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试图为实现这种集结架起一座桥梁。在这个设计中，中国被赋予了〃反西方〃、〃反全球化〃、〃反全球秩序〃中心的地位。这是需要警惕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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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总是不够用：革命与改革赛跑
近代帝国转型失败后，中国尝试着建立了一套宪政体制，开始了宪政转型。但是，当３００多个政党弄得〃国无宁日〃的时候，袁世凯解散了国会，建立了一个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政府。这在当时是受到很多人，包括自由主义者的欢迎的。
现代人评价这一段历史时，非常认可袁世凯权威主义的这套逻辑。萧功秦写道：权威主义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铁腕的手段实现政治稳定，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而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多元化，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整合关系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关系，讨价还价的关系就是契约型的关系。而契约型的关系恰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而不是道德层面的崇高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权威主义可以成为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跳板，虽然它可能在创造自己的掘墓人。
萧功秦的这条逻辑道路在中国为什么总是无法走通？根本的原因是，在每一个逻辑层面上，需要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层面的历史任务，然后进入下一个层面。在这两个层面之间，需要足够长的过渡时间，而且，对于向着另一逻辑层面的转型，需要形成广泛的共识，需要形成强大的支持力量或社会集团。那么中国为什么走不通这条路？原因就是，新权威主义者描述的这种逻辑演进，是纸面上才存在的一种理想。 那么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时间？是因为大清帝国把时间都消耗完了。帝国的〃自改革〃运动，一直无法顺利展开，一直被利欲熏心、贪婪颟邗的当政者死死地扼着脖颈，他们缺乏远见，没有为帝国转型主动铺路架桥，准备条件。本来，权威主义应当在帝国的框架下为新的契约型关系的生长创造条件。袁世凯的权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大清皇帝的权威。在大清帝国的权威都无法解决的社会冲突面前，却寄希望于袁世凯的新权威，岂不荒唐？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已经存在孙中山〃新火车头〃即民主政治的解决纲领，而且，这个纲领拥有众多的拥护者，袁世凯的权威主义几乎可以注定是要失败的，反而孙中山的纲领却未必会失败。
提到这段历史公案，是要警示人们，中国转型总是呈现为〃未完成〃态的特殊性，这一特点导致中国社会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先进的政治经济趋势被未解决的过去时代的问题拖累着，而往往无法确立自己作为问题的解决者应当拥有的权威地位。这是第一个警示。其次，这种未完成态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对中国的变革来说，时间总是不够用，时间总是最大的敌人，改革总是在与革命赛跑。而且，由于受未完成态累积起来的问题的拖累，作为总体性解决纲领的革命，最后总是跑到改革的前面，在歇斯底里的社会情绪中，等待革命女神的降临。但是，总体性解决常常造成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的复辟，同时，总体性解决把过去所取得的成绩，破坏掉了不少，这带来社会整体质量的退化，社会仍然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
这种不发达状态，影响了中国软实力的持续提升。比如，中国１９１１年发生的推翻皇权的运动，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这是亚洲第一个推翻君主制建立民国的国家。但是接下来的军阀混战以及袁世凯的复辟，把前不久获得的软实力，完全抹掉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国际地位达到近代以来的顶峰，作为亚洲抵抗法西斯的重要国家，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软实力得到提升，但是接下来的内战把积累起来的软实力，再次抹掉了。
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知识（包括制度知识）呈指数型的增长，近几代人创造的知识已经在人类知识宝库中占据了绝大部分。比较而言，中国人在２０世纪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奉献实在少得可怜。
２０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创造过几种〃中国模式〃，但是，这些模式都没有保持长期的稳定性。这是中国真正的软肋。只有保持着长期稳定性的模式，只有在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冲击而仍然能够保持稳定性的体制，只有那些能够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体制，才会被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而得到广泛承认和学习。
中国在体系内部发展
体系是一种公益。一个可持续的体系，意味着这个体系为大多数成员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公益，否则它行之不远。比如〃华盛顿共识〃，抛开对华盛顿三个字的反感，就不能不承认，〃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基础。中国是这一制度基础的创始成员国。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与这一制度框架有关。那些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选择加入战后经济体系的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惊人的增长。虽然在绝对差距上，似乎仍然在扩大，但是，在增长率上，后者明显要高于前者。６０年代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中等发展中国家是战后增长最快的国家。如果增长率的差距得以持续，在未来５０年内，两类国家间的绝对人均收入差距将根本不复存在。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诺指出，只要在今后７０年中继续坚持战后自由经济体制，６０个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实际人均收入上的差距将会得以消除。１７世界银行的研究同时显示，９０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间并没有取得明显的增长，即使增长也只有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一半，从购买力评价计算，甚至还有下降。其中的原因，在亨利·诺看来，是这些国家拒不加入战后国际经济体系。
中国的崛起是发生在这一体系内部的事件。中国２０多年来的总体战略原则，是进入而不是走出这一体系。拒斥这一体系的１９５０…１９７７年，中国占世界贸易比重从１．５％下降到０６％；而进入这一体系的１９７８…２００１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由第３２位上升到第６位，２００１年进出口总额为５０９８亿美元，已经接近英国。 加入这一体系缩小着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以日本为例：中国的出口１９５０年相当于日本的６７％，１９７８年相当于９９％，２００１年相当于６５７％。中国显然是这一经济体系的赢家。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判断。
作为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赢家，中国没有理由拒斥自己从中得到了巨大利益的体系。只有失败者才选择另外的体系。中国需要对维护这一体系作出明确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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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苏共为什么瓦解
第八章 霸权兴衰的规律
一个样本：苏共为什么瓦解
正如我们所描述的，一个国家的历史，总是其曾经成功的证据。即使其失败的经历，也被纳入到最终胜利的总体模式下被理解。因此之故，一个成长中的国家，其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而一个衰落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历史至上主义者。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强行把历史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叙事体系中以证明自己是历史的选择，这种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最辉煌成就的标志，实际上不过是衰退的征兆而已。这些表面上十分强大的国家，往往很脆弱，它们经不起哪怕是一场流行病的袭击，一小队〃野蛮人〃的进攻，一位领导人的死亡，甚至抗不过几句空穴来风的谣言。曾经屡试不爽的办法，面对新的挑战，显得漏洞百出，左支右绌。原因是，一次成功的应战所取得的对人、对环境的控制，被胜利者不断予以强化，控制变得越来越绝对，越来越严密，以至于这个国家在国内建立起来了极权统治，并且形成了对周围的霸权。胜利变成了永久性的纪念碑，成了压在这个国家头上的重负。
于是僵化就出现了。僵化首先是制度的僵化。这种僵化，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制度一旦形成，与制度没有冲突的活动就大量地开展起来，从而形成了制度的比较优势；由于比较优势的形成，创新性活动的成本变得很高，从而不太容易发生，因此，比较优势甚至转化为因垄断而来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进一步强化着制度结构。因此，制度性的僵化，总是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联系着。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作为〃分利联盟〃，形成了制度变革的阻力。在任何国家衰败、制度衰败的例子中，都可以见到分利集团所构成的〃反变革〃势力，它们的颟顸、贪婪、炫耀、奢侈甚至残暴，构成了制度瓦解的基本原因。
对分利集团如何带来制度僵化的最好描述之一，是前苏联著名的智囊人物格阿·阿尔巴托夫以见证者的身份撰写的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这本回忆录的俄文书名是《耽误了的痊愈（１９５３－１９８５）……当代人的见证》，英文名字叫《制度……苏联政治中一位知情者的一生》。三个书名都是恰当的，但我个人觉得英文书名最为妥帖。因为作者描述的正是制度的僵化如何导致苏联的瓦解。
比如作者谈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很少提出最重要的、根本性的经济问题〃，而只关心下属部门之间细小的相互抱怨，把已经十分严峻的经济问题，缩小为一个财经纪律问题。１９７３年发生的石油危机给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带来了严重困难，但在苏联却呈现出非常乐观的局面，原因是，石油的高价格使苏联本来十分严峻的经济困难，通过石油出口而掩盖了起来。作者说，这次石油危机的真正牺牲者是〃我们〃，因为〃主要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了我们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经济改革推向前进的尝试，并取消了研究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突然降临的石油财富，使苏联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得以继续维持，使制度改革的问题，变得不合时宜了。作者写道：〃如果能够以交钥匙的方式在国外订购整个整个的工厂，还用得着发展自己的科学和技术吗？如果能够轻易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购买到几千吨谷物，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小数量的肉类、奶类和其他产品，还寻找从根本上解决食品问题的办法吗？〃。实际上，并不是石油阻碍了政治局发现经济问题，而是石油强化了他们对苏联经济一片大好的判断，而所谓的问题，只是财经纪律问题。把经济改革和科技革命推出政治局议程的，不是石油，而是制度的僵化。
阿尔巴托夫指出，掌握苏联最高政治权力的〃一小组人〃不再适合〃为共同利益而管理国家事务并解决出现的问题〃，〃他们把政治生活局限在非常小的范围内，这个政治上层建筑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它也不适合于动员社会智能潜力去解决所发生的问题。情况确实是这样，因为决策者的主要任务和压倒一切的愿望不是努力去解决问题，而是消极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这个任务压倒了一切。领导人要求国家机关、党组织、科学文化界、大众传媒做的就是这些，特别是在７０年代中后期。这些机关、团体和媒体帮助掩盖日益加剧的困难和问题，用稳定、进步的假象偷换日益复杂化的现实，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当发生一次领导上所不喜欢的争论之后，就出现了新的'禁区'。例如发表了有关贝加尔湖的文章之后，生态问题就是如此，它简直就成为保密问题了。书刊检查加强了。不仅如此，编辑人员自己和编辑部、创作者协会、部委和其他行政部门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自己担负起了书刊检查员的角色。〃
在前苏联瓦解前的上世纪７０年代，政治体系不是把改革作为其目标，相反，它的使命是〃防止变动，维持现状，保护停滞〃。阿尔巴托夫写道：〃结果在这个时期造就了完全固定的政治风格……极端谨慎的、慢吞吞的、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不破坏原有的平衡的风格。社会问题和###、生态威胁、教育和保健状况的恶化、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状态……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存在了，而用来代替这些问题的讨论的则是类似关于'新社会共同体……苏联人民'这类肤浅的宣传八股。〃
制度的生命周期
当然，前苏联因制度的僵化最终导致崩溃，在历史上不是孤例，它几乎就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作为经典的保留节目，一再上演。根据生命周期的假设，制度都要老化，崛起时进取的价值观，都要被守成的价值观取代。这正如一位荷兰人在总结荷兰失去海洋的时候说的那样：摄政王不是商人，他们不去海上冒险，而是从房产和有价证券中获取收益，并因此失去了海洋。生产的英雄被消费的英雄取代。这种道理为所有的统治者所了解，因此，谋求统治长期化的力量总是一再呼吁变革。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王朝几乎都在王朝的中间阶段经历一个所谓的中兴，一位果敢的领导人总是借助某些严重挑战提供的机会，对制度作出变革，他试图重新对制度作出安排。这样的改革，都会对制度产生一定程度的震动，也总是能够聚集起来强大的改革力量。而之后的领导者，虽然也总是一再被提醒进行改革，但是已经相互适应了的制度，很难再产生强大的自我改革的动力了。正如汤因比所说的，〃凡是在第一次挑战面前胜利地进行了应战的，到了第二次挑战出现时，反而变得无能为力〃。比如，清朝虽然成功地应对了〃太平天国〃的挑战，但却无法应对规模上要比太平天国小得多的来自日本的挑战。其中的原因就是，王朝中间取得的胜利强化了本应改革的制度，使制度变得更加僵硬，也更加脆弱。
历史上，所有的霸权总是开始于一系列制度创新。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国家间的竞争是力的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