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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祁门的胡氏家族，曾经成功地把武夷红茶移种成祁门红茶，并且把茶叶的种植与加工技术传授到了高加索与东南亚一带；湖南安化的茶叶工人，更是印度阿萨姆茶园的奠基人。
因为茶叶，陕甘与新疆的经济曾受到过毁灭性的打击，加上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使新疆的危局雪上加霜，最终导致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沦入俄国沙皇的版图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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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醉》后记（4）
可是，刚刚起草了个雏形，由于工作与生活的波折变动，只好放下了。
辗转曲折地来到了宁夏客居之后，随着素材的积累，对写书有了新的想法。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西北的文学圈以及西北的作家，对商贸类的东西不太感兴趣，很少有人愿意写这类的小说。
其实，在我们看来，西北人生活的精华，不完全在于荒凉与贫困，那只是表象的东西。西北有着丰厚的文学资源，那就是商贸素材。这个意思，我们已经在第一部小说《金羊毛》（２００３年１月，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里说过了。为了这个愿望，我们计划写作三个西北洋人的大买办，再现一个世纪前的西北商战风云。
因为《金羊毛》的出现，使《菊花醉》孕育在先，却出世在后。这也说明我们对这部小说寄予了更大的希望。
说到我们，是指我的合作者唐羽萱女士。可以说，尽管这三部曲（第三部已完成大纲）孕育在我，但若没有她的合作，是不可能问世的。
2002年7月，我们从武汉回来之后，我又去了一趟新疆，专门为修改《菊花醉》补充素材。故地重游，觉今是而昨非。乌鲁木齐火车站正在大拆大建，去喀什也有非常舒服的火车坐了。想起十几年前去南疆，一辆破旧的大巴，载着一车人与羊（维族老乡的），颠簸了三天才到，便大发了一通感慨。
五
我们要专门辟出一节来，对有关的先生与朋友表示感谢。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像好来坞的明星们在获得奥斯卡奖之后，也不能免俗地要念一通表扬稿。我们不知道别的作家是如何写作的，但我们清楚，自己的写作是离不开朋友与先生们的帮助与扶持的。
我们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深深地感到，写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无法做到绝对的私人化。如果谁硬要说自己就是私人化写作，那只能说明他是个圣人。
我们首先要感谢的，是《宁夏日报》社的欧阳勇先生，他多年来如一日，对我们的写作与生活始终给予了无私的支持与帮助。他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可以信任的朋友。正是从他身上，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美德和侠义。
其次，我们要感谢唐羽萱的六位同学与她们的先生。她们分别是：兰州邮电系统的职工保德花、乔瑞敏、王艳，以及她们的先生魏宏道、金再瑜、曾杰；乌鲁木齐电信系统的职工王丽萍、赵红、沈玉梅与她们的先生高建国、吴军、辛小年。
她们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但她们都具备着传统的美德。由于她们无私而又真挚的人情，使我的新疆之行充满了愉快和舒适。无论是来去经过的兰州，还是乌鲁木齐，都有专人接送，吃住都在她们的家里，陪伴游览名胜古迹，帮助寻找有关书籍资料。使我得以在兰州品尝马子禄的牛肉面、农家小院的百合饭、开着专车出兰州城去吃靖远马芳萍的羊羔肉、夜游四十里黄河风情线；在乌鲁木齐品维吾尔风味、赏维吾尔歌舞、在南山菊花台凭吊历史、追溯往昔。没有她们的帮助与接待，我不知道此次新疆之行会是什么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如此地顺利与方便。
喀什，是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对这块土地有一种莫名的迷恋。那股气息，那股风情，那股异域的感觉；那老城区高高的土楼、窄窄的小巷；那赶着驴车沿街叫卖瓜果与柴草的满面风尘的老汉；那围聚在一堆抢着用熟土豆块蘸着盐碟的巴郎子；那蒙着头巾的老年妇人；那长着美目的青春少女。都让我着迷。艾提尕尔清真寺静穆的尖顶，中亚国际大巴扎的喧嚷市声，都曾使我流连忘返；香妃墓与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作者）墓，塔什库尔干的公主堡与莎车的阿曼尼莎纪念馆，都曾使我心驰神荡。
张幸运兄并未来喀什火车站接我，使我有一点小小的意外。我们在这里要花点笔墨，描写一下他的生活。
这位老兄，既是一位幸运者，也是一位传奇者。他是陕西周至人氏，少年时因家庭出身，命途多蹇，读了几年书就被迫流浪他乡，辗转来到了南疆莎车县。这里也曾是叶尔羌王国的国都，伟大而美丽的王后阿曼尼莎就是在此生活过，并主持修订创作了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流浪少年张幸运是一个吸足了秦汉文化精华的关中子弟，靠着聪明好学，先是做了赤脚医生，接着做了南疆的蘑菇大王，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业上有了落脚点，爱情也开始收获，一位美丽的维吾尔姑娘成了他的新娘，而且，很快就诞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按照这条路走下去，我不知道幸运兄今日是否会成为金山之王。但他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去当记者，做“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喀什日报》社公开招考编辑记者，择优录取，他要尝尝当记者的滋味。
没有谁会相信他能够考上，这是一个笑话的素材。然而，他却考上了。一个有名的商人消失了，一个注定不会成为名记者的记者诞生了。
十六年前，正是他在寒冷的黎明，骑着摩托车把我送到返乡的长途汽车站。也正是他，曾经在《喀什日报》社的土坯房里陪伴我度过了近两百个多梦的夜晚。还是他，骑着借来的报社唯一的摩托车，载着我去班超的西域都护府遗址访古。那天遇上了沙尘暴，差点把我们埋在沙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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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醉》后记（5）
那时，我们青春。那时，我们风华。那时，我们冲动。那时，我们做梦。
可今日，千里来寻故地，只有潺潺流水，还有满目陌生。
幸运兄为何不来接站呢？
带着满腹狐疑，我按他电话里所指示的，花了一元五角钱坐了一辆中巴进城。在市中心人民公园前面的大十字广场下车，立在汽车站牌前等他。喀什噶尔夏日的骄阳，如漂亮女孩的怒火，让人爱恨交加。我孤独地立在站牌下，尽量躲在树荫里。大街上，几乎全是高鼻深目的维吾尔兄弟姐妹，满耳尽是听不懂的语言。我抬起头，就看见了广场上巍然屹立的毛主席塑像。他老人家满面严肃，高高扬起了一只巨大的手臂，在默默地注视着脚下的匆匆忙忙的人流。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他来了。尽管脸庞仍是旧时模式，可腹部已经高高地隆起，要与孕妇相媲美了。他不修边幅，上身穿一件白色短袖老头衫，有点破旧，下身穿了一条鱼白色的裤子。一个十足的中年人，有点疲惫，有点看穿，有点淡漠，有点疏懒。
没有想像中的热情，没有俗话说的激动，就好似昨晚我们还凑在一张桌子上搓麻将。他面带笑容，拉起了我的旅行箱，带我穿过阳光火辣的广场，在一家维吾尔老兄开的大排档坐下来，吃了几串烤肉，一盘拉条子。就继续拉起我的旅行箱，穿过一条充满中亚气味的小巷，回家。
他住在《喀什日报》的院子里，两室一厅的房子，没有装修。卫生间尤其简陋，窗户都开不利索了。室内家具稀少，且陈旧。我有点惊奇，这是这位关中能人的家么？
然而，这的确就是。他不但拥有这陋室，还又拥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位年轻的嫂嫂。（我开始有点怀疑他对国策的态度。后来我明白了他的遭遇，但事关隐私，这儿就不多说了）我没有看见那位一直在我记忆里的美丽的小女孩，忍不住问了一句，老兄顾左右而言他，我就再没有多问。
我们说话说到了晚上九点，阳光才慢慢地消失在喀什噶尔平原上，这儿与关内有两个小时的时差。
不过，他又拾起了发财梦。去年，他在城郊的疏附县租了三十亩地，种上了一种稀有果品。这种果子叫树酶，是结在树上的草酶，营养价值极高，新###一份儿。县里的领导与周围的维吾尔兄弟很支持他，盼望他能成功，以便带动全县的农业产业化。
幸运兄告诉我，2004年，他的果园就可以收获了。前三年，不但人力投入大，财力投入也让他焦头烂额。我听了以后，就明白他为什么不去火车站接我以及为何疲惫了。
我明白我未能免俗，十几年困居宁夏，使我的意志消沉，豪情泯灭。我变得有点敏感脆弱了。
在喀什的日子里，幸运兄又教给了我人生的哲学。生活不是做秀，不需要虚假的夸张和敷衍的累赘。在南疆的日子里，我的心是平静的，安宁的，没有旅者的惆怅、过客的匆忙，这一切都因有了幸运兄。他的陋室，他的粗茶，他的淡饭，他的安然，使我落地生根，住即是家。
幸运兄是有激情的，他的重新创业，他的飘香的梦想，他陪伴我去地区档案馆抄摘史料，他说起曾帮助朋友解脱大难。我都能感觉到深埋在他心底的火焰。
我们约好，等他的果园收获季节，我再进南疆。他要与我合作拍摄一部真正的纪录片，关于南疆的。
我曾经两度与人失约，这一次我想我不会了。
十六年前，我在凛冽的寒风里孤独地与幸运兄握手言别时，就曾立下誓言，我要把他写一写，可我一直未能兑现诺言。今日，趁此机会，我了结了这段心愿。
在喀什噶尔，我还要感谢一位朋友。她叫徐明，是南疆军区的一位军嫂，也是我在《淮北日报》时的同事，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联系。然而，世界很小，我们在南疆相遇了。她不顾身体有病，要陪我上昆仑山的劲头，让我又一次体会到了真情的宝贵。
喀什地区档案局的张建英与吐尼莎女士，为我们的查阅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正如盲人离不开手杖一样，写作历史小说，同样离不开有关资料的参考引用。这是别人的智慧与劳动，我们不敢掠美。
在《菊花醉》的写作中，先后参考引用的资料有：包尔汉著的《新疆五十年》；杜经国著的《左宗棠与新疆》；管守新等编著的《喀什风物志》；王嵘编著的《哈密风物志》；李耕耘编著的《伊犁风物志》；李春华主编的《新疆风物志》；自治区档案馆编著的《新疆与俄苏商业贸易档案史料》；吴蔼宸选辑的《历代西域诗》；谢彬著的《新疆游记》；扬哈斯本著的《帕米尔历险记》；刘逊等编著的《新疆两千年》；谢苗诺夫著的《天山游记》；殷晴主编的《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林治著的《神州问茶》；陈文怀著的《茶之趣》；俞永明主编的《说茶饮茶》以及《谁偷走了我们的茶叶》《中国西北开发史》等著作，在此我们向上述编著者们表示深深的谢意与尊敬。
作者 2006年4月
冇
唦
呯
暸
傢
泚
啰
鮰
瘮
唻
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