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肯出高价，都不难换到。所有这一切，都为我的偷渡提供了有利条件。
1972年7 月1 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公社召集插队知青中的红五类子女开会，却把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撇在一边，让我们自由活动，等于放我们一天假。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潜逃机会。
一大早，开会的知青们都坐上手扶拖拉机走了。另几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在睡懒觉。我已经收拾停当，背上一个大鱼篓子，扛一根钓竿，出门钓鱼去了。碰见几个熟人，还扬言：今天要是不钓上满满一大篓鱼，我绝不回来。
其实，我的大鱼篓子里，装的全是我外逃用的“道具”。
我一直向西走去。走了大约三十多里路，离开我插队那个公社的辖区已经很远了。于是我在小河边改装，从大鱼篓里取出一套傣民服装打扮起来：一件白色无领对襟褂子，一条白色肥腿长裤，脖子上用丝线挂着一个毛主席像章①──这个像章，还是小菁送给我的，既是定情物，也是纪念品──肩头背一个绣有孔雀的通巴②，脚穿塑料凉鞋③，头戴一顶草绿色军便帽④，打着一顶当时颇为流行的折叠式黑色小阳伞，打扮成外出赶摆⑤的傣族青年。然后把原来的衣裳装进鱼篓里，再装进几块大石头，沉入河底，继续赶路。
① 傣族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在脖子上挂一个小佛像，作为避邪的护身符，一般都是陶制的，最名贵的，则用金、银、玉、象牙制成。“文化大革命”期间，傣族人虽然没有把家里的佛龛改供毛主席，但有小部分傣族青年为表示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示革命，把护身符改为毛主席像章。
② 通巴──傣族男青年背的布背包，用彩色棉线或毛线绣上各种美丽的图案。例如孔雀表示吉祥如意，大象表示五谷丰登。
③ 傣族人不论男女，习惯于赤脚。后来塑料凉鞋流行，也有些青年爱穿。吴永刚是上海人，不会打赤脚走路，所以故意穿一双塑料凉鞋。
④ 傣族人原来习惯于用绯红、青色或白色长条布缠头，“文化大革命”中受“红卫兵”的影响，男青年中也流行戴草绿色军便帽。
⑤ 赶摆──外出参加佛事活动。傣族信奉佛教，“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尊重当地民族习惯，仍准许举办佛事活动。
中午时分，我到了离南览河不远一个叫勐津的小村寨，找了一家小饭铺，坐在高脚楼上，用剩余的全部人民币买了几个菜、一瓶酒，一面装作欣赏山光水色注视着河边的动静，一面慢慢儿地吃着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顿饭。
中缅边境，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有若干公里的无人区，而是和普通村寨没什么两样，河边既有庄稼，也有人走动，只是不许随便过河去。河水虽然湍急，看样子并不太深，而且似乎根本就没有岗哨和巡逻兵。
我多存了一个心眼儿，吃过饭，沿南览河顺流而下，尽量离村寨远一些，找了个看上去比较浅的涉渡口，四顾无人，正准备涉渡，忽然听见上游马蹄得得，一队骑兵，大约有十几个人的样子，也顺流巡逻而来。我心里说声：“危险，差点儿让人家堵个正着！”为了避免正面接触，盘问起来麻烦，我拐了个弯儿，向远离河岸的方向走去。
边境巡逻兵只管国境线，对国境之内形迹并不可疑的村民往来，根本就不注意。骑兵是从边防哨所来的，属于例行巡逻，速度很快，转眼间就不见踪影了。巡逻兵刚过去，这时候正是例行巡逻的真空时刻，当然是涉渡的最佳时间。我立刻收起小阳伞，返身快步往河岸奔去。
到了河边，上下一看，依然一个人也没有。我高兴得心里狂跳起来，喊了一声：“天助我也！”顾不得脱衣服卷裤腿儿，也不问河水深浅，就哗哗地向对岸淌去。
我知道，第一，这里的河道，边沿很浅，一到了河心，都有一定的深度；第二，为减小目标，我必须一下河就把整个身子都淹没在水下，因此脱不脱衣裳都一样，反正都要湿透的。以我的水性，再深点儿，也难不住我。
出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还没到河心，背后就传来了一片喊声：
“站住，不许再往前走了！再走就开枪啦！”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民兵在前面，一队牵着军犬的边防军在后面，沿河追下来了。
这是军民联防，与边防哨所的骑兵是同一个系统的两支部队。
按照事先的策划，我应该在夜间渡河。这样，不但四野无人，而且在夜幕下能见度极低，便于活动。到了边界以后，才意外地发现防范极松，于是临时改变了计划，干脆白天涉渡。这可真是弄巧成拙，自找麻烦了。
对于应变各种突然情况，我都有过设想：如果是我先发现巡逻兵，我就可以装作是缅方居民偷渡，转过身来，脸朝中国方向走。这样，巡逻兵就会勒令我退回到缅甸方向，正好达到我的目的。如今是我往缅方走，巡逻兵在我背后，而且是在骑兵刚过去之后不久，属于“真空”时期出现，太意外了。不过我出生在法律世家，对于法律的知识比一般人要多一些。我十分明确地知道：边境巡逻兵，只能在本国国境线之内巡逻，不能过界。不但人不能过界，连子弹也不能往国境线外面打。不然，就是侵犯国境，就是违反国际法的事件，能够导致国际争端的。
作为界河，河心应该是界线。我一见自己已经接近河心，就没理睬身后的喊话，而是一个远距离潜泳，就从河心的那一面钻了出来。
我心里坦然了。我已经越过了国境线，到达另一个国家了。你军民联防队本事再大，总不敢越过国境线来抓我吧？
我继续往前游了一段距离，脚踏实地以后，干脆站了起来，转过身去，示威地向巡逻兵看了两眼，不再理睬他们，管自大踏步地淌着河水往对面走。
这时候背后传来民兵与边防军的对话：
“这小子不是咱们公社的。”
“准是外地来的偷渡客，假装的傣民！”
“一定是个特务，赏他一枪！”
当地民兵根本就不懂什么国际法，在他们的眼中，很可能什么法也管不着他们。于是，我吃了“懂法律”的亏了。
民兵的话音儿刚落，只听得背后“嘎嘣──嘎嘣”两声，一颗三八大盖的子弹钻进了我的身体。我只觉得脑袋“嗡”地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幸亏边防军没开冲锋枪，不然，我直立的身子就会变成蚂蜂窝了。
等到我醒过来，发觉自己躺在一个平平整整的地方，脑子里却一片空白，似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努力地回忆：我究竟在什么地方？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的？想啊，想啊，记忆逐渐恢复，终于记起我是在偷渡南览河的时候，被边防巡逻队的民兵一枪打中了什么地方，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了。是死了，还是依旧活着？如果已经死了，像我这样的人，是应该进天堂还是应该入地狱？这里是天堂，还是地狱？终于我想起自己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根本就不信任何宗教，去他娘的天堂和地狱吧，只要我还有思考能力，就说明我还活在世界上！我猛地睁开眼睛一看，看见的是一个傣家竹楼的人字形屋顶，上面盖的是芭蕉叶。我心里逐渐有些明白了：我负伤以后，晕了过去，大概被什么人从水里捞了起来。那么，我是在河的中国一方呢，还是缅甸一方呢？我是在民兵的掌握之中，还是在泰民的救护之下呢？这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得赶紧弄清楚。
我想翻身坐起，但是立刻觉得胸口一阵撕裂似的疼痛。据此可以推知我受伤的部位在胸部。我想喊叫一声，以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但是口渴得张不开嘴，上下唇好像粘住了一样，舌头似乎有一寸多厚，半斤多重，根本不听我的使唤，嗓子发痒，胃里也胀得难受，脑袋一窝一窝地疼，好像就要爆炸。我用力呼出一口气来，结果却变成了一声咳嗽。──立刻听见一个银铃似的嗓子在喊：
“大姐，他醒过来了。我听见他咳嗽了。”
她说的是与西双版纳傣族人完全一样的话。接着我听见竹楼的地板上响起了嘎吱嘎吱的走动声，似乎有一个人走到了我的面前。我张开眼睛，出现在我面前的，竟是一张桃花似的笑靥。由于她弯腰俯身在察看我，所以在我面前展现的，是一个特写的电影镜头，只看见她那张美丽的脸，别的背景一概没有。这张脸十分秀丽，白中透红，容长，鼻梁高而直，微笑的嘴角两边，一边一个浅浅的酒窝儿，眼睛大大的，双眼皮儿，眼睫毛长长的，一闪一闪，像两把黑羽毛扇子。
我的脑子里立刻产生一个概念：此人似乎没有恶意，也不像是女民兵。我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放回了原处。
她见我果然醒过来了，而且瞪着眼睛在看她，脸色微微一红，倏地站了起来喊：
“阿爸，阿妈，这个人真的醒过来了！”
随着话音儿，一下子走过来好几个人，都过来俯视我。
在我的眼前，出现一个中年男子、一个中年妇女、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一个十二三岁的姑娘，一个只有三四岁的小姑娘，全都是傣家装束，当然都是赤脚的。而那个三四岁的小姑娘，则全身赤条条地没穿任何衣服，除了脖子上也有一个陶质的佛像之外，只有一片用银丝织的两寸来宽的薄片，系在腰间的一根带子上，遮住阴部。这东西，直到今天在西双版纳的边远山区还看得见，当地人叫做“膜”。
我挣扎着想坐起身来表示感谢，但是刚一动，左面胸口就疼得我龇牙咧嘴，脑袋上立刻渗出汗来。中年男人急忙摇手制止：
“别动，年轻人，你伤得不轻。躺着别动！”
中年妇女蹲下身来，和蔼地问：
“你饿了么？想吃点儿什么？”
“我……我……渴……”
我尽最大力气，从牙缝中间挤出这几个字来。中年男人白了他妻子一眼：
“你就知道吃！受伤的人，失血过多，渴比饿还难受呢！他伤后落水，肚子里灌满了水，刚刚吐完，这时候哪儿吃得下东西去？快去看看，还有白糖没有，给他沏一碗白糖水来！”
中年女人连连应声：
“有，有，还有点儿，我这就去沏。”
傣家的竹楼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火塘，一年四季生着火，烧着茶，随时都有茶水可喝。不用火的时候，用灰盖着，要用火的时候，拨开灰烬，用竹筒一吹，火就旺了。听见父亲发话，十六七岁的那个“大姐”就去火塘边把火吹着了，把茶水煨热，等母亲找出白糖来，放进碗里，这才用一个小竹筒做的水舀子从茶罐儿里舀出茶水来，沏成了白糖茶水。
中年女人把白糖茶水端到我面前，我仰面朝天地躺着，怎么让我喝呢？“大姐”急忙又去找出一个白底蓝花儿的瓷汤匙来，递给她母亲。她母亲试着用汤匙喂我喝了两口，结果仍是一半儿进一半儿出的。中年男人看了，皱着眉头对我说：
“小伙子，你忍着点儿，我扶你坐起来，喝完了再躺下。”
说着，他自己先坐到了我背后，轻轻地托住了我的后腰，再抽起我的肩膀来，让我靠在他的身上。这时候，我才看清了，我全身上下的内外衣裤都已经被脱光，只在腰腹部分遮一层线毯，胸口和大腿上都缠着白布。看样子，我大概中了两枪。
大婶儿用汤匙一口一口地喂我喝糖水，一面喂，一面急不可耐地问：
“小伙子，你是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怎么挨的枪子儿？又是怎么掉进河里的？”
我哪里顾得上回答她的问题？喝完了一口，又张开了嘴，不说话，只是贪婪地等着下一匙子水。大叔见她问个没完，数落她说：
“让孩子把水喝完了再问嘛，来不及了么？他既动不了，又没地方可去，什么时候问不行呀，非得这时候问？”
我急不可待地喝完了这碗比甘露还要鲜甜的糖茶，才感觉到不那么渴了，舌头能转动了，脑袋也不那么沉重了。
我一边喝水，一边就在琢磨：怎么告诉人家我的情况呢？看这一家人对我的态度，当然是拿我当落难者救护；但若知道了我的身份呢？是不是还这样好心、这样热情地照顾我？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绝不隐瞒自己的身份，以免拖累人家。对于我这样身份的人，留我是人情，不留我是本份，何况我还负了重伤，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好。
我略为喘息了一下，先虔诚地感谢他们一家如此好意地救护我，然后说明我是西双版纳的插队知识青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受到歧视，活不下去了，这才冒死偷渡，不幸在渡河中被军民联防队发觉，打了几枪。估计大概是负伤以后，顺流漂了下来，被他们一家救起来的。关于姓名，我却多了一个心眼儿，没报真名实姓，而在一个“逃”字上做文章，说自己姓“陶”名“涛”，今年二十岁。说完了自己，又反过来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离西双版纳多远？大叔一家，怎么称呼？最后又表态：如果我的偷渡客身份对他们有所不便，请他们不要为难，只要稍歇一会儿，等喘过这口气儿来，我就走。
听我说完，大叔自负地笑了起来：
“我说怎么样？我一猜就是中国的偷渡客嘛！要不，怎么会挨枪子儿？小伙子，我先告诉你，我叫岜里。我们这里，已经是缅甸的地盘，属王塔克头人管辖，中国的军民联防队，管不着咱们了。这个小村寨，一共只住三户人家，还没名字，住的都是掸民，也就是云南的傣民。在这里住着，你就放心好了，没人会来问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至于说离西双版纳已经多远，西双版纳地方太大，这话可就不好说了。我先问你，你是从什么地方偷渡过河的？”
“勐津。”
“哟，那么说，你在河里漂了足有二十多里路了呢！这里的河，已经不是中缅两国的边界，河的两岸，都属于缅甸管辖。不过河北面没有人家，你要是在河的北面搁浅，可就不会有人来救你了。你在急流中汆了二十多里路，又偏偏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