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两封信发出后过了好几个月，竟有如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回音。加上在曼谷发的一封，一共三封信了，难道她连一封也没有收到？写信到贡叻先生处去问，他回信来说：他那里也没有收到有从缅甸来的信。又说：缅甸的东北角，是坤沙集团的势力范围，能不能通邮政，恐怕很难说。特别是国境线边儿上的边疆地区，即便通邮政，最多也只能送到县、乡一级，一个无名的三家村，只有姓名，叫人家怎么送？但是我想：信是写到头人处转的。王塔克既然通汽车，就应该通邮政。即便因为地址不详，也应该把信退回来才对呀！
我一面在旅社的各部实习，一面上补习学校补习英语、会计等实用的功课。但是心中这块病怎么也摆不平。每年的7 月1 日和4 月15日，我都要给柳芭写一封信，不管她收到收不到。我说过的话，不能食言而肥。有天地为媒，有南览河作证，还有毛主席作证，我认定自己是有妻子的人。我的妻子，她在缅北，还过着接近于原始初民的生活。我常常梦见她：赤条条地一丝不挂，手举着毛主席像章，含情脉脉地看着我，比维纳斯更美丽，更纯洁。
很快三年过去，我已经升到了会计室主任，对旅社的业务已经很熟了。1976年春，我正想跟舅舅说明情况，亲自到缅北走一趟，不料舅舅给我联系好了，要我到美国去上大学，专攻旅店管理。名额得来不易，机会难得，不能错过。但是这一去，就是漫长的四年。在这四年中间，我依旧恪守习惯，每逢7 月1 日和4 月15日，都要给柳芭发一封信，倾吐我对她的思念，询问她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打听她们一家以及那两家邻居的近况。
1980年秋，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出任玉龙大旅社的襄理。那一年，我已经28岁。学业问题解决了，婚姻问题马上提到了日程上来。按照舅舅的想法，我和他女儿结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只有他女儿才是他的合法继承人，尽管我在旅社里已经是襄理的职位，但只能算是他的雇员，是个白领职工，对旅社的一草一木，我都没有所有权。但只要我和他女儿一宣布结婚，按照夫妻共同拥有家庭财产的规定，我就成了这家旅社的老板之一了。她学的是音乐，只热衷于举办音乐会，对旅社的业务根本就不过问，实际上旅社的老板就是我一个人。何况她风度翩翩，一副标准的艺术家气质，也不是个庸俗的女子。更其不容我回避的现实是：自从我到了香港，我表妹虽然不能说是对我一见钟情，至少对我颇有好感，认为我敢于与命运拼搏，不被大陆的苛政暴政所震慑，是个有志有为的好青年。我出国去留学，她已经大学毕业，留在母校任教，如今已经是讲师兼系秘书，是一个卓有成就的青年音乐家了。我出国期间，我们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在我，这是表兄妹之间、或曰老板与雇员之间礼节性的联系，因此信中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诸如 I love you 之类的话；在她，却把这作为是组织家庭的一章序曲，是因为我们的表兄妹关系或曰她的艺术家气质而“免俗”，所以才“爱在心里”，不说那庸俗的 I love you。舅舅曾经试探性地询问过她，她反倒奇怪：作为爸爸，怎么会问这样唐突的问题：这么多年了，她不等我学成归国，与我结婚，难道她在等别人不成？
舅舅把这个课题摊在我的面前，使我十分为难。到了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向舅舅摊牌，详细叙述我在南览河边一个无名三家村里与柳芭“私定终身”的故事，说明我是个有妇之夫，不能做现代的陈世美。舅舅听了，气恼得皱紧了眉头，好半天才吐出了“你呀，你呀，真是个书呆子”这几个字，就不再说什么了。
直到他的气恼过去以后，这才心平气和地跟我就事论事：第一，他也相信缘份。我在南览河边的经历，说明我与柳芭确实有缘，而且并不认为娶一个外国山区没文化的边民为不妥。第二，既然有这一段经历，即便没有婚姻之约，救命之恩，我也不能有恩不报。因此他认为：我一到香港，就应该把这事情源源本本跟他讲清楚，他好安排我自己或别人去把柳芭一家接来。第三，缅甸那个国家，特别是北部山区，一会儿这个军起义，一会儿那个军成立的，有点儿像中国大陆当年的军阀混战，书信不通，是很平常的事情。如今一拖拖了八年，将近三千个日日夜夜呀！叫人家如何等我？尽管柳芭今年才24岁，可是别忘了，这在当地，已经是很大的大姑娘了。即便是结了婚的丈夫，一去八年没音讯，守空房的妻子尚且要改嫁呢，何况我与她只不过是私下里的口头之约，连个媒证都没有？因此，他的结论是：这件事情，让我给搞糟了。为今之计，只能昧着良心当一个现代的陈世美，两头且顾一头。他再三嘱咐我：在表妹的面前，千万不能提起此事。
但是我觉得这样处理，在良心上太说不过去了。我一闭上眼睛，好像看见柳芭就站在我面前。不是含情脉脉，而是怒目戟指，谴责我的昧心忘情……
舅舅见我对与表妹结婚的事不太上心，连表妹举行音乐会也懒得出席，就告诉我说：他已经打电话给贡叻，要他派一个可靠的人到缅北南览河畔一个三家村中找一个叫柳芭的24岁的姑娘。不管找到找不到，一定要给我一个肯定的回话。
我对这件事情当然抱很大希望。但是两个月以后，贡叻先生打来了国际长途，我舅舅特地叫我亲自去接。贡叻先生告诉我：他派了一个对金三角地区情况很熟悉的人，专门为这事特地跑了一趟南览河下游，几乎问遍了沿河所有无名三家村，不但没有一个人说认识柳芭的，就连夫妻俩有三个女儿年龄各在24，20，12岁左右的人家，也没找到。甚至连那个叫罗西的今年应该14岁的男孩儿也没有找到。看样子，不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家，就是全村人都搬走了。
这不是活见鬼么？古人常有这个遇仙、那个遇狐的记载，难道我在南览河边的奇遇，也是一篇神话么？
我发起犟脾气来，怀疑贡叻与我舅舅串通了一起来懵我，非得自己到缅北走一趟不可。恰好这时候舅舅给我办好了港澳同胞返大陆探亲观光的签证。因为我父母也已经于1979年底落实政策回到了上海，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工作。结论是：我父亲抗日期间参加抗战，是爱国行为，是因为肃反扩大化把我父亲“扩”进去了；我母亲为我父亲鸣不平，完全应该，是反右扩大化把我母亲又“扩”进去了。可笑的是：据说反右的扩大化，竟扩大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几。这个数字，简直可以进“吉尼斯”世界记录。更主要的是：我1972年偷渡国境，是被定性为“叛国投敌”的，为此父母亲都吃了我不少的挂落。如今肯定了既没叛国，更没投敌，而且连“偷渡国境”四个字也不再提起，我的身份，最终被定性为返回大陆观光的“爱国港澳同胞”了。
我珍视这一次返回大陆。我自问我是一向爱国的。我爱我的祖国，但是我不爱迫害我一家的“四人帮”头子。他们既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更不能代表祖国。他们是大陆黑社会帮派头子，只能代表大陆最黑暗时期的黑社会。
根据“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我舅舅也成了“爱国港澳同胞”，不再是“反革命”了。他与我一起到了上海，一家人小团圆。可惜的是爷爷与外公，他们一个是因迫害被逼自杀的，一个是因生活困苦、精神压抑得病死的，都无法落实政策，只好算是历史的牺牲品了。
一家人议论得最多的，一个是我的落脚点，一个是我的婚姻问题。
事情已经办成了这样，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已经不可能回到大陆来落户了。根据我的所学，我只能在香港继续经营旅馆业。至于婚姻问题，父母亲的看法与舅舅完全一致：已经八年没有音讯的姑娘，没有必要再为她苦苦“守节”了。他们认为我没有负她，我不是现代的陈世美。
实际上，第一他们没见过柳芭，不知道这姑娘有多可爱；第二，他们一听说柳芭是个在缅甸边境种罂粟的泰族姑娘，而且没上过学，就从心里反感，只是出于尊重我，没有这样说出来罢了；第三，他们都很看重表妹的那一份儿“嫁妆”。如果她不嫁我，我不过是玉龙旅社的一个高级职员，尽管生活可以比在大陆强十倍二十倍，但终究是个工薪阶层；而一旦与我表妹结了婚，我就变成了老板，就成了小富翁了。大陆人以前痛恨资产阶级，要与资产阶级划清界线，如今谁也不怕当资产阶级，只怕自己不是资产阶级。既然连无产阶级先锋队中老将老帅老总的子女们都不怕当资产阶级，我这个本来就是地主兼资产阶级的外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父母亲有这样的想法，又有什么可奇可怪的呢？
总之，上海之行，等于是舅舅联合了父母强制我执行他们的婚姻计划。而且办得十分干脆，不容我再反驳，父母亲立刻请准了假，到香港去为我主持婚礼。舅舅做了女方的主婚人，我父母做了我的主婚人。结婚以后，我立刻被提升为副总经理，可以左右旅社内的一切大事了。
似乎只有一件事情不由我作主。那就是舅舅绝不许我到缅甸去，连到泰国也不允许。他年过七十，依旧担任总经理，说是扶我上马再送我一程，实际上他旅社内的大小事情全不管，只管一件事情，那就是管着我，绝不许我到缅甸去。
一晃又是六年。我和我夫人之间，相敬如宾，客客气气。我忙我的旅馆，她忙她的音乐会。难得住在一起，总也是夫妻，也有说有笑，也有爱有欲，而且已经有了一子一女，但是从来没有激情，不但没有与柳芭那样激动情怀全身心投入的欢悦，连与小菁那样相濡以沫、互相安慰的情愫都没有，一切都像是例行公事，像是为了完成做丈夫或做妻子的职责。
从去年开始，我舅舅无法继续监督我的行动了。论年纪，还不算太大，论健康，也不算太糟，却在突然之间中风，无法抢救，撒手归天了。他当然留有正式的遗嘱，由律师负责执行。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跟我夫人说过千万不要让我到缅甸那样的话。直到今年，因为业务上的联系，必须有人来泰国，我跟夫人提起我要亲自来处理，问她是否有兴趣同来一游，恰逢她安排一场大型音乐会，无法分身，只能让我自己一个人来。由此可证我舅舅什么也没跟她说，或者是还来不及说。总之是，我自由了。
我到了曼谷，见到了贡叻先生，问起八年前是谁去缅北寻找柳芭的。他说那人已经到缅甸落户，如今不在曼谷了。我更其怀疑舅舅和贡叻瞒着我做了手脚，匆匆办理了该办的事情，就申请了去缅北的手续。我必须亲自到那个无名三家村，寻访柳芭的下落。
这就是我这次到泰北来的动机与目的。
第四个故事：神秘的“金三角”
“金三角”本来以出产金玉而出名，由于罂粟的大量种植，“金三角”三字前面，被蒙上了“黑色”二字。
“金三角”里面，不仅仅是毒枭的世界。除了历代毒枭之外，还有许多土匪、民族解放武装、共产党的游击队在这里频繁活动。令人惊讶的是：居民们对于毒枭的崇拜，竟超过了对共产党领袖的崇拜。
昭维听吴永刚说完了他1972年离开中国大陆以后所经历的一连串故事，很感慨地说：
“吴先生这二十多年来的经历，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可以写一部小说，编一部电影了。目前世界上最可怕事情、危害性最大的祸根，莫过于现代迷信。在我们佛教国家，尤其是从我这个佛教徒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儿来，您一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很可笑。其实我这里说的迷信，是广义的，凡是一切违反科学而又偏执地追求的信念，都属于这一范畴。个人迷信当然也在此范畴之内。劝人为善的佛教，其因果报应的学说，当然是被你们视为迷信的，但是相对而言，这个古代迷信绝不如现代迷信的危害性大。你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近四十多年来中国大陆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作为邻国的朋友，有些问题也许比你们本国人看得更清楚些。可以这样说：中国大陆一切正确的改革与成就，都是在科学的规律下办成功的；而一切错误的决策，都是在反科学的、主要是现代迷信的干扰下造成的。中国不是一个缺人才的国家，而是一个不用人才的国家。不是‘不拘一格用人才’，而是‘只论阶级用人才’。这种从阶级偏见出发而造成的杀人不见血的现代迷信，使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时代少则二十年，多则五十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懦弱，总是扮演任人宰割、任人摆布的角色。我佩服吴先生的地方，在于阁下不屈服于现代迷信，敢于拼死一搏。中国大陆当局现在走了回头路，证明吴先生当年的决策和观点都是正确的。如果中国大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吴先生这样的胆识，中国大陆也许就会少耽误几十年工夫，少浪费几十年宝贵的光阴，经济和文化，至少可以发展得比目前更好一些吧。”
吴永刚苦笑一声：
“我总认为：古往今来，打天下是军人的事情，治天下是文人的事情。当然，历代并不乏‘出将入相’的政治家兼军事家，但那总是少数，是人类中的精英，绝不是每一个相爷都可以当元帅指挥将军们去作战，更不是每一个将军都可以入阁当丞相日理万机的。打天下的人可以没有文化，可以凭手中的枪杆子去争夺城池和政权；但是治天下的人不能没有文化，不能凭手中的枪杆子去强迫人民拥护、以暴力获取民心，更不可能用枪杆子去取得经济、文化的发展。把基层政权交给雇农出身的杨百了那些人手中，把中央政权交给妓女出身的江青那些人手中，而把千千万万有文化、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划到了资产阶级那一面，视为敌人，这个国家，是绝对搞不好的。幸亏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开始扭转这种错误的概念和决策，把出卖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划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