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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数学竞赛，我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奖状，只是薄薄一张彩色印刷纸，用毛笔写着罗琦琦获得了数学竞赛二等奖，可对我而言，这个奖状比金子打得更珍贵。
回家后，我紧张羞涩地把奖状拿给爸爸妈妈看，爸爸把我的奖状贴到了墙上，一边贴奖状，一边鼓励我要继续用功，妹妹噘着嘴巴在旁边看着。我心里有很多激动和期待，我喜欢这一刻的爸爸，眼睛一直看着我，如果可以，我真希望天天有奖状拿回家，天天让爸爸贴。
晚上睡觉时，我还一边看着墙上的奖状，一边偷偷地兴奋。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却发现奖状被人用蜡笔涂得五颜六色，我的名字和二等奖几个字全被涂掉。
我勃然大怒，连衣服都顾不上穿就冲进妹妹的房间，几下跳到她的床上，骑到她身上打她，她开始大哭大叫。
爸爸妈妈赶忙冲进来，拉开我。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又是好笑又是好气。
妹妹抱着妈妈的脖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爸爸妈妈都没再舍得责怪她，爸爸说：“琦琦，不就是一张奖状嘛！就算妹妹做错了，你也可以好好说，怎么可以动手打人？赶紧去穿衣服，准备上学……”
我盯着他们，那不仅仅是一张奖状！不仅仅是一张纸！可爸爸已经匆匆赶着去做早饭，妈妈忙着安抚妹妹，哄着她穿衣服。
我慢慢走回了自己的卧室，用力地把奖状从墙上撕下，撕成了粉碎，扔入垃圾桶。反正没有人在乎，我又何必在乎？
我不在乎，我一点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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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童年再见
我一直对童年的定义很困惑，究竟多少岁前算儿童？后来决定根据过不过六一儿童节来划分。我们市六一儿童节那天有文艺汇演，我们直到六年级，六一都会放假，能歌善舞的同学参加文艺汇演，上台为班级学校争取荣誉，别的同学则负责坐在底下观赏鼓掌。每年六一，老师都会给每个人发一个文具盒，里面装着硬硬的水果糖，以至于我一想起六一，就是廉价水果糖的味道。
这是我们最后的六一儿童节，小学升初中的考试逐渐临近，考试后，学习好的会升入重点初中，学习差的会被淘汰入普通初中。分别就在眼前，班级里悲伤、留念和惶恐的情绪弥漫，可我没有任何感觉，反倒每天都查看日历，看究竟还剩几天毕业。
我是个没有勇气的孩子，面对我的痛苦和自卑，我选择的道路就是逃跑和躲避，我把初中看成了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崭新世界。
同学们拿着留言册请彼此留言，留言册上有将来的理想，最想做的事情，最想去的地方，我一概写了“无”。
我买了本精美的留言册，却迟迟没有请人写，最后的最后，我也不知道我的潜意识究竟在想什么，竟然请关荷给我写毕业留言，关荷翻开我的留言纪念册，惊奇地笑着说：“我是第一个呢！”
我微笑着没说话，她不知道的是她也是最后一个。
终于，要举行毕业联欢会了！
很多同学都表演了节目，有歌唱、有舞蹈。因为临近毕业，同学们表演的尺度都有些超标，几个男生穿着裤脚窄窄、裤腿肥大的黑色灯笼裤，戴着黑色皮手套跳霹雳舞。和张骏玩得很好的三个哥们穿着不知道哪里借来的白色制服唱小虎队的歌：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串一株幸运草
串一个同心圆
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
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
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
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地不停转
……”
我一直在恍恍惚惚地走神，班里的女生哭作一团，个别男生也拿着红领巾抹眼泪。我心里非常难受，可是哭不出来，我的悲伤刻在心底，是眼泪无法宣泄的。
校长、老师讲完话，发完毕业照片，同学们陆陆续续散了，我仍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看着教室外面发呆。我一直觉得自己最讨厌这个学校，最恨不得逃离这个学校，可竟然在最后一刻依依留念。
“罗琦琦。”
是张骏的声音，我需要武装一下自己才敢回头，“什么事情？”
他站在我面前不说话，天蓝色的窗帘在他身后一起一伏，如蓝色的波涛，阳光从大玻璃窗洒进来，映得他的白衬衣白得耀眼，似发着微光。讲台上有几个同学在说话，楼道里有同学打闹的叫声，可一切的声音都被夏日的暖风吹散，我和他似乎处在另一个空间，静谧得让人害怕和不安。
我的鼻子莫名地就酸涩，又问了一遍，“什么事情？”
他凝视着我，“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
我在他专注的视线下，感觉一颗心越跳越快。
“张骏。”关荷和一个外班的女生在门口叫。
张骏看到她们，神色突然变得局促不安，往后大退了一步。我看到他的样子，再看着门口出水芙蓉般的关荷，突然什么话都不想听了，慌乱地站起来，低着头向教室外面走去，经过关荷身边时，她很有礼貌地祝福我：“祝你顺利考上重点初中。”
我却没礼貌地一声没吭就走了，能不能考上重点初中是自己努力来的，不是别人祝福来的。一出教室，我就大步地跑起来，急切地想将一切童年时代的不快乐都永远留在身后。夏日的暖风从脸边拂过，也许它真能将很多的事情都吹到我身后，可那个冷风中牵着我向前冲的少年仍安静地刻在心底深处。
在我急切地躲避过去，向前跑的渴望中，我连挥手作别的勇气都没有，就这样匆匆又匆匆地送走了我的童年时代。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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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有很多谚语，等长大后，才明白只是一些美丽的谎言，比如：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这句谚语只考虑了农民伯伯辛劳的变量，却忘记了考虑天气好坏、物价涨跌等相关变量，实际上，收获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并非单变量函数。
我更喜欢用严谨的数学来定义：耕耘是收获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即：要推导出收获，必须有耕耘，可耕耘却不一定能推导出收获。
第四小学六年级一班的三十多个同学一半进入了各个重点初中，另外一半进入了普通初中。我以刚刚上线的成绩升入重点初中——我们市第一中学的初中部，张骏、关荷也都被一中录取。这些都没让我吃惊，让我吃惊的是小波竟然以高出录取分数线很多的成绩考入了一中的高中部。
一中招初中生时很马虎，并不会比其它重点中学难考，教学质量也差不多，甚至还差一些。可高中却完全不一样，高考升学率每年都在全省位列三甲，在很多家长眼中，能升入一中的高中部就代表着一只脚已经顺利跨入了大学，上了半个保险阀，所以家长挤破了脑袋地想把孩子送进一中，导致高中部的竞争特别激烈，几个重点初中的学生，加上普通初中的优异生每年都要上演一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残酷游戏。
李哥为了替小波庆祝，在他新开的卡拉OK厅大摆了一场，给了两个包厢，酒水食物随意取用，费用全免。
那个时候，从日本流传进中国的“カラオケ”刚开始在我们市普及，父母那一代人都还没弄明白什么叫卡拉OK，年轻人已经把它视作一种很时髦、很有面子的消遣。李哥的K歌厅不是市里的第一家，却是装修最好的一家。那天三教九流云集，乌贼请了一帮哥们姐们，觉得面子特有光，再加上一直狂追的妖娆女也来了，他更是分不清楚天南地北，扯着一把破锣嗓子霸着麦克风不放，早忘记今天晚上谁是主角。
包厢里空间小，人却挤了很多，酒气烟气混杂在一起，坐得时间久了有些喘不过气来，我偷偷地溜了出去，跑到露台上透气，小波端着杯酒，夹着根烟也晃晃悠悠地从另一个包厢出来。他今天晚上被灌了不少，虽然强迫自己吐了两次，可仍旧走路打摆子。我笑叫他“鸭子”。（当年鸭子还没有另一个意思）
我趴在栏杆上吹风透气，他站了一会，却身子发软，索性顺着栏杆滑坐到了地上，一边抽烟，一边和我说话，我们两个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我问他如何考上的一中，他夹着烟笑，“你如何考上的，我就如何考上的。”
我想着自己那段时间朝七晚十的刻苦，郁闷地叹气，“天下没有捷径吗？为什么非要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他正在喝酒，闻言一口酒全喷了出来，咳嗽着说：“这世上的事情能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就已经很幸运了！”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各怀心事地发着呆。
李哥领着几个人从大厅上来，正要进包厢，其中一个人看到我，和身边的人打了声招呼，匆匆过来，拉开玻璃门走向我，因为没有看到坐在地上的小波，他的步子又迈得急，被小波的腿一绊，摔到地上。小波有些醉了，没有道歉，反倒大笑起来。我也没忍住地笑，一边笑，一边弯下身子想扶对方一把。
我那天为了臭美，没有戴眼镜，光线又昏暗，直到弯下身子去扶对方时，才看清楚是张骏，我的笑声立即卡在喉咙里，只有手僵硬地伸在半空。他没扶我的手，自己从地上站起来，一言不发地转身就走，小波更乐，“琦琦，这男孩是谁呀？”
我的脑袋仍然懵着，半晌没有回答，小波拽我的手，“他是谁？”
“我同学。”
小波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醉醺醺地说：“别和他来往，这人不是个好东西。”
我笑起来，满心难言的惆怅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一半，人真是眼睛长在自己头上，只看见别人长得黑。我没好气地说：“你不是好人，我也不是好人，好人这会应该在家里待着，而不是在这里灌酒抽烟。”
小波刚想说话，一个人从包厢里钻出来，跟发了羊角风一样，半裸着身子在楼道里来回狂奔，一面大叫“小波”，发现他站在这边，立即要奔过来，小波喃喃骂着，迎了上去。
我一个人从歌厅里出来，经过租书店时，进去租了两套琼瑶的书，打算挑灯夜读。
走出租书店，竟然看到张骏站在路边。
我没理他，径直走。他堵到我面前，“你别和乌贼、许小波玩，他们不是好人。”
今儿晚上怎么了？怎么全都变成坏蛋了？
我一扬下巴，“你管不着！我爱和谁玩就和谁玩。”
张骏竟然开始学会控制脾气了，没有像以前一样扭头就走，反倒在耐心地劝说我：“我是为你好，你是女孩子，最好别在外面瞎混，你要是没朋友玩，可以去找关荷，她人很好。”
我伤怒交加，瞪着他问：“你算我什么人？我需要你为我好？就你这样还来教训我？”
尖酸的语言堵得他扭头就走。
我也大步大步地走着，却越走越气闷，猛地把手里的书丢出去，又踢了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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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手套山
琼瑶的小说没有让我的心情变好，反倒更加低落。第二天，什么书都看不进去，而我又没有朋友，只能去找小波玩。从乌贼那里拿到小波家的地址，直接寻到了小波家。
小波来开门时，光着膀子，上身满是汗，见是我，有些愣，我看他没穿衣服，也很尴尬，站在门口不知道说什么，他立即转身回屋子，套了件衣服，又出来。
他转身的瞬间，我看到他身上没有和李哥、乌贼一样纹着刺青，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心里一安，那种好像打牌的时候，知道他和我是一家的感觉。
我们俩站在门口说话，我问他能不能陪我出去走走，他说他要干活，我以为是家务活，就说我可以等他，他打开门，让我进去。那个场面，我至今都历历在目。
客厅里空空荡荡，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显得客厅又大又空，空旷的客厅里却有两座蓝色的手套山。在两座山中间，放着一个板凳，显然，小波刚才就坐在这里。
八十年代的人应该都见过那种蓝色的绒布手套，干粗重活时专用的，我家里就有很多，是爸爸单位发的劳保，似乎当年很多单位都会发这种劳保，我爸去换液化气什么的时候会戴。
根据小波介绍，做这种手套分为两个大流程，首先机器会把整幅的绒布裁剪成手套的各个部件，然后人工用缝纫机将各个部件轧到一起，小波的妈妈此时就在阳台上，戴着口罩，埋头轧手套。
轧好的手套都是里面朝外翻的，小波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手套翻正，再按左右手配套后叠放在一起。
因为绒布手套有很多细绒毛，风一吹就会四处飘扬，所以天再热都不能开电风扇，屋子里特别闷热。（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家安空调）
我眼中肯定有震惊之色，小波的神情却很坦然，没什么局促不安，也没什么羞窘遮掩，随手找了个小板凳给我，自己又坐回两座小山中间开始翻手套，我把凳子挪到他对面，学着他的样子，和他一块翻手套。
两个人一边翻手套，一边聊天。我问他这些手套能挣多少钱，小波告诉我轧一双手套，他妈妈能挣一毛八分钱，前几年，一双手套只能挣一毛二分钱。
我心中关于手套的疑问已经都问完，不知道该说什么，就不说话，小波也不说话，两个人沉默地翻着手套，直到把山一样的手套翻完。我出了一身的汗，连衣裙都贴在背上，小波也是一脑门子的汗。
我看着客厅中一座垒得整整齐齐的手套山，觉得特有成就感，冲着他乐，他也笑，和我说：“我请你去吃冰棒。”我点头。
出了门，风吹在身上，觉得无比舒服，第一次觉得风是如此可爱。我们一人拿着一根最便宜的冰棒，坐在河水旁，边吃冰棒，边享受着夕阳晚风。
干了半天活，出了一身汗，我的心情竟然莫名地好了起来。小波不管说什么，我都忍不住想笑，小波看我笑，自己也笑。两个人用脚打着水，看谁的水花大，都努力想先弄湿对方，打得精疲力尽了，笑躺在石头上，望着天空发呆。
石头被太阳晒了一天，仍然是烫的，我们的衣服却是湿的，一凉一暖间，只觉得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