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伤，本来以为肩下那一枪最重，好在三八大盖儿的子弹是尖的，估计是从后背进，前胸出，从肺尖上穿过，没有伤到骨头，前后的伤口都只有小指头大小，除了因感染发炎又发烧痛苦过几天，有些咳嗽，痰中带血之外，经用大叔的草药内服外敷，加上柳芭的尽心照料，不过一个多月，居然长上肉、结了疤了。倒是大腿上的伤，被尖利的石头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受伤面积大，两个多月了，还收不了口。不过上着药饼子绑着布，不用拄拐杖，也能走路了。
罂粟是耐旱作物，当地人称“懒庄稼”，不但不要浇水，也不用施肥，只要锄锄草就可以了。到了泰历的十二月，也就是公历的二三月，进入了旱季，这时候，我的伤基本上好了，村前村后地里满片的罂粟花儿也开了，红的，紫的，白的，真是一片姹紫嫣红，美不胜收。以前我只听说过罂粟花儿很美，却没有想到竟会美到令人心醉的程度。我跟着大叔和三姐妹下地去，当然不是去帮他干活儿，而是去看罂粟花儿，去欣赏这种在大陆根本无法见到的最美丽的花儿。这花儿，其实很单薄，每朵只有四个瓣儿，不像牡丹、芍药、大丽、玫瑰那样一朵就是一大团儿，所以用“花团锦簇”四个字来形容罂粟花儿，是很不贴切的。
那天，恰巧柳芭穿了一身白，宝萝穿的是紫色的窄袖对襟小褂儿，小达吉穿的是红色的络骚甲子。我一时想不出什么美妙的词句来形容罂粟花儿的美丽，看看她们三姐妹，活脱脱三朵解语花儿，灵机一动，就逗她们说：
“你们三个，在家里是三朵花儿，到了地里，可就分不出哪是花儿，哪是你们了。”
达吉不懂得这话中的含意，还在追着问：
“大哥哥，我和姐姐到了地里，怎么就分不出来了呢？”
“地里的花儿是红、紫、白三种颜色，你们姐儿三个，也是红、紫、白三种颜色，长得也跟花儿一样美，可不是分不出来了么？”
一向不太爱多嘴的柳芭，今天突然高兴起来，含情脉脉地看了我一眼，却分明是损我说：
“把姑娘比作花儿，可不是你的发明。连白痴都会这样说。你要是有本事，就说说这三种颜色的花儿都代表什么，行不行？”
我被她问得一时语塞，竟愣了好久没能回答上来。这可给了宝萝以可趁之机，也逼问我：
“你快说，紫色代表什么？”
这一来，连小妹妹都杀上阵来了：
“大哥哥快说：大姐是什么花儿，二姐是什么花儿，剩下的我，又是什么花儿。”
我被小妹妹这天真的语言说得哈哈大笑起来，不禁脱口而出：
“达吉年纪最小，长得最漂亮最好看，穿的又是红衣服，所以是朵红花儿。红花儿嘛，表示达吉要做新娘子啦！”
达吉听见夸她最漂亮，很高兴，接着问：
“那么紫花儿呢？代表什么？”
“紫色代表富贵。宝萝要做贵夫人啦！”
“我不干，我不干！姐姐，大哥哥欺负我，你倒是管他不管哪？”宝萝假装生气，追着要拧我。
“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大哥哥，他欺负你，你也可以回敬他嘛！你不是在拧他了么？”
柳芭当然懂得妹妹的弦外之音，不好意思地往外推。可是妹妹偏不饶她：
“哼哼，说得倒好听，我哪儿敢真拧哪！我要拧了大哥哥，你不帮着他来拧我才怪呢！我也不敢拧他，只要他说说，大姐你是什么花儿，他自己又是什么花儿，都代表什么！说得清楚明白，就饶了他。”
“你大姐是白花儿。白花儿嘛，代表纯洁，代表……”也不知道怎么的，我忽然想起白花儿代表哀悼来，心里有些戚然，急忙转口：“代表清白。我不是花儿，我是叶子。俗话说：红花儿还要绿叶扶嘛！”
宝萝听我这样说，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姐姐，大哥哥这张绿叶，不扶你这朵白花儿，要扶妹妹这朵红花儿呢！不过达吉这朵小红花儿，才是个花骨朵儿，大哥哥，你要等达吉长大了嫁你呀，至少还得等十年，你等得及吗？要是等不及，再过两三年、三四年，我就十五六岁了，那时候我嫁你吧！别忘了，在河滩上发现你活着的是我，可不是我姐姐哟！你要感谢，应该谢我才是。你要送佛像，也应该送给我才是嘛！是不是你嫌我太小了呀？这会儿你嫌我小，再过十年二十年，你可又要嫌我太老了呢！不过你就是把佛爷送给了我，我也不会要的。我这朵小紫花儿，现在也只是含苞待放，我可不想十三四岁就做妈，我还没玩儿够呢！你不是已经把你的佛爷给了我姐姐了吗？有佛爷作证，你这张绿叶，只能去扶姐姐那朵白花儿了。那可是一朵盛开的鲜花儿，最美最美的啦！你别着急，等咱们把罂粟都收获了，请大家帮着给你们搭一座漂亮的新竹楼，让阿爸到头人大爷家买回漂亮的绸子来，你们就可以成亲啦！”
宝萝肆无忌惮地揶揄，把柳芭逗急了，猛地收敛了笑容，脸色由白变红，追着宝萝要拧她那张嘴。
大叔一家，都认定我是柳芭的未婚夫，其中也包括柳芭自己在内。其起因，是我被救的那一天，把我的毛主席像章给了她，而她在母亲的授意之下，也把她脖子上的佛爷给了我。这在她们的民族习惯中，就成了交换定情之物了。她之所以在我昏迷不醒的三四天中衣不解带地伺候我，正是在尽她做妻子的责任。这一阴差阳错，弄得我简直无法解释，一面暗暗好笑，一面只能解释为姻缘前定，与她有缘。何况这姑娘确实可爱，比小菁强多了。
我没有否定这段姻缘。我感觉到我心里很喜欢柳芭，并不单纯出于她救了我。像她这样聪明的姑娘，生活在如此偏僻的边疆，过着原始人的生活，简直是上帝的不公。只要我能够到达香港，只要我能够生存下来，我有决心把她接到我的身边，并把她改造成一个有文化的现代人。
再过一段时间，就是鸦片的收获季节了。罂粟花儿凋谢以后，结的是椭圆形蒴果，称为“烟果包”，小的像鸽子蛋，大的有鸡蛋大小，趁它还没有完全成熟，用薄薄的刀片剖开，称为“割烟浆”，流出来的乳汁，用一块竹刮板收集在一起，这就是“生膏”，再放在小铜锅里用文火熬制，慢慢儿地就熬成了黑色的熟鸦片烟膏了。这活儿烦而不难，我也能够帮着干，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了黑色金三角的“制毒”劳动。不过干这活儿必须弯着腰、低着头，干的时间长了，也挺累人的。
我实在没有想到：种罂粟、制鸦片，原来如此简单：种罂粟，播种以后，长出苗儿来，除了进行一次“间苗”也就是拔去多余的苗儿之外，基本上不用怎么管理，最多再锄一遍草，就可以了，肥沃的土地，连基肥都不用施；收获的时候，一家一户，几把刀，一口锅，就是一家工厂。更没有想到，熬制鸦片的时候，那个香味儿，竟有如此好闻。它比我一生中所闻到过的任何香味儿都香。这是一种令人飘飘欲仙、发人深思的清香幽香，而不是那种令人想入非非、使人陶醉的女人身上的香水香。
鸦片收获完成了，我的肩伤和腿伤也完全好了。
大叔虽然从来没有问起我今后的打算，可大婶儿明明已经把我当成了她的“倒踏门女婿”了。照她想：我在西双版纳共产党政权底下活不下去，冒死跑了出来，不就像岜里大叔一样，为的是求“安生”两个字么？我们已经交换了信物，有佛爷作证，我们就是未婚夫妻了。他们两夫妇对我这样好，她的大女儿长得又是如此的美丽，配配我这样的流浪汉，应该说是高抬我的了。我既然已经在她们家住了下来，就连街坊邻居们都认为这婚事是天经地义的，不用再问了。大婶儿不止一次絮絮叨叨地跟我说：在她们这里，鸦片收获了，送到头人家里去，一部分交了地租，一部分换回稻谷、布匹来，今年鸦片丰收，还要换一些绸缎。她要给女儿准备新嫁娘的衣裳了。当地风俗，再怎么穷的人家，女儿在家，穿什么都行，出嫁的时候，可是必须穿绸缎的。
我不是傻瓜，心里当然懂得。柳芭尽管不爱多说话，可心里比我更明白。她的不爱跟我多说话，不正是待嫁新妇的娇羞么？
但是我志不在此。如果我已经看破红尘，愿意终生在这荒凉的热带雨林中为头人种罂粟，不怕以毒品去祸害全世界的人，柳芭可以说是最佳的贤内助了。作为一个男人，有这样一个知疼知爱、贤惠美丽的妻子，夫复何求？尽管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次“我爱你”这样的话，但是她爱我爱在心里，这从她的每一个眼色，每一个暗示中，都可以表现出来。我也曾经翻来覆去地想过：我爱她么？我是因为她尽心地照顾我，出于感谢，才喜欢她么？好像不是。男女之间的感情，微妙得很。有热情似火的狂恋，也有见面默默无语只是心心相印的暗恋。我与小菁之间，有点儿像是前者，而与她之间，则是属于后者。我相信我是从内心里爱着她的。
可是我必须走。我必须离开这个半原始社会部落式的缅甸边疆，到曼谷去，到香港去，去寻找我自己的出路，去做一个现代人，去求得更加舒适的生活，去发挥更大的能动性，以便活得更加像一个人。难的是从一开始我就没说我要到什么地方去，让人家供养了我半年多，替我治病疗伤，如今全家人、全村人都视我为新女婿，而我却要在人家正为我准备婚事的节骨眼儿上突然离去，设身处地地为人家想想，怎么接受得了？
难说的话，还是要说；难于开口，也还是要开。我反复琢磨了好久，这件事情，如果捅开了，最伤心的当然是柳芭。因此，我必须先把实情跟她说清楚。只有争取她的同情与谅解，最好是让她去与父母说通，事情才最好办。
为了报答她们一家，我身体好了以后，拼命地替她们家干活儿。我虽然出身大城市，但是有在西双版纳插队四年的劳动锻炼基础，不论家里地里的活儿，都难不倒我。
泰家村寨人喜欢喝河水。早晨的河水干净，家家户户都是在一大清早下河去挑。这活儿以前是大叔的，现在由我接过来了。
泰家村寨人不吃“隔宿之粮”，每天吃的米都得当天用木碓舂出来。“木碓”也叫“踏碓”，分两部分，埋在土里的部分是“木臼”，另一部分像翘翘板，一头有一个木杵，正对着木臼，利用杠杆原理，一个人在另一头踏，让木杵一上一下地舂木臼里的砻糙米，把糙米舂白。这活儿，本来是大叔和大婶儿搭档，或者姐妹俩搭档。自从我把这活儿接了过来，大婶儿就让柳芭和我一起干，为的是让我们俩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说说话儿。
糟的是：我没把意思说明白，我越是卖劲儿地干活儿，她们一家人越以为我是死心塌地地决心在她们家长期住下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琢磨好了“说词儿”，想寻找机会跟柳芭先说。可是舂米的时候，踏碓离家太近，而两人的距离又太远，我不想大声说话，把这事儿嚷得全家人都听见。所以我们俩人虽然经常单独在一起，却始终没机会说。
我7 月1 日从西双版纳出来，在大叔家住了半年多，早已经过了1 月1 日。在中国北方，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而在这里，还是旱季，也就是夏季。
泰家村寨里的女人，包括大姑娘在内，也和男人一样，热天傍晚，都要到河里去洗澡。他们或者等天色黑下来以后，脱光了洗个痛快；或者把干净裙子盘在头上，穿着脏衣裳下水，在水里把衣裳脱光，洗干净了，把头上盘着的干净裙子放了下来，裙带不系在腰部而系在腋下，这样，里面什么也不穿，就可以回家了。
二三月间的一天晚上，全家人都到河里洗过了澡，大婶儿和柳芭、宝萝三个人按以前习惯留在河边洗一家人的脏衣服。我主动上前，请大婶儿回家歇着，让我来帮姐妹两人洗。大婶儿善解人意，把宝萝也叫走了。宝萝人小鬼大，故意不肯走，说自己的衣服，不能叫大哥哥洗，让她妈笑着拉走了。
在泰乡，洗衣服是女人的事情，除非是单身汉，没有男人下河洗衣服的。两口子一起在河边洗衣服，更是破天荒的事情。柳芭穿着晚间睡觉的宽大长筒裙，蹲在水边，把一种树上长的皂角捣成的浆子涂在脏衣服上，然后用手在光滑的石板上搓，还用一根小棒棰捶打。我光着上身，只穿一条大裤衩，站在水里漂洗她搓过捶过的衣服，两个人配合得挺好的。这时候天还不黑，河边洗衣服的女人们，都向这边投来羡慕的眼光，嘻嘻地笑着，赞美我们。
柳芭满脸绯红，显得好兴奋、好高兴。她体会到这是一种幸福。她看了一眼四周，悄悄儿地对我说：
“你一个大老爷们，跟女人一起洗衣服，不觉得倒楣么？”
“这有什么倒楣的。我自己一个人，不也得下河洗衣服么？再说，我们在西双版纳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女同学在岸边搓，我们在河里洗。开头的日子，傣家人也笑话过我们，时间长了，也就没人笑了。不过我们洗衣服用的是肥皂，不是你们这种树上长的皂角。”
“那么说，你在西双版纳的时候，也有一个女同学跟你好过，是吗？”
“我们上海去的知识青年，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分得那么清楚的；倒是阶级之间，关系分得十分清楚。就是下河洗衣服，也只能和同阶级的女同学一起去。”
在这段时间中，我已经断断续续地把我们插队知青的生活情况跟她说过了一些，对于什么叫插队，什么叫阶级，她已经知道得差不多。
“那么跟你好的那个女同学，一定也是什么地主或者资本家的女儿啰？”
我跟她说起了小菁的故事。女人终究是女人，出于醋意，她居然对小菁很不同情，说她得到这样的下场是活该，是罪有应得。
等到一家六口的衣服都洗完，天色已经逐渐黑下来了。河边洗衣服的女人逐渐散去，又来了几个赶天黑下河裸浴的女人。我和柳芭端起满满两木盆衣裳，并排地往回走。我打算趁路上前后没人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