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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民主还是民族主义？
如果用这些原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作为标准，那么中国目前所谓的民族主义，都是不够格的。即使被称为极端民族主义的那些言论、行为，大多也是不够格的。网络民族主义尽管有〃排外〃的外表，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更类似于一种草根民主，而不是民族主义。〃愤青〃不只是指这些〃民族主义者〃在年龄上是青年或者其参与者的主体是青年，而且，还指他们在情绪上处在国家成长时期个体身份不确定所带来的焦虑，一种属于青年期才有的那种焦虑情感。
批评网络民族主义的学者，往往对于他们的草根性注意不够。对于他们的行为所蕴含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注意不够。实际上，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包含着公民权认同的成分。而批评他们的人，反而带有国家主义的内在视角。其次，作为网络写作者和网络活动的组织者，他们的身份认同具有拒斥性认同的性质。他们标新立异，他们活跃于大众沉睡后的深夜，象〃地下群体〃一样挥起语言利刃，对他们不满的一切〃乱刀砍去〃，他们不讲大道理，不使用温文尔雅的词汇，他们用这些鲜明的色彩，把自己与其他人区隔开来。在网络社区里，〃我们〃获得了新的含义。
当然，他们被视做〃民族主义者〃，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们确实是〃反日〃、〃反美〃，在他们排外的背后，所诉求的，乃是〃中国人〃这族群身份。对〃我们中国〃的张扬，使他们看起来确实是民族主义者。在他们这样标榜中国属性的同时，对于身边发生的、对于历史上存在的、对于同世界潮流相违的种种不好的东西，则不闻不问。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言，这种倒退性的身份认同，包含着与民族主义原生形态的巨大背离。〃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概念。当他们坚执于〃我们中国〃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样，他们便面临着一种内在的困境，他们与中国一般学者们面临的困境一样，对很多不满的抗议，最后却仍然诉诸于国家力量来解决。网络民族主义者觉得自己是在帮助政府，是为了民族的利益，但是，他们却只能呆在〃地下〃、冒着政治风险从事〃帮助政府〃的活动。
可以说，网络民族主义面临着严重的身份问题。他们经常性的躁进、激烈，与这种身份的无法明确界定相关。他们的焦虑是一种身份焦虑。而身份的焦虑，就是认同的焦虑。当无法认同或者说认同受挫的时候，焦虑就生成了。这种焦虑最后总是向着〃中国人〃趋归，而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缓解焦虑，反而使焦虑变得更加强烈。当然需要指出，焦虑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情绪，其中还包含着积极的生产性的趋向。但是，这种焦虑由于从认同受挫或自我矛盾而起，由于没有合适的出口，导致他们经常面临荒谬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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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珠海买春事件
日本人珠海买春事件：〃抗日英雄〃的心理螺旋
２００３年，对于这些网络民族主义者来说，一个让他们陷于荒谬境地的事件，是日本人〃珠海买春〃。这件事发生在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６日的珠海。日本一家公司的职员在下榻的珠海国际大酒店集体召妓，为数达５００名。这一丑行经媒体曝光后，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公司的这些人的行为是荒唐的、丑陋的，道德上是需要谴责的，其行为也触犯了中国的法律。但是，这一事件所引起的反响，显然是放大了。有些人的反应是把这一事件视作〃日本人〃对〃中华民族〃的〃新侵略〃。在对这一事件样的评论中，存在着几种螺旋运动。
其一是简化的螺旋：首先，日本某株式会社的职员，被简化成了〃日本人〃；其次，中国珠海的妓女被简化成了〃中国人〃。
其二是错位想象的螺旋：首先，日本某公司的职员被想象为日本侵略者；其次，嫖妓行为被想象成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攻击和侵犯，是一种文化强暴、心理强暴；第三，珠海的妓女被想象为中国〃姑娘〃，一位主持人就此事采访时干脆就把买春事件说成是〃为了玩中国姑娘〃。
其三是时空倒错螺旋：首先，９月１６日与９月１８日〃国耻日〃等同了，不少新闻都把〃国耻日〃放到了标题中；其次，把发生在当下的事件与发生在７０多年前的日本侵华战争联系起来，买春行为变成了〃对其侵略历史的公然炫耀〃。
经由这样的螺旋运动，一件嫖娼事件就与身份认同连接起来了：这次珠海买春事件，就获得了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相等的意义；抨击买春的行为就与当年的〃抗日〃建立起了联系。抨击日本某公司职员珠海买春就因此成为捍卫〃中国人〃身份、捍卫〃中华民族〃身份的〃英雄〃壮举，这一切，当然都是在想象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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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又是日本？
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假如说９月１６日在珠海买春的人不是日本人，而是美国人、欧洲人或俄罗斯人，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我想，反应大概不会如此激烈。而恰恰是日本人的买春行为引起了强烈的情绪波动，成为情绪发泄的对象，自然不是偶然的。
日本在２００３年中，一直处于中国舆论纷争旋涡的中心。其间的原因，自然与日本国内不断出现的右翼言行相关，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参拜靖国神社等等，一再引来中国舆论做出反击。但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日本问题上中国的舆论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和理性？为什么越来越急躁和经不起风浪？近年来，两国舆论呈现出明显的互动性。日本民间或官方批评中国的言论或行为，都会在中国引起反应，中国国内任何针对日本的言论或行为，也同样引起日本方面的反弹。舆论螺旋呈现出上升趋势，其势头的回落似乎只是靠时间的自然磨损，然后是下一个高潮的来临。给人的印象是：两国舆论越来越经不住事儿。而如果分析一下导致批评螺旋上升的事件，便发现，这些事情基本上都与〃历史问题〃相关。
解答这些问题，应当考虑一个背景，那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因崛起在中日两国国民中引起的心理和情绪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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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力无法反映结构锁定
第六章 力量难题
前苏联样本：综合国力无法反映结构锁定
受时间和非线性等因素的制约，综合国力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各种力量的加总或函数，也就是说，并不是国力的综合。与加总或函数比起来，结构同样重要。力量的不同排列、布局，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前苏联和美国，从力量综合来看，并不相上下，前苏联甚至还要强于美国，但是，竞争中却败于美国，原因何在呢？我想是出在结构差别上了。前苏联的力量布局是严重不平衡的，其结构特征是党－国体制。力量的不同配置，造成了系统的巨大差异，而综合的办法所反映的只是系统的平均状态，却不能反映这种结构差异。前苏联的力量完全是依据党－国体制所指定的方向进行综合的。一般认为，这一方向就是与美国竞争全球霸权，这一方向被赋予了与敌视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斗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而制度全部的优越性、合法性，最后都建立在前苏联军事力量之上。前苏联的综合国力，都向着拥有多少飞机、坦克、导弹、核武器和多少个师方面综合。最终要消灭敌人的斗争意识形态强化了这种综合，以至于使冷静的、理性的计算以及严肃的反思变得不可能。前苏联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在回顾前苏联外交时，指出了前苏联的这种向着军事力量综合本国国力的倾向。他说，苏联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沉浸在许多神话和意识形态之中，〃不要认为，这些神话和意识形态只是用来喂老百姓的，而'高级神父'吃的完全是另一种食品，以为他们是在只有他看得到的一些更高利益的基础上冷静和理性地估量政策的。〃〃他们的思维充斥着意识形态和由意识形态产生的神话，他们长期相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西方是生来不可调和地敌视我们的，这种敌视是对我们的主要军事威胁。〃前苏联领导阶层对军事力量的迷信成为主导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神话，他们相信可以用军事力量保证安全并解决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的政治问题。
前苏联解体后，阿尔巴托夫在总结教训时说：〃最后，我们已开始懂得了，外交政策的真正任务不是去征服别人或建立帝国，而是去创造永恒的条件，以使得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能不仅集中力量和资源，也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它的实际问题，去关心经济和社会问题，去发展文化、科学、教育、卫生健康和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改善生活福利。〃８阿尔巴托夫这段话精辟地描述了前苏联力量结构的失衡。前苏联是围绕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确立经济、社会结构的，军事工业拥有压倒性的优先地位。前苏联国内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技术设备、原材料都要优先满足军事工业的需要，民用产品都要为这一需要让路。这一需要塑造了一个畸形的经济结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前苏联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之比为２∶２∶６。到前苏联解体前的１９９０年，前苏联的经济规模只为美国的４０％，但是在军事力量上，却维持了与美国大体相当的水平，前苏联有这样的业绩，要〃归功于〃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有学者计算说，前苏联差不多把全国７０％～８０％的工业能力都用于了军事生产。
阿尔巴托夫从外交角度对前苏联力量结构失衡的反思说明了，对一个国家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是力量结构的僵化。一旦力量朝着一个方向形成结构，各种要素便形成相互支持的系统，要素之间彼此强化，使结构锁定在特定的方向上。
有一条著名的箴言告诫政治家：人类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最大的敌人，是时间。对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所考虑的，不应只是力量的积累，更应当是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历史上，许多在一定时期积聚起巨大力量的国家，不久之后，便陷于了瓦解或长期萧条，其间的缘由就是不明白真正的成功乃在于可持续性。前苏联的败亡并不是前苏联领导人不重视提高综合国力，而在于国力的综合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在于系统长期追求稳定所形成的分利集团，一味地根据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综合国家力量。在于统治者对于国内结构变化缺乏敏感性，日常发生着的细小突变被忽视了。这就最终导致了系统出现革命性突变。前苏联败亡的教训是，领导集团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国家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这一点，缺乏认识，反而认为自己通过国力的积累，就可以控制住时间。
〃反全球化国际〃向中国集结
第七章 北京朝圣？
〃反全球化国际〃向中国集结 把〃华盛顿共识〃视为美国政治强权的全球化扩张，是一股国际思潮。姑且把这股思潮或运动称做〃反全球化国际〃。在经济学家中，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批判者，也是这一思潮的一部分。在中国，〃华盛顿共识〃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好名誉。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组织了〃新自由主义（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研究〃课题组，这个课题组历时８个多月完成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论文集《新自由主义评析》这样描述〃华盛顿共识〃：１９９０年〃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新自由主义更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他们给出的建议是：中国要警惕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华盛顿共识〃设下的世界〃一体化〃陷阱。这些看法在各个国家的首都，都有不少的信奉者。
这些看法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设在华盛顿和纽约的世界性组织，是二战后国际体制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战后国际体系的基础。作为强势的经济体，它们在思想市场中处在垄断地位。对这一体制不满的人，总是设想用新的体制代替这一体制，打破它们的垄断。但历史不免让这些人失望。他们寄予厚望的体制，在世界体制市场的竞争中，表现并不好。拉美曾经尝试过一些体制，前苏联集团也尝试过一些体制，印度、中国也尝试过一些体制，东亚那些曾经创造了奇迹的国家和地区也尝试过一些体制，但是，进入９０年代后，这些体制纷纷崩溃或陷于危机。但是，反〃华盛顿共识〃的人不是把陷于危机的体制视做是本国试验的失败，而是视做华盛顿的失败，本来，这些实验都是为了探索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指出的道路的。他们不是把失败视做自己的制度的失败，而是看做别人制度的失败。他们不去检讨因为国内利益集团的贪婪、颟顸一再延误改革进程，而是责怪某个〃共识〃。正如在１９９８年印尼危机期间，一些集团不去谴责苏哈托及其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愚蠢，而是对前来救助的国际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的〃姿势〃愤愤不平（当苏哈托与ＩＭＦ签署文件时，康德苏两条胳臂交叉着放在胸前，俯身看着正在签字的苏哈托，这一姿势成了ＩＭＦ傲慢的标志。），并把印尼危机的原因，全算在这个组织身上。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埃内斯托·塞迪略在评论拉丁美洲的经济体一再出现危机时也指出，在拉美，一场危机引发改革从而立即带来了成效，但是这些成效不久便导致人们自鸣得意，最终再次引发危机。而拉丁美洲的政治家们将该地区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改革，而不是改革不彻底。此外，他们还乐于将自身的经济不景气归咎于外来者。
在这里提出的背景下看，〃北京共识〃提出的〃让中国思想走向世界〃，反映了国际反全球化力量向着中国集结的倾向。〃北京共识〃试图为实现这种集结架起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