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正要反思的是，为什么采用同样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中国产生了更多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当然不是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本身有缺陷，而是因为我们拿国内生产总值挂帅的体制。激励经济学表明，当我们拥有多个相互冲突的目标，而只用一个指标来作为激励标准时，通常就会带来扭曲。计件工资能够提高效率，但对于一些行业就行不通。据说雇人采摘草莓时，不会完全将报酬与采摘量挂钩。因为采摘草莓时，用力稍大，草莓就会较快腐烂。同样道理，如果医生的工资完全取决于看多少个病人，那么误诊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国内生产总值在中国出现所谓的异化，根源正是在这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多重目标，而当前只拿产出量或物质财富来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就会出现为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而忽视甚至以牺牲其他目标为代价的种种做法，就像为了追求采摘量而捏坏草莓一样。
如果按现有体制非要用某个指标来挂帅的话，我觉得国内生产总值还是较好的选择。研究显示，国内生产总值与一个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国内生产总值不能代表一切，但它的确代表了很多。更重要的是，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完善，国内生产总值有了一整套科学严谨的核算体系，这一点别的指标难以比拟。幸福指数这个指标主观性很大，何谓幸福完全视个人感受而定。如果我们以幸福指数来统领我们的各项工作，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很多成果就不会出现。调查显示，农村居民的幸福指数一直高于城市居民，虽然城市居民享受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福利。现在很多人都会想着回到几十年前，那时候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渔谣牧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用幸福指数取代国内生产总值能否更幸福？（2）
实际上，人们已经开发出大量的指标来弥补国内生产总值的不足。我们有专门的碳排放指标，空气指数和水污染程度指标、森林覆盖率指标，以及在这些指标上综合而来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显然要比幸福指数要更加严谨可行。实际上，在挪威、美国等地，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联合国还专门开发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些都能够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补充。此外，衡量就业和收入分配的指标体系也是非常成熟完善的。
把这些指标综合起来并非难事，并且远比幸福指数科学合理。问题是，当一个指标过于“综合”之后，其作为激励考核的效率就会下降。如果说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综合性指标的话，当然希望这个指标是相对客观的、核算相对准确的，而幸福指数离这个标准相去甚远。
提倡用幸福指数替代国内生产总值的观点，有一个隐含的合理性，就是主张淡化综合指标的功能。因为如果启用幸福指数，我们将会没有一个权威的综合指标，也就不再有用谁来挂帅的问题。其合理性体现在，当前主要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导向确实没有必要，在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所谓挂帅的指标。之所以说是隐含的，是因为提议者并没有提到要淡化挂帅的重要性，只不过是要改变挂帅的指标。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探索变革自上而下考核政绩的传统方式，更多地以自下而上的意见来评价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官员的政绩。对此，有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途径可以尝试。就用手投票而言，应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改善代表委员与老百姓的沟通。甚至可以考虑直接提供平台表达每个人的意见，现在电话、网络这么发达，绝大多数老百姓完全可以实现自己意见的表达，每年对市政结果搞一次民意打分是可以尝试的。用脚投票是指要素的流动。当前资本的跨地区流动相对通畅，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工厂搬迁，投资设厂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此外，随着户籍改革的推进，人口迁移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人们对各地政府及其政策的意见表达。从长期来看，这些方面力量将会逐步强化，并改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依赖。因为老百姓的意见和资本人口的流动并不完全是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导向的，这就要求政府关心其他方面。
总之，幸福指数这个指标显然不适合作为综合指标，它缺乏客观标准和可操作性。综合指标在当前的中国显得如此重要，一旦选择不当将会带来严重后果。民间编制一下幸福指数做个参照还可以，上升到官方层面则不可取。当前国内生产总值挂帅的体制当然需要改变，但指望幸福指数就于事无补。在短期，我们可以尝试补充更多的辅助指标，来减少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依赖；在长期，我们更应该让民意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自己是否幸福。
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公平： 一项经济调查的启示
据说，在中国访问的诺贝尔奖金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得知将被安排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时，为了对可能涉及到的问题有所准备，这位对中国不甚了解的宏观经济理论大师决定事先向中国的同行们询问一些基本情况。“中国的高增长率近期平稳吗？”卢卡斯问道。当他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又问，“中国通货膨胀严重吗？”中国经济学家又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不严重”。卢卡斯想了片刻： 那中国的问题是什么？
是啊，如果仅仅从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这两大度量宏观经济健康状况的核心指标看，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高增长、低通涨”的黄金搭档足以让许多国家的宏观调控当局艳羡不已。
伟人有言，风物常宜放眼量。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远非短期的完美表现可以概括。经济史一再告诉我们： 停滞会摧毁经济增长，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可以埋葬增长本身。显然，对中国而言，后一种风险要大得多。
笼统地说，经济停滞会带来绝对贫困的威胁，而高增长的潜在危机则是出现“丰裕中的贫困”的可能性。最近，收入差距问题受到全国上下高度关注，一些改革政策陆续出台，更根本性的举措尚在酝酿之中。然而问题在于，持续一段时间以来要求对改革进行深刻反思的呼声表明，如何确定根本的改革方向仍然是一个远未达成共识的课题。
所有的问题似乎聚焦在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差距的关系上。以市场为导向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等，让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与此对应，很多人指出改革中问题的根源在于改革的不彻底。笔者在这里想为后一观点提供一些切实的证据。
笔者注意到，2005年12月1日的《社会科学报》第二版刊发了一篇题为《农民工的工作与生存状况——来自十城市的调查》的调查报告。它是由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就农民工问题在湖南、浙江和黑龙江三省的九个城市以及天津市进行调查所形成的报告。其中有一个调查项目是农民工的收入情况，附加的对比调查是城市居民的收入状况。现摘录结果如下：
1。 农民工（有效回答764人）：
500元以下80人，占；500—600元144人，占；601—800元189人，占；801—1000元155人，占；1001—1200元80人，占；1200元以上98人，占。
2。 城市居民（有效回答755人）：
500元以下152人，占；500—600元48人，占；601—800元119人，占；801—1000元109人，占；1001—1200元64人，占；1200元以上263人，占。
仔细观察，这其中包含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农民工的收入主要在500—1000元之间，占。呈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布。城市居民的收入主要集中在最低档与最高档，占，中间几档则占。呈两头大、中间小的收入分化型分布。
为什么两个人群的收入分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不同呢？这里给出的一个初步解释是，市场化可能会带来更加公平的收入结果，而体制因素则会拉大收入差距。
我们知道，在双轨并存的转轨经济中，中国城市中的就业部门可以分为体制内部门和体制外（市场化）部门。一方面，农民工完全在体制外部门就业。原因是，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是一种市场化行为，并且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也是在市场部门就业。因而可以说，农民工的收入分布直接地反映了市场分配的结果，而这个结果通常是因为能力和机会的分布是一种接近正态的分布。调查中发现结果正是这种较为公正的橄榄型收入分配。
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同时在体制内和市场化部门就业。显然，在一些垄断部门和容易滋生腐败的部门，以及一些分配体制改革滞后的正规就业部门，农民工是难以进入的，而被调查的城市居民则有一部分参与其中。在市场化部门，如果劳动力的素质一样，那么随行就市的结果是，无论是城市居民的收入还是农民工的工资就应该获得同等的报酬。这样看来，城市居民比农民工收入差距更大的原因正是体制造成的。也就是说，体制因素是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把调查中发现的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超过农民工的部分完全归结为体制因素也有些鲁莽。因为农民工的条件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他们没有多少人力资本，都是从事简单劳动，年龄也基本是青壮年。城市居民则不同，他们在教育和所从事的部门等一些方面差异较大，这些是与体制因素无关的，并且同样也是造成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大于农民工的原因。
即便考虑到这一点，体制因素也是不能抹煞的。在个人收入分配上是这样，在当前最为关注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上也是这样。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体制和地区分割这两个体制障碍是造成两个差距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按照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要素收入均等化原理，如果完全由市场因素决定，同等质量的劳动力就会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获得等同的报酬，差距就不可能这么惊人。
如果上述解释是可信的，那么就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市场化改革可能是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途径而不是加剧分化的诱因。另外，区分市场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和体制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政策含义。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体制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均既有损于公平，但也无益于效率。摒弃这些造成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体制因素能够改进整体福利，也是改革的题中之意。困难在于，虽然整体福利会因此而提升，但既得利益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这也正是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为何阻力重重的原因。
无论如何，认识上的正本清源是我们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前提。
当心政府的企业家精神（1）
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为了在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中胜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经营城市等硬件投资上有着惊人的兴趣。这种为经济增长而展开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缔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奇迹。然而，当一个政府主要被企业家精神所支配时，它也极有可能是一个不称职的政府。经济学一再强调，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本文旨在对地方政府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表现和危害，以及当下为了让政府行为归回正位而进行的努力做一点初步讨论。
‖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政府‖
差不多六年前，国际知名投行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把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放在了一起，生造了一个词汇“BRICs”，它的发音与英文“砖块”（Brick）类似。现如今，关于“金砖四国”（BRICs）的话题在世界范围内都炙手可热。“金砖四国”包括了世界上正在谋求崛起的四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大国不同于小国，大有大的好处，大也有大的难处——大国需要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泰斗张培刚教授在《新发展经济学》一书中把大国发展的难题归为以下五方面： 第一，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的重大影响；第二，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第三，区域经济的不平衡；第四，农业落后与工业协调发展的矛盾；第五，内源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
我们还可以为“金砖四国”找出很多共同点，但不太被人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它们都实行了分权治理模式。“分而治之”几乎成了所有大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从这个角度上说，大国发展道路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必须架构一个良好的政府治理模式，以保证地方政府发挥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实际上，正是地方政府行为取向是大国经济增长绩效差异的根由，并将中国和俄罗斯、印度的分权区分开来。在一次印度之行后，北京大学的姚洋教授近日在《南方周末》上连载发表了《印度随想》，深感印度分权体制中的“泛政治化”、拉取选票和复杂的民主过程耗费了公共部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幸运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却有着罕见的兴趣。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虽然起源于中央政府根本理念的转变（倡导改革开放），但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成功地帮助地方政府完成了向增长型政府的转变。近10年研究文献的共识是，中国作为财政联邦主义国家的事实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反对甚至取消市场、过度管制的立场非常坚定，并持续很长时间，那么，是什么让中国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得以转变的呢？而又是什么使得这一转变得可以置信呢？
中国的策略就是分权，把经济决策权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农民，也下放给地方。然而，分权并不必然带来增长。同样依赖分权治理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绩效可以极为迥异： 有的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如瑞士和美国），而有的则是较穷的国家（如阿根廷和巴西）；中国由此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