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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论点，当然也只是我一个人的，别人，特别是大陆的人，还没有也不敢有这样尖锐的提法。
我这样笼统地、抽象地说，对你这个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人来说，未免太空洞、太遥远也太难以理解了。还是结合我自己本人的故事，跟你形象地说明吧。
我祖籍中国江南山区，世代务农。我祖父从小天资聪颖，是吴家唯一的一个读书人。他青年时代，思想进步，暗中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同盟会，辛亥革命中组织光复军，参与了江南一些城市的光复。辛亥革命后在当地军政府工作了一个时期，不久就继续上大学念书。二十年代从政法大学毕业后，又参加北伐军，当上了团党代表，一直打到了北京。北伐完成后定居上海，挂牌当律师。抗战军兴，我爷爷自己奔赴抗日前线当军法处处长，让当时正在工学院念书的儿子也就是我爸爸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校。为了报效祖国，父子两人几乎同时投军，上了前线。抗战胜利以后，父子二人又先后退伍，我祖父继续当律师，我父亲在一家工厂当技术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私人开业的律师被取消了。好在我爷爷是民主人士，又是法律界的名人，政府部门组织他学习了一段时间，就被安排在上海市法律顾问处当律师。我爸爸在厂里也有创造发明，升任了工程师。1952年，我在上海出生。我妈妈是个女医生。
从哪一个角度说，我家都是革命的，进步的。至少不是反动的。
但是我外公家是地主。其实地也不多，就二十多亩。在中国江南，土地虽然比不上湄南河三角洲，也还是比较肥沃的，每亩地能收租谷500 市斤，合250 公斤。全部租谷，一共五吨，一辆大卡车就运走了。这点儿粮食，对已经从经营土地发展到经营工商业的江南地主来说，不算一回事儿。因为我外公主要靠在县城开布店和织布厂赚钱。
我还有个舅舅，也是抗战期间投笔从戎的，本来在部队里当军需主任，抗战胜利后在武汉当某军的留守处处处长。是他先认识我爸爸，后来才把他妹妹也就是我妈妈介绍给我爸爸的。1948年5 月，我爸爸和我妈妈在上海结婚。1949年4 月，我舅舅奉命撤退到台湾。后来退伍了，在九龙开了一家饭店。1950年江南开始土地改革，我外公把全部土地都主动交出，被评为“开明地主”，没有受到斗争。他觉得自己年纪已经大了，戴着一顶地主帽子，生意也不好做，儿子在台湾，没有任何消息，女儿在上海，即将生育，正写信来要老伴儿到上海照顾她。于是他干脆把布厂和商店都关了，在1952年带着一些积蓄，到上海来与女儿一起生活。
一直到1955年，我一家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劳动，都平安无事。我外公、外婆照顾着我，他们的户口也都从农村迁来上海了。
到了1955年，大陆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不是由公安、司法机关办案，而是由各机关、企业、厂矿通过群众提意见的方式来“挖掘”。
我父亲本来就是个大学生，只因为抗战上了前线，应该说，他不是勇士也是“爱国将士”，而且是尽人皆知的，本来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根本就挂不上钩儿。可是群众一“挖掘”，首先把我父亲挖掘出来了。口口声声，只问我父亲为什么不跟蒋介石到台湾去。我父亲说：他是学工的，他的事业在工厂，不在军队，抗战期间当兵打仗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是爱国行为。积极分子们就问他：“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们，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们，谁敢说自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只好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啰。于是积极分子们就用三段论证法来批驳我父亲：“大前提：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是唯利是图。为了赚钱，他们是连祖宗都可以出卖的。小前提：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结论：你的阶级特性注定你只能去当汉奸，你是不可能爱国的。再不然，你去当兵，就是为了想当官，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因此，很可能你就是一个潜伏的特务。”
您别笑，像这样的逻辑，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不但没人笑，而且被奉为经典的至理名言，被当作唯一标准，可以用来分析一切是非曲直的。
我父亲据理力争，当然不会有人听他。幸亏经过内查外调，他确实是上着大学去参加抗战的，抗战结束，以上尉副营长的军衔复员，以后继续从事本行业务，没有血债，也没有罪恶。仅仅因为他是个国民党员，是“连以上伪军官”，最后被定了一个“历史反革命”，控制使用。本来因为他有创造发明，技术部门原计划提升他为副总工程师的打算，也因为“控制使用”而取消了。
好在我爸爸认定自己是“凭本事吃饭”的人，对于这种是非颠倒的“光荣称号”，本来就不太计较，也无法计较，只是苦笑一声，也就算了。
可是我妈妈却想不通。1957年，大陆又开展“整顿党风”的运动。本来这是共产党内部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很诚恳地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我母亲也就很诚恳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她说：我爸爸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太冤枉了。在抗日战争那个历史时期，只要是抗日的，就都是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好，所谓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本来就是一个“阳谋”，要的就是你这样一条意见。联系到她父亲是地主兼资本家，哥哥是逃到台湾的反动军官，丈夫又有历史问题，认定她是阶级异己分子反攻倒算，经过批判，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下放到生活最苦的苏北农村劳动改造去了。幸亏她是个医生，没干多久的农活儿，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就让她到乡村医院当医生去了。
从此，我父母被人为地分隔在两个地方，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也因此我母亲没有再生育。而我还没有上小学，就等于失去了母亲，失去了母爱。
1960年，中国大陆因为天灾人祸，主要是“瞎指挥”和贪大喜功、虚报产量，造成特大浪费，于是出现了特大饥荒，到处饿死人。苏北农村生活本来就苦，一闹饥荒，老百姓连糠都吃不上了。我们在上海，生活比别的地方还好一些，但也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我们一家还不能不节衣缩食，从已经很少的口粮定量中节省出一些来，接济我母亲。
1965年，我母亲经过八年的劳动锻炼，总算“改造好了”，给她摘了右派帽子，把户口迁回上海。但是还不能让她当医生，只能让她到挂号室当挂号员。
对我们一家来说，只要她能回来，大家都念阿弥陀佛，关于职务高低、工资多少，都不去计较了。
1966年暑假，我14岁，刚上初中一年级，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家从此陷入了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悲惨境地。
首先遭殃的是我外公、外婆。革命派说他们是“逃避改造的地主分子”，没收他们的全部存款，把他们押解回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还什么也不许带，只准许他们带一床被子和几件替换的衣裳。那一年，我外公、外婆都已经七十多岁了，说起来虽然都是农村出身的人，可一天农活儿也没干过。到了农村，只能参加积肥组干点儿轻活儿，每天所得的“工分儿”，只够喝粥的。天天晚上还要挨批斗，不挨批斗也要陪斗，没有一天消停的日子。没过几年，就这样被活活折磨死了。
接着遭殃的是我爷爷。当时他虽然年纪已经很大，早就离开了法律顾问处，但仍在市政府的政法研究小组挂一个“组员”的名义，有时候去开开会，讨论一些司法方面的政策性问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革命派”就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先贴他的大字报，接着拉出来批斗。他们采用“形而上学”的逻辑，问我爷爷：“你当了一辈子法官，有判错的案子没有？”我爷爷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知道自己不是圣贤，经手的案子大大小小没有一万件也有几千件，怎敢说连一件也没有判错的？他刚答应了一声“那当然有”，“革命派”就递给他三张纸、一支笔要他写交待：要写出判错的都是什么案子，为什么要错判，被错判的都是什么人。我爷爷说：“说有，那只是估计而言。如果自己明明知道是错判的，还要那样判，岂不是明知故犯了？”他们说我爷爷态度恶劣，抗拒交待，“呸”地一声一口唾沫吐在他的脸上，继续批斗。
如果我爷爷理直气壮地说“没有”，“革命派们”当然要说他不虚心，不实事求是，结果依旧是继续批斗。
总之，那时候是只讲一面理，凡是被批判的人，是不许讲理的。这一点，连封建帮会都不会这样干。
我爷爷一辈子光明磊落，仕途通达，没有受到过任何侮辱，如今当众被乳臭未干的小辈唾面自干，无法忍受，当天夜里一根绳子就上了吊。第二天我们发现的时候，早已经断气了。
在他的桌上，用整张白纸写了“士可杀不可辱”六个脑袋大的字，这是他的绝笔。
此外，写给我爸爸、妈妈的遗嘱是：“忍辱负重，度过难关”八个字。写给我的遗嘱最长，是“认真学习，做一个无愧于自己良心的人”。
我爷爷革命一辈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他是上海市第一批自杀的人。幸亏他有先见之明，走得早，不然，等待着他的酷刑和折磨，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我爷爷生平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一本《三民主义》读得滚瓜烂熟。他当北伐军团党代表，靠的就是这一本《三民主义》。新中国建立以后，他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又对毛泽东崇拜得不得了。四卷《毛泽东选集》读了又读，圈圈点点，眉批脚注，书上几乎没有空白的地方了。这还不算，还写了厚厚的十几本读书笔记，总字数绝对超过了雷锋的笔记。他按照毛泽东的每一句教导实事求是办事，认真到从粮店买回面来，都要过秤，多一两要送回去，少一两必须去补，粮店的人都叫他“老认真”。没有想到的是，最终他还是死在自己最尊敬、最崇拜的人所发动的运动中。
我爸爸、妈妈当然也逃不掉。好在他们都是“名牌货”，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矛头，并不针对他们而来，经过象征性的批判、抄家，只要老实、听话，没发现“现行”，无非接受监督，低头认罪而已。他们先后被轰出办公室，在单位里扫院子，扫厕所。比起被打倒了的厂长、院长们，日子似乎还好过一些。
至于我，在那个形而上学猖獗、是非好坏只凭出身就能决定的年代，尽管我是新中国出生的孩子，但是我有这样的父母、爷爷、外公、外婆、舅舅，我的生死簿上，早就注定我的终身前途了。我在学校里被同学称为“黑五类子弟”。什么叫“黑五类”呢，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类人。凡是这五类人的子女，只许接受“正面教育”，不许参加当时学生中最叱咤风云、可以随便鞭打老师、可以随意抄别人家的“红卫兵”组织。这五类人中，我家就占了三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说心里话，我倒真得感谢我的这个出身成分，不然，我不当红卫兵固然不行，当了红卫兵不去造反更不行。要我违心地去鞭打老师，去抄无辜者的家，我还真做不到呢！
但是封建帮主们是绝不会放过我和我们一家的。1968年，我16岁，彻底拆散我们一家的日子终于到了：爸爸、妈妈接到通知，要分别到各自系统的“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我也接到学校的通知：要到西双版纳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句话，上海把我们扫地出门了。
对你们来说，当然不懂得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名堂。简单地说，“五·七干校”就是变相的劳改队，主要是收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和五类分子，当然也有“革命派”，不过那是起监督作用的；插队落户呢，是因为当时的学校并不上课，学生一届届招进，毕业了也什么知识、什么本事都没有，什么也不会干，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小将们，人人锻炼成天不怕地不怕的闯王，谁也奈何他们不得，又没地方可去，总在城市里闹事，连帮主也头疼起来了，只好把这些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们统统送到农村去，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农村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口号下，把这盆脏水泼到农村这个大院子里去，以减少城市主要还是帮主们的压力。
我们家既然是这样的组成成分，家破人亡，被赶出上海，当然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