于事物和人，我看重实质和真诚，因而我也常被肤浅和诚实所惑。可是今天我们不得不看到：很多时候，肤浅的事物充斥着人们的生活，而诚实却为世俗所难容。我们处在不断延续着的日子中，可能普通平淡，也可能奇特悦目……
这就是政君人生之路的铺垫。他切实地感受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深深铭记着中国的困苦经历。他记着自己穿着破棉鞋与母亲在冰冻三尺的冬天捡煤球的艰难，也记着他拿起砖头般笨重的“大哥大”手机打出第一个电话的兴奋。他挣扎在意识与思想的边缘，他生活在自欺欺人的状态中，他无奈地混沌下去，不想清醒，却又时时被刺痛。
心印 七（2）
这天早上一上班就拿到批准函的政君，松懈地倒在办公室的黑皮沙发上，把自己包裹在沙发的柔软中。白色的衬衫摊开在黑皮底色上，那么醒目透亮。政君的性格也是这般黑白分明，却又有所遮掩和隐蔽，如内心的挣扎，挑战两个极端。沙发的靠背上仰着他已经有了些许皱纹的略黑的脸，宽大的额头，高高的颧骨和鼻子，一副典型的官相。今天上班，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都是老样子，又走进了允许他一个人支配时间和空间的工作生活，虽然很乏味，但很安静，也是一种自在。每到对面同事出差的时候，政君就可以这样安然地在十平方米的屋子里让自己放松。走，他并不意外，他一直的愿望就是离开，只是真的要走了，总感觉有些泄气的落寞。快五十岁的人了，大把年龄拼了个年轻干部再培训，回来又能怎样？升职也没有年龄优势，回来后原来的位置还不知道被谁占了去，一堆的关系还不知道又变成了什么样。虽说只有一年，但对一辈子没出过国，去的又是大洋彼岸遥远国度的政君而言的确非同寻常。唉，毕竟自己目前这个县官不如现管的小位置还有些可以沾沾自喜的优势。政君有些后悔，但很快一个电话的打入又让他坚决起来。
政君从口袋里摸出了开着振动的手机，习惯性地先看号码的政君犹豫了一下，还是接听了妻子的电话。“老李，批了吗？该有消息了，抻了那么久，你们单位怎么回事？”冯莉又在那里催赶着了。“批了，刚看到批准函。你还有什么事？”政君不耐烦地问。“哦，批了？批了就行了。对了，什么时候走？”“十五天后。”政君简短地回答。“啊，说走还真挺快，干吗这么仓促？你们单位也真是的。”冯莉又开始抱怨。“这是全国的培训班，不是我们单位一家定的。你还有什么事？我要开会了。”政君还是要解释几句，总要维持一些夫妻的样子，实际上他用谎话已经是在极力克制对冯莉的无奈。“你下班接明明后，去超市买些酸奶和牛奶，家里没了。”冯莉理所当然地说。“知道了，我要开会了。”政君又抛出了这句话。那边的电话挂了，办公室又恢复了平静。
冯莉是一个让他这辈子不可言喻、无法摆脱的女人。当年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由于人生地不熟和工作的局限，随着年龄增大，他居然变成了大龄青年。父母、哥姐介绍的，也奇怪他都不满意，好不容易母亲介绍的一位他还看上眼的贤淑女同志，又因为个子比他高还是让他拒绝了。那时大龄青年的界限被定位为二十八岁，可不像今天的“王老五”这么吃香。最后他有些着急了，单位也把他这个骨干的个人问题当成了正经事，于是工会的大姐们开始给他物色人选。三个女人的照片摆到了他的眼前，各有特色，最终他选了冯莉。他记得当时选冯莉从理论上有几个原因，第一，冯莉的家在东北，与他的出生地很近，应该有共同的生活习惯和语言。第二，冯莉是姐姐，应该对家庭有责任心。第三，冯莉的家庭背景好，父亲是当地一个小官，家庭素养应该不错。第四，冯莉的学历高，也是大学毕业。第五，其实是政君最后落笔钦定的重要原因，就是冯莉比其他两个人漂亮。在没有完全开放的中国，男人们内心还是保留着唯美的虚荣，他们关注的焦点是面子上的“美”。他的固执和自我，让他忽略了母亲的警告：“去了解一下她的父母再做决定。娶老婆是一辈子的事，漂不漂亮不当事，对你好、能照顾你才娶对了门。”
心印 七（3）
政君让人羡慕的家庭背景、北京户口和优越的工作，让聪明的冯莉算着心思把握着，在三个月的交往中，表现得让政君基本满意，偶尔发现政君眼神不对时也能够调整到位。就这样一向在家里独来独往的政君通知组织宣告他们确定了正式的男女朋友关系。在那个时候，质朴、专一的婚姻态度，让机关的人基本上一旦对外确定恋爱关系，就等同于结婚。初次见到冯莉的父母，政君已经有了不好的感觉。冯莉的父亲在小县城里当一个邮局的小官，母亲是看食堂的。冯莉的父亲是个典型的“妻管严”，唯唯诺诺，什么事都向老婆汇报和商量。冯莉的母亲是个十足的爱出风头、爱占便宜和懒惰的女人。政君就奇怪，东北女人骨子里的直爽和豁达、勤劳与朴实，在冯莉的母亲身上几乎都看不到，东北男人的耿直和大老爷们的气势在冯莉的父亲身上也荡然无存。冯莉的弟弟简直跟她的父亲一模一样，而冯莉独有的，就是在达到目的前的聪明伪装。
但是从小受的教育使政君要恪守正直和坦诚，要说到做到，要负责任，要不将来冯莉怎么再找别人？对她影响不好，自己跟组织说吹了也不好意思。
简单的婚礼在机关分给他们的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中举行。婚后由于当时都流行从食堂打饭回家，满足了冯莉的惰性，更何况就是让冯莉下厨，她也做不出什么像样的菜。政君也忙，大部分时间是在单位食堂吃，而回家后家的杂乱让政君哑巴吃黄连，无可奈何。出于对女人和妻子的尊重，政君成了家务的主要承担者。他没有跟父母说。他的后悔怎么能够在婚后表现呢？这会让年迈的父母担心和难过，更会让一直一意孤行的执拗的他没有了面子。
没多久，冯莉就与政君的父母发生了冲突，冲突的原因是为了一袋小米。政君的母亲爱喝小米粥，政君的同学庆勇从老家送了一袋特供小米给政君的母亲，并打电话告诉了政君的父亲，小米放在政君家里，因为正好也有给政君带的东西，他时间不够就没有给老人送去。那天政君开会中午没回家，于是庆勇就交代给冯莉让政君给父母送过来。这个冯莉真是典型的她母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