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当众宣布接收他们入党，并且当场就宣布他们是“模范党员”。
这时候，中央根据地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这里的红卫兵和革命派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得更热烈、更干脆、更彻底：凡是不执行主席路线的，统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论职务高低，统统都要判处死刑。1967和1968的两年之内，从中央政治局委员杀起，一直杀到了连排级干部。为了节约子弹，执行死刑不采取枪毙的办法，而是一律用竹杠和匕首。
其实，早在1960年以前，缅共中央内部就存在着意见分歧。首先是党的主席德钦丹东号召向中国革命学习，一再提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主张以武装革命建立人民政权，但是却一再被否决。德钦丹东为了实现他的主张，四处活动，想方设法拉拢态度不太坚决的中间派。为此以缅共元老、政治局委员芭鼎为首的反对派在1960年提出了“主席不服从中央决议，就应该撤换主席”的提案；1062年又提出了对主席不信任案，要求德钦丹东辞职。但是投票结果，赞成派和反对派票数相等，双方相持不下，矛盾无法解决，党中央内部的路线斗争就这样潜伏下来了。
事情一拖拖到了1967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德钦丹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缅甸革命的灯塔”的决议，德钦丹东的路线明显占了上风。于是中央根据地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到处革命造反，口号越喊越响，思想越来越左，手段越来越辣。芭鼎先是受到批判，但是他坚决拒绝检查。于是德钦丹东做出了撤消芭鼎及其追随者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交红卫兵批斗，然后处以死刑。
芭鼎的死刑就是玛薇等十二个女红卫兵执行的。她们每人手拿一根竹杠，把芭鼎老人拖到一个土坑旁边，执法队队长先向芭鼎当头一棒，把老头子打倒在地，接着另十一个女红卫兵每人一杠，芭鼎已经说不出话来，但是还没有死。于是执法队队长抽出匕首来一刀捅进老头子的脖子，几个女红卫兵立刻用脚踏在老头子的肚子上用力踩。鲜血从脖子上喷射出来，她们用一个脸盆接住，等接了满满一盆之后，十二个女红卫兵围上去用那盆鲜血洗手，还说“这是用修正主义分子的血洗掉我们身上修正主义的污秽”！
死刑执行完毕，德钦丹东接见了她们。她们一个个光荣地与主席握了手，接受了主席的口头表扬。
接着，红卫兵们又以同样的手段处决了政治局委员耶博特和波扬昂等人。这以后，中央根据地几乎天天开斗争会，天天开杀戒，也不知道一共杀死了多少人。
不久，德钦丹东把这批学生派到下面去工作，主要是要他们去传授中央根据地的革命经验，也就是杀人的经验。玛薇跟着政治局委员博野巴当去了815 根据地，他的未婚夫芒苏敏则去了伊洛瓦底省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整顿团”去工作。
伊洛瓦底省是紧挨着仰光的平原地区，离中央根据地勃固也不远。“整顿团”的团长叫波吞迎，是个军事家，理论水平也很高，人称“缅甸的林副统帅”。芒苏敏等人来了以后，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自然也就跟得很紧。
波吞迎虽然不算是缅共中的“反对派”，但是他对德钦丹东主席的军事路线有些不同的看法。当时德钦丹东提出的“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口号，不准各军区把部队拉到根据地外线去作战，波吞迎认为这样的做法太机械，此外，还说过“政治局应该改选了”这样的话。党内有不同意见，本来是正常的，更不是什么“反动言论”，但是被积极分子添油加醋地汇报到了德钦丹东那里，可就成了大逆不道的“反革命言论”了。于是，波吞迎不久也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回中央根据地，于1968年8 月30日开公审大会，立即被残酷地处死。
波吞迎一死，凡是佩服他、崇拜他的追随者立刻也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仅仅在波吞迎被处死的12天之后，还是中央根据地的那个广场，台上挂着的还是那五幅学生们画的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一年半以前曾经在这里召开过群众大会，宣布芒苏敏等人为“模范党员”的地方，但是这一次被斗争批判的却是芒苏敏等四个学生领袖了。
他们因为追随波吞迎，说过一些赞扬波吞迎的话，也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斗会结束，大会主席团指定了四组女红卫兵担任行刑刽子手，她们用竹杠和匕首、用对付芭鼎的同样方法，分别把这四个当年最坚定的革命派、最杰出的学生会领袖、最忠心的模范党员，以“反革命”的名义残酷地处死了。
这件事情仅仅发生在玛薇等人处死芭鼎的几个月之后。当时玛薇正跟着耶博巴当在815 根据地传经送宝，直到几个月之后，才知道芒苏敏的死讯。听到这一突如其来的噩耗，玛薇当场就晕了过去。从此她就变得喜怒无常，时哭时笑，有时候三天也不说一句话。她醒悟到未婚夫的冤死，也因此醒悟到自己的手上沾满了自己人的鲜血。红色恐怖使她寒心，她想忏悔，但是来不及了。
1968年9 月上旬，缅甸政府军77师趁缅共内讧乘虚而入，进攻中央根据地。缅甸人民军失去了优良的指挥员，加上“文化大革命”在士兵中造成的思想混乱，丧失了斗志，在强大的政府军进攻之下，节节败退，不得不放弃中央根据地，撤出勃固山区。德钦丹东在转移的途中，坐在当吾县的一座小山包上休息的时候，本来对他忠心耿耿的随从耶博苗认识到今天的德钦丹东已经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再是当年那个领导缅甸人民寻求解放的革命领袖了，于是从他背后给了他致命的一枪，然后跑到仰光去了。
继任的缅共主席德钦辛，比德钦丹东更左、更“革命”。他们没有从德钦丹东的被杀中得到醒悟，赶紧停止这种自己人杀自己人的“文化大革命”，而是更加疯狂、更加全面地搜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继续大开杀戒，弄得根据地内人心惶惶，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变成反革命冤枉地被杀。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中，缅甸人民军不但再也无法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了，人人都想到怎样才能活下去。中央根据地有一个县的全体党员集合起来开会，做出了“集体走向光明”的大会决议，全部投降了仰光政府，理由只有一个，革命革到了革命者的头上，他们实在活不下去了！
耶博巴当是在党中央处决了芭鼎之后，奉命带着一批学生到815 根据地传达中央政治局决议并在当地继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根据地在仰光北面不远的勃固省境内，而815 根据地远在缅西山区，相隔千山万水，还有政府军的重重封锁，要在这样的夹缝中安全通过，相当困难。他们打打走走，一个多月之后方才到达。传达任务完成之后，耶博巴当本打算返回勃固中央根据地的，可是跟随他来的护送部队已经严重减员，他们几次穿越封锁线都没有成功。德钦丹东也没有办法，只好无可奈何地命令他“就地闹革命”，做一些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久，他们就与中央根据地失去了联系。
到了1968年年底，耶博巴当方才从仰光的广播中听到波吞迎和芒苏敏等人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惨杀以及德钦丹东主席在逃亡途中被自己的随从所枪杀的消息，他再也坐不住了。
耶博巴当是缅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当吾县整顿团团长。他与伊洛瓦底三角洲整顿团团长波吞迎不但是好朋友，关系密切，而且两人观点基本上一致，都认为德钦丹东主席的“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路线违背了毛泽东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略原则。他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只有波吞迎一个人知道，而是在许多场合都说过，是个公开的秘密。现在波吞迎因观点不同而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因此而被杀，虽然德钦丹东已经死去，但是他的继任者德钦辛全盘继承了德钦丹东的衣钵，杀起不同观点的人来，心更狠，手更辣。耶博巴当心里完全明白，不论就自己的观点还是与波吞迎的关系而言，他都躲不过德钦辛的那一刀。好在他如今身在缅西，在缅南的德钦辛对他至少目前还是鞭长莫及，而他又深知苏登政委是个有头脑的正直的人，于是他要走一步险棋，铤而走险了。他找了个借口，要求815 根据地派兵把他送到苏登政委新开辟的05根据地，然后再请苏登政委派人带他去见主管东北军区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他打算冒死向德钦巴登顶进言：要求德钦巴登顶挑起改变缅共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重任。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德钦巴登顶公开与德钦辛分裂，另立中央。如果德钦巴登顶也认为他是个修正主义分子，那他就甘愿引颈就死。一句话，他倒是条汉子，宁愿死在自己人的刀下，也不向敌人投降。
尽管耶博巴当的决心下得十分悲壮，但是05根据地离东北军区也是相当遥远的，何况中间还驻有那么多的缅甸政府军，要想把耶博巴当送到东北军区去，谈何容易！不过苏登政委听了他的叙述和要求，还是同情他，支持他，立刻派了一个连护送他到东北军区去。只是没想到为了护送他，竟要用牺牲一百多名战士的代价来换取！
耶博巴当到了东北军区以后，立刻就向德钦巴登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德钦巴登顶是个有头脑的人，不但没有杀他，还部分采纳了他的建议：减少内耗，力图扩大。
那时候，凡是接受德钦丹东和德钦辛的指示在根据地全面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不但失去了军心，也失去了民心。人心涣散的结果，是根据地日渐缩小，最终一个个地被政府军所击破。东北根据地经过一场浩劫之后，及时回头，在萨尔温江以东的佤族地区解放了26个佤族部落，扩建了两个县，连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搬到江东来了。
苏登政委比较温和，在他的根据地中虽然也不能不进行这个惨痛的“革命”，但是至少不像别的地区那样激烈，因此损失也比较少。到了1972年，南方根据地全部失去，德钦辛下台，由德钦巴登顶担任党的主席，党中央终于移到了东北军区。但是缅甸人民军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德钦巴登顶不得不主动放弃一些根据地，于是苏登政委带着他的四个营浩浩荡荡地回到了萨尔温江以东的根据地，继续担任东北军区副政委。
到了1976年，由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缅共的“文化大革命”也不得不虎头蛇尾地宣布结束。但是元气已经大伤，缅甸人民军从此一蹶不振。如果德钦巴登顶能够易弦更张，改变策略，以缅东北为中心，先争取民心，再整顿军队，继续逐渐扩大根据地，缅甸共产党还是可以东山再起，至少还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的。可惜共产党政权的一个通病，就是对外搞一党专政，对内搞一言堂，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缺乏民主意识。于是腐败现象随之而来，农村干部抢占逃跑头人的良田巨宅，县区官员贪污受贿，军官和家属们做投机生意甚至参与走私，加上征兵过量、赋税过重、劳役过多等原因，老百姓不但不拥护共产党，反而公开骂共产党。虽然也枪毙了几个典型的蛀虫，但已经是积重难返，无济于事了。
在这样的困境中，争取民心本来应该是第一要紧的事情，缅共中央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所采取的做法和手段，却是适得其反。老百姓对共产党不满意，是因为共产党搞专制独裁，是因为官员们贪污腐化，对症的良药应该是开放民主，惩治贪污。但是鉴于缅共的老师中国共产党没有在这方面做出榜样，他们不不敢自专。结果却在耶博昂明的建议和坚持下，错误地想学习中国共产党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在农村划阶级、斗地主并把土地分给农民从而取得百姓拥戴的经验，在缅北佤族地区也搞起土地改革来。缅北的佤族、景颇族、崩龙族还处于领主封建制度，阶级分化还很不明确，人民军一到，头人早已经逃之夭夭，留下的人民文化和生活水平还十分低下，当地的佤族部落，在秋收季节还要猎取人头用于祭祀呢，在这样的民族中划分阶级、提倡阶级斗争，不是跟笑话一样吗？尽管来自中国、搞过土改而且听说当时已经出任缅共宣传部长的李必雨提出反对意见，耶博昂明不但不接受，反而与李必雨大吵了一场。正好这时候李必雨得到了国内为他平反昭雪的通知，带着老婆孩子回昆明去了。听说他回到中国以后，当上了昆明市文联或作协的主席，也写有一部叫做《文化大革命在缅甸》的长篇回忆录，只是不知道出版了没有。
李必雨回国以后，东北根据地再也没有反方面意见了，于是缅北的“土地改革运动”在错误政策的指使下搞了个一团糟。本来只知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原始山民，有的莫名其妙地挨斗，有的莫名其妙地打人，激发了兽性，泯灭了人性，阶级斗争在这里变了味儿，成了“仇杀”，跟世世代代的“打冤家”混为一谈。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农业产量，反而增加了矛盾，人心涣散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一旦失去，缅共也就失去了存身之地。在这样的前提下，缅甸政府军再次发动征剿，还不是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么？
今天，缅甸共产党已经不存在了。尽管缅北至今仍有打着“缅甸人民军”旗号的地方武装部队，但那已经与缅共无关，有的还是贩毒集团的武装力量。我那朋友著的书中，最后一句话写的是：“缅共的灭亡，不是亡于外部的围剿，而是亡于内部的矛盾。”这话，我看是有一定道理的。……
说到这里，马车“嘎”地停住了。扎嘎嘿嘿地憨笑着说：
“两位先生，别再说这些我们听也听不懂的故事啦！孟帕耀到了，大家的肚子也饿了，该在这里吃点儿好的了。再往前，可就找不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