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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了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也杀红了眼，举起刀子，又要来杀喜儿灭口。喜儿浑身哆嗦地跪在地上求他。她知道，对这种没有人性的东西谈什么男女恩爱是没有用的。他没有情，只有欲。他玩儿一个姑娘，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玩儿过了，就丢在一边，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男女之爱。不过他再怎么不通人性，虎毒尚且不食子呢，总也还有点儿父子之情吧？她指指床上被吓得哇哇大哭的婴儿说：“你敢杀我男人，也敢杀我，总不会连你自己的亲骨肉也杀吧？孩子还小，还要靠我喂奶。你一定要杀我，也得等我把孩子扶养大了再杀呀！”
一提到孩子，这个丧失了人性的东西倒又唤醒了他的父爱，犹豫了半天，瞪着血红的眼睛说：“只要你从今之后好好儿给我养着这个孩子，不多说一句话，我可以留你一条活命。”
在喜儿的再三保证之下，杨百了让她收拾几件衣裳，打一个包袱，抱着孩子，先退出门外，然后他把她丈夫的尸体扔到了床上，把门外的干柴火都抱来，一把火把窝铺点着了。熊熊烈火，把杀人的现场消灭得干干净净。
杨支书把喜儿领了回来，干干脆脆地对她父母亲说：她家着火了，她丈夫烧死了，往后她就住在娘家扶养这个孩子，不许再嫁人。
杨支书就是这里的土皇上。皇帝的“圣旨”，谁敢不依，何况黄家是地主，一家人的死活，全攥在杨支书的手上呢！
从此喜儿就没再嫁人。杨支书高兴的时候，也到她那里看看孩子，给几个钱，顺便再睡一夜。
山前山后，几乎人人都知道地主家的这个“狗崽子”，其实是三代贫雇农的种子。至于喜儿的丈夫怎么会被大火烧死，怎么喜儿反倒一点儿也没烧着，怎么竟这样凑巧，早不烧晚不烧，恰恰杨支书“路过”她家门口，她家就着火了，而且喜儿从此不再嫁人……这些疑问，尽管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可是在那个年月，大队支书就是一帮的帮主，可以一手遮天，谁敢没事儿找事儿，给自己找麻烦？
工作组进村，顺藤摸瓜，没费多大力气就找到了这条线索。再找喜儿谈话，启发她，动员她把实话说出来。喜儿见杨百了已经被软禁起来，也知道他的末日来临了，自己申冤报仇的一天来到了，就把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全都说了出来。
杨百了贪污腐化，奸污妇女多人，亲手杀死人命，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的那天，广场上搭起了台子，召开全公社的万人大会，上台控诉的除了喜儿之外，一共有三十七个妇女。据说还有一些大姑娘、小媳妇顾忌到面子，虽然也写了检举材料，却不肯上台面对面地揭发。
宣判大会以后，杨百了的新居和家具基本上全没收，他老婆领着几个孩子和分给她的几件家具住到学校去了；他母亲住到了土地庙里，每天拄着拐棍儿四处要饭。附近人家知道她是杨百了的母亲，谁都不周济她。她要讨一口饭吃，不得不走出三四十里路之外去讨。
最惨的还是喜儿。她是地主的女儿，是恶棍的情妇，是小杂种的母亲。她虽然上台揭发了恶棍的罪恶，可她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脸面没有地方可放了。终于她狠起了心，亲手勒死了自己的儿子，然后喝下了做豆腐用的卤水自杀了。
一场“阶级报复”的大案子，虽然在当地已经彻底落下了帷幕，它的余波，却影响到我和我外公老小两人的终生命运。
先是我为此挨了一场批斗。
我们上海知青到西双版纳插队种橡胶树，技术上由技术员指导，生活上、学习上、组织上，则由一名“知青办”派下来的指导员指导。这个指导员姓胡，是个汉族人，馄饨店学徒出身，没什么文化，当过几年义务兵，却特别爱讲政治，开口阶级斗争，闭口阶级斗争，外号人称“阶级胡”。此外，还特别爱占个小便宜，因此又有一个外号，人称“占便宜胡”。凡是他想占的便宜，都能够在“阶级斗争”的借口下得到。因此两个外号后来合二为一，人称“占便宜阶级胡”，简称“便宜阶级”。他并不和我们一起生活，经常在各个知青点之间“游走”。知青点里都在传说：他已经以“阶级斗争”为由，在几个出身不好的女知青身上占了便宜了。
这时候，我外公已经把他所知道的关于杨百了的案子源源本本地写信告诉了我。在他，本是因为生活太无聊，拿它当新闻说给我听听。此外，也用事实反驳《金光大道》所宣扬的地主阶级怎么坏，农民阶级怎么好。从理论上说，一个人的阶级烙印是有的，阶级斗争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具体到某一个人，则要根据这个人的生活环境和思想认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单纯地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一切、代替一切，当然是错误的。实际上，地主阶级中也有好人，农民阶级中也有坏人。人好人坏，在于本质，不在于阶级。不然，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中有那么多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人就无法解释了。关于杨百了的故事，本来只应该我自己一个人知道也就罢了，我也没那意思要给他杨百了扬扬名气。偏偏那天知青们又在谈论起胡指导员的风流故事，我不经意地说起，这种事情，全国各地多了去了。云南边疆有，江南农村也有。话一说开了头，我把我外公告诉我的杨百了的故事，拣那主要的给知青们复述了一遍。当时大家听了也不过哈哈一乐，并没有什么动静。
但是知青中人员复杂，有干部或造反派子女，也有地富反坏右子女；有积极的，也有落后的；有靠拢党组织的，也有什么都无所谓的。不知道是哪一个积极分子把我讲的故事又复述了一遍给胡指导员听。尽管复述的人并没有说我是在影射胡指导员，可是做贼的心虚，胡指导员却认为我是故意编一个故事来影射他。他自己对号入座了。
于是有一天晚上，他“游走”到我们的知青点来，召集全体知青开会，先读了半来个小时关于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语录》。这是他召开任何会议的开场白，大家听惯了，也没往心里去。忽然他话锋一转，说是知青中有这样一个人，故意编造一个根本就不可能有的故事，诬蔑党的基层组织，给贫雇农脸上抹黑。更加不可原谅的是，居然还编造了“杨白劳”和“喜儿”这样的名字，玷污革命歌剧《白毛女》。最后才说：这个人不是别个，就是吴永刚，然后要我站起来，当众检讨。
我当然不承认，我再三说明，这是发生在我外公老家的一件真事儿。于是知青们批一次，我解释一次。知青们越听越觉得这个杨百了很像胡指导员，就故意找一些漏洞来盘问我，我只好再一次做解释。就这样一说二说的，反而把杨百了的故事补充得完完整整的了。
我坚持我说的是“江南实事”，有案可查，胡指导员也没有办法，最后要我把外公写给我的信交出来，我说信早就烧了。不信，可以到江南去调查。我本来以为胡指导员不可能为这种与云南边疆八竿子扎不着的无关案子费心费力气，没想到他还真的给我外公所在的公社写了外调信。这一来，这把火又烧到了我外公的头上。
杨百了的事情，在当地尽管没有上报纸，也已经是尽人皆知的新闻，倒是没有必要保密的。问题出在我外公是个被管制劳动的地主分子。新上任的大队支书愣说这是贫雇农阶层中出了个别坏人，地主分子看在眼中，乐在心中，四处扩散，正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就拿我外公做典型，发动贫下中农批斗起我外公来了。
在农村中开批斗会，可就不像我们知青开批斗会那样“动口不动手”了。他们要我外公跪在会场中央，这个过来骂几句，推两下，那个过来骂一顿，又搡两下。要不是见我外公年近八十，怕打出人命来，拳头脚尖一起上也是免不了的。
我外公窝了一肚子气，不久就病了。在病中，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儿子也就是我舅舅在九龙开的玉龙饭店的地址，要我尽一切可能跟舅舅取得联系，让舅舅赶紧给他汇点儿钱好去看病，不然，恐怕活不了几天了。他现在受到严格管制，根本不可能给海外发信，我父母在“五·七干校”，等于劳改，给海外发信也有所不便。比较起来，我是个插队知识青年，而且还是个孩子，总好说些，所以要我代他办这件事情。
当时大陆的政治空气，凡是有海外关系的人，是要受到严密注意的。好像凡是海外有亲友的，就都可能与美蒋特务机关有勾结。因此发往海外的信件，据说都要经过检查。因此，那么多年来，我从没有给舅舅写过信。如今外公病危，我又没有钱，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冒险一试了。
我当然很聪明地在信里写了许多祖国形势大好之类的空话，然后很婉转地说外公年纪大了，近来身体不大好，希望舅舅能够给外公寄点儿钱。
这封信倒是顺利地到了九龙。后来有人告诉我，凡是写到国外要钱的信，海关一般是不会扣留的。可惜的是，等到舅舅的钱汇到，我外公已经等不及了。舅舅写信给我，问起我插队的生活情况，还寄给我一张玉龙饭店的业务卡，卡上印着好几个业务联营的饭店，曼谷、新加坡等地方都有。
胡指导员抓不住我的什么把柄，也无可奈何。不过从此以后，他肯定跟我记上了仇了。因为不久以后，我又挨了他一顿斗，而且斗得狠极了。
说起来，事情是我自己惹的，是我没事儿找事儿。
1970年，我已经十八岁。知青点的知青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学习，生活空虚无聊，政策又严格规定不许与当地傣族姑娘谈恋爱，于是男女知青之间有过得着、说得来的，逐渐进入了谈情说爱的阶段。我是个生理正常的男子，也不能例外。当然，同是知青，由于出身不同，在知青内部还有相当明确的界线。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想谈恋爱，也只能找“门当户对”的女知青。恰好我们知青点里有一个叫小菁的姑娘，比我小一岁，父亲是被揪出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通称“黑帮”，按“地富反坏右黑资”的次序排列，算是第六类。像她这样的身份，革命造反派子女的知青们是不会理睬她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果，迫使她只能和我这个反革命右派的儿子接近，相濡以沫，互相得到一些安慰。
来往的时间一长，我们俩人从互相产生好感，渐渐地发展到有了感情。
西双版纳，风光如画，是一个天然的大公园，比任何一个人工的公园都美。这里的小山坡、矮树丛，是知青们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每逢星期假日，花前月下，有情人大都在这个大公园中拣一个没人的角落，互相搂抱着倾吐心曲，在远离亲人的穷乡僻壤中求得一丝慰籍。
我和她的交往，是从她送给我一个精美的毛主席像章开始的。那年月，人人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因此各种各样的像章百花齐放，有以大取胜的，有以精取胜的。她送给我的像章很别致，通体金光闪闪，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光泽和色彩。于是我也经常在星期天晚上约她出去散步，从闲话各自的家庭情况开始，然后逐渐进入爱情的主题，最后到达无话不谈的程度。如果我只对她说些“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之类的绵绵情话，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偏偏我的头脑里想的问题很多，对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看法。我跟她说过：“文化大革命”是党内派系之间的斗争，波及到党外人士受池鱼之灾。我给她说过：在党章里规定林彪做毛泽东的接班人，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着领袖来自群众，党的领袖应该由党的代表大会产生，怎么可以用党章的形式规定以后由谁来当主席呢？古今中外，只有黑社会的帮派，才有由帮主指定谁继承衣钵的做法。就凭这一条，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堕落到了封建帮派的地步了。我还给她说过：中国的各级政府干部，一律由党委派，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台举手的机器，所谓人民代表，是摆设，是花瓶，是没嘴的葫芦；各级政府干部，最好是选民直接选乡长，从乡长中选区长，从区长中选县长，从县长中选地区专员，从地区专员中选省长，从省长中选总理，这样层层选举，形成一座小宝塔，干部不论大小一律来自基层，比由党委派好，等等。
当时我们俩两相愉悦，在花前月下，在恩恩爱爱的气氛中，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并不顾虑她会去检举我。当时说完了这些话，也曾经再三关照她：“这可是你我之间的绝密谈话，千万不能跟别人说，不然，我可就要人头下地了。”她还白了我一眼说：“你把我当作三岁小孩儿呀？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死活我会不知道？”
但是不久之后她父亲得到了“解放”，重新“结合”进领导班子，她又由“黑”变“红”了。胡指导员找她谈话，要她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勇敢地站出来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他知道她前一阶段跟我很好，就再三动员她、启发她，要她检举揭发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