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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说：就在那一天，胡指导员为了坚定她的无产阶级立场，加强她阶级斗争的决心，乘虚而入，占有了她。
下面的戏，可就热闹了。
胡指导员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矛头是直指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问题的严重性，非比一般。于是他把附近几个知青点的知青们召集在一起，开了个大会，集中火力，点名批判我。
这一回的批判，可就不是“江南农村大队支书奸污妇女”这样简单的问题了。为了“防止反动言论扩散”，会上只宣布我曾经跟小菁说过十分恶毒的攻击共产党、毛主席、江青和林副统帅的言论，既不许揭发者重提这些话，也不许我坦白我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只许知青们就这个问题进行批判，只许我认罪，检查自己为什么对毛主席不忠，对林副统帅不忠。
那年月，凡是“恶毒攻击”的言论，都属于现行反革命性质，基本上一律判死刑，很少例外。因为如果不判死刑，审判员即便不是与罪犯同流合污，至少也是同情罪犯，思想右倾。因此审判员只要接到这样的案子，审讯属实，就只能重判而不敢轻判。什么叫“恶毒攻击”呢？这是那时候司法界新发明出来的一种“罪行”，说明白点儿，就是谈论党中央、毛主席及江青、林彪等人的私生活问题。例如：有个老头儿看电影院门口画的广告宣传画上的林彪像，说了一句“这个人倒挂眉毛三角眼，一副奸诈之相，可是要谋朝篡位的呀”，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罪在不赦，枪毙！又有人说：“江青出身妓院，三十年代在上海跟人家同居过，她到了延安先勾搭康生，后勾搭毛主席。”好，“恶毒攻击伟大旗手，”判处死刑！再例如有人说：“毛泽东娶江青，已经是第四个老婆了，当时第三个老婆贺子珍还没离婚；而他娶贺子珍的时候，第二个老婆杨开慧还关在长沙监狱里。”好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年月，为了一两句“闲话”而丢了小命儿的，有多少人哪！
我知道，我说的话，份量比以上这些人说的话更重。只要我一承认，这样的“恶毒攻击”大案，送到哪儿我也是必死无疑。我想起“两人观井，死无对证”和“没有口供，难以定罪”这两句古话来。因此我咬定了牙根，就说我从来没说过对党对毛主席不忠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小菁无中生有，瞎栽给我的。我又当场发动对小菁的攻心战：“小菁啊，我与你无冤无仇，以前跟你好，也没有强迫你，如今你成了革命干部子女，不想和我交朋友了，也没有必要这样陷害我，非置我于死地不可呀！你说我有十分恶毒的言论，我究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又是怎么跟你说的，你不妨当众说出来，让大家评一评嘛！”
小菁被我问得张口结舌，既不能解释，又不许复述，急得在会上哇哇地大哭起来。
胡指导员制止了我的发言，要大家先帮我分析阶级根源。于是一批理论家们振振有词地指出我出生在地主资产阶级加反革命右派的反动家庭中，对共产党一向不满，对毛主席一贯不忠，这是阶级本性，不是以我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等等。
他们这样批判我，胡指导员还说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把责任都推到了家庭，忽视了自己的主观认识。他号召大家对我“帮助帮助”，让我“端正一下态度”，然后才能把思想搞通。怎么个帮助法呢：简单得很，一根绳子把我两手绑到了背后，然后吊到了树上，用皮带蘸凉水抽。抽一下，问一声：“叫你反动！”“叫你诬蔑毛主席！”“叫你诬蔑共产党！”“叫你攻击伟大旗手！”“叫你攻击林副统帅！”……
对于打人这件事情，知青中有许多人是十分喜欢的。他们在学校里的时候，就是以善于打人而著称的“红卫兵”。插队以后没人可打，早就手痒痒了。今天有这样一头“死老虎”让他们随便打，还不人人踊跃，个个用力？
我没哭，也没叫。任凭他们怎么打，我只是咬住了牙关一声不吭。小菁见我挨打，似乎良心上过不去，又哭了起来。胡指导员一见，火气上升，喝令打手们停止鞭打，把皮带递到了小菁的手上说：
“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要是确实与反动分子吴永刚划清了界线，现在就由你来帮助他。”
小菁没想到她的一句话，不但害得我受了这样大的苦，还要她亲手来鞭打我。这怎么做得到？仅仅几天以前，我们还搂在一起亲吻呢，如今虽然阶级立场已经变了，可她爱我的心，不一定马上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她捏着皮鞭的手瑟瑟发抖，泪流满面。女知青们低下了头不敢再看，男知青们就起哄：
“快帮助帮助他呀！他这个反动透顶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也只有你，才能帮助他扭转立场！”
小菁无可奈何，高高地举起了皮鞭。还没有往下抽，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浑身一哆嗦，就晕倒在地上。
这一下，胡指导员跳起来了。他吩咐女知青们把小菁抬回房间去，吩咐男知青们继续帮助我。
一条皮带不够，再加一条；这个人打累了，换一个继续打。一定要我承认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彪。我问要我承认什么？他们又谁都不敢重复，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不承认，他们就继续打。没多久，就把我打晕了过去了。一盆凉水，又把我泼醒过来。
这样的斗争会开了三次。我豁开去被打死，也不承认说过这样的话。到今天我还奇怪，像我这样弱的体质，怎么居然能熬了过来不被打死？胡指导员见我不承认，也没了办法，只好把我送到县法院处理，先关进监狱里。到了县里，事情倒好办了些。任凭审判员怎么拍桌子，我只有一句话：与小菁谈恋爱是真，没跟她说过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父亲得到了解放，她要与我划清界线，故意编造出来的。
法院终究是法院，听我这样招供，他们就要传小菁到庭与我对质。小菁被传进城的前一天晚上，胡指导员找小菁谈话，软硬兼施，连哄带唬的，拼命给她打气，还留她在他那里过的夜。小菁悔恨交加，从胡指导员那里回来，趁人不备，走进树林子里，一根绳子上吊自杀了。
这一来，倒真的成了死无对证的案子了。我在县监狱里被关了三个多月，终于因为没有口供又没有证人而被开释。
我回到知青点以后，才知道小菁自杀的消息，并从她的同室女友处拿到了她留给我的遗书。信中说：她很对不起我，因此只能以死表示忏悔，并希望以她的死来换取我的生。
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一步，再说这些话，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无法继续在知青点生活下去。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狠下决心，偷渡中缅边境，逃了出来的。我到达曼谷，按照舅舅寄给我的那张宣传品，终于找到了舅舅的联营饭店经理贡叻先生，这才到香港定居下来的。
吴永刚讲完了他在大陆的悲惨遭遇，努丹头一个嚷了起来：
“还说中国大陆的文化怎么发达怎么伟大呢，原来是这样愚蠢野蛮落后哇！这样的根，我还寻它做什么？”
“我说的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吴永刚赶紧补充说明。“那时候的中国共产党，进步的一派已经大部分被打倒，反动的一派已经变质，政权落到了江青之类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手里。是这些真正的‘黑帮’在统治着中国，在迫害革命元老和进步的群众。那年月，连国家主席和元帅元老们们都被这个妓女出身的妖婆迫害致死呢，我受的这点儿罪，还算罪么？我说过，世界上的事物，是在不断地运动、不断地变化的。中国共产党既然曾经被反动封建势力夺了权变成了封建黑帮，也就有革命派和觉醒了的人能够从封建黑帮的手中再把权夺回来。今天，江青之类的封建反动黑帮已经被党内的先进分子和觉醒了的革命群众所打倒，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胡耀邦在领导了。这个人，特别值得大家佩服。他本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可以说是毛主席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党内那么多人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以致把党中央变成一言堂；他却对毛泽东不迷信，该批判的批判，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的肯定。特别是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完全彻底地加以否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党风，把中国共产党从封建落后的泥坑中拯救出来，恢复他革命的本质。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确有一批地痞流氓入了党篡了权，为非作歹，为所欲为。在这些人的影响之下，流毒至今。现在大陆社会的治安状况不太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盗窃集团、抢劫集团、贩卖儿童妇女集团、走私集团、贩毒集团、卖淫集团等等，都出现了。这些集团，实质上都是‘文革’期间‘革命造反派’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无政府主义流毒所影响所造成的。说他们的总根源就在江青身上，是江青之类培养、扶植起来的，绝不为过。不过今天的中国政府有信心有决心把这些黑社会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走弯路、走错路都是难免的，关键在于是否敢正视，肯改正。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有机会，你更应该好好儿去考察一番呢！”
“吴先生亲身经历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受过大苦，体会当然很深刻。”昭维把话接过去说。“其实，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危害，不但使中国的历史发展倒退了几十年，在东南亚的流毒，也使许多和平居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远的不说，1970年3 月，柬埔寨的朗诺集团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不在国内，发动了武装政变。苏联领导人得知这一消息，却封锁了不发表，直到西哈努克上飞机飞赴中国之前的几分钟，柯西金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为的是苏联政府可以避免承担柬埔寨流亡政府住在苏联，要负担庞大的开支。结果这笔开支落到了中国人民头上。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养活了柬埔寨流亡政府的大批官员，一方面又培养了像布尔布特这样的杀人魔王。布尔布特在中国留学，完全学会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左’最凶最残酷的斗争形式，在柬埔寨所进行的‘革命’，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要凶残万分。要说中国共产党被江青、康生篡权之后曾经蜕化变质，那布尔布特领导的共产党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帮黑社会的封建残余。他们完全不顾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一前提之下，也学中国大陆的‘穷共产’，左到连货币都取消，人民生活、生产完全‘集体化’，吃大锅饭，阶级斗争搞得比中国大陆还厉害。凡是开过小店铺的小业主，都算资产阶级，一律没收全部财产，全家遣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那一段时间，柬埔寨有多少人死于沟壑，又有多少人逃亡国外呀！泰柬边境一带，到处都是一无所有的柬埔寨难民，扶老携幼，一路上靠乞讨活命。您不妨到曼谷的红灯区去看一看，有多少柬埔寨姑娘，不是在那个时候流亡到泰国来的呀！我不是研究政治的，不懂得太多的政治理论，不过也曾经听说过共产主义是为多数人谋福利的，共产党人是只有在彻底解放了全人类以后，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的。如果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多数人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极少数几个人可以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这样的‘革命’，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也肯定不可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与拥护。这不是，布尔布特政权终于成了昙花一现的短命政权，柬埔寨的老百姓，最终还是拥护佛教徒的西哈努克嘛。”
“是啊。”吴永刚很感慨地接着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所必然要爆发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遗憾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偏偏发生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俄国，而中国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两个国家中的人，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内，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还十分浓厚。有许多做法，尽管标榜的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其实质却是封建主义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看就是封建主义加法西斯主义所产的畸形儿。这些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带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失也就越大。……”
说到这里，坐在昭维左侧的一个中年男子接口说：
“你们中国，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执政党，国家是统一的，有几百万强大的军队，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总算在最最紧急的节骨眼儿上来一个急刹车，终止了运动，挽救了国家人民，也挽救了政党。吴先生既然是从云南逃出来的，云南的国境线紧挨着缅甸，是不是听说过还没有取得执政党地位的缅甸共产党也学习中国的做法，在他们的根据地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导致整个根据地、整个政党都覆灭的故事？”
吴永刚苦笑一声说：
“1950年以后，从云南偷越国境到缅甸、泰国、老挝的人很多，有说好几万的，也有说好几十万的。这些人，有的是历次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人，在中国大陆无法生活下去才不得不冒死外逃的，我当然属于冒死外逃的那一类。有的人是受到当时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思潮的鼓动，到缅甸、老挝这些国家去参加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去与政府军作战，去参与‘解放全人类运动’的。这些人当然都是干部或者工人子弟。当时的知青虽然读书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