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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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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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新进政界的人物。
  吴永刚简单说了说自己1973年初离开南览河畔,多次给妻子柳芭写信,都是寄请县里的头人转交的,没想到头人不但不及时转交信件,反而唆使儿子仗势要强娶柳芭为妻,致使柳芭一家畏惧潜逃,至今不知下落。
  县长听了,脸色尴尬地说:
  “吴先生是从我们王塔克县出去的,对本地的情况多少也有些了解,我就不拿您当外人了。说起来,缅甸是一个文明古国,有上千年的文化历史,自从1948年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到现在,也整整四十周年了。但是真正文化发达、人口稠密的,是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缅族地区,缅东北掸邦高原的掸民族,与泰国的泰族、中国的傣族同宗,却人口稀少,文化落后。再加上缅甸刚刚独立,缅东北地区就被李弥兵团的残余势力所控制,联邦政府的权力鞭长莫及,地方政权实际上全部控制在头人手中。他们本来就是一方的土地,所有的边民几乎都是他的佃户,飞扬跋扈惯了的,对百姓几乎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加上与李弥兵团的残余部队勾结起来,有了部队的撑腰,自己也购买武器,武装土兵,唆使强迫边民种植罂粟,他们从中渔利,一个个都发了财,更其不可一世了。1973年,我还在学校读书,这里正是头人政权最最鼎盛的时候,尊夫人作为头人手下的一个佃户,遭到他们的欺负,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能够平安地逃脱,就应该感谢佛主照应啦!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们政府军消灭了坤沙集团,把残余毒枭赶到了恩梅开江两岸,我们这个地区的国家政权方才开始建立。但也不过是成立一个县政府,设了一个县长,一出县城,依旧是头人的势力范围。因为联邦政府不但没给我们拨下一圆钱来,每年还要我们上交税收。这里的工业就是提炼海洛因,农业就是种鸦片,商业就是贩卖日用品和百货,而且统统掌握在头人手里,不问他们要税收,向谁要去?直到今天,政体改革已经进行了五六年,头人们的土兵还没有解散,枪支弹药还没有交出来,为什么?就因为他们要靠土兵和武器向佃农收租。尽管罂粟种植区大大缩小了,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种了,可是他们暗地里依旧与毒枭们勾结起来,还在偷偷儿地进行着鸦片贸易和走私。县政府没有武装,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然,国税就收不上来。这些苦处,外人是不知道的,知道了也无法谅解的。”
  “如今都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后期了,独立了的缅甸联邦政府难道还允许他们这些封建头人违抗政府为非作歹吗?”
  “对我们来说,能够把县政权从土司头人手里收回来,就很不容易了。要不是把坤沙集团从缅东北赶走,我们连县政府都还建立不起来呢!这没办法,只能慢慢儿来。非常巧,今天晚上,我正举办一个康笃晚宴①,把本县的大小头人都请来,为的是跟他们商谈今年的税收问题和取消头人武装,统一建立县警察部队的问题。这会儿客人大概到得差不多了。吴先生如果有兴趣,是不是也一起去见识见识这些头人呢?”
  
  ①  康笃晚宴──缅泰北部山区流行的一种传统民族晚会兼晚宴,可在大厅或草地上举行,不设凳子,只有一张小圆桌(这种小圆桌,泰语称为“康笃”,有可能是从汉语“炕桌”一词转化而来,因为“桌”字在福建读“笃”音,而在泰国的华侨又以福建人居多),参加晚宴的人必须赤足,穿青色无领民族服装,围着桌子席地而坐,人多的时候,部分人的餐具就放在地面上。一面欣赏民族音乐或歌舞,一面进餐。进餐前先喝饮料,然后上菜,最后吃糯米饭。饭装在竹篓子里,用手捏成团子吃。
  “不知道您今天晚上还有公务,打搅了,真对不起。这些不归王化的头人,既然连政府的命令都敢违抗,连您县长的话都敢不听,我一个外国人,出席这样的晚宴,不但没有任何意义,只怕还要给您带来麻烦。您的客人都已经来了,我更加不能多占您的时间啦。就此告辞了。”
  县长也不坚决挽留。他当然知道,如果真让吴永刚跟头人见面,一个满腹怨恨,一个盛气凌人,是非吵起来不可的。
  第六天
  第一个故事:为找妻儿跑断肠
  吴永刚得知努丹是自己儿子,又得知他和柳芭就住在昌盛县,再也坐不住了,一天之内,往返千里,先到清莱中学查明了地址,后到昌盛找到了努丹。
  原来,岜里一家,得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帮助,在湄公河边落户了。
  王塔克车站,具有边远山区小站的特色:第一班车,清早四点钟就开出。这是为了让旅客可以在六点钟以前赶到孟帕亚,再搭孟帕亚六点钟开出的第一班车。这样,不论旅客是往西到缅甸南方去,还是往北到泰国去,都不耽误。
  吴永刚在王塔克搭第一班班车到了孟帕亚,又从孟帕亚坐第一班班车到了泰缅边关。验证过关以后,雇了一匹乘骑,赶脚的也骑马跟着。两个人快马加鞭,只在夜庄吃了点儿东西,中午十二点钟以前,就到了清莱。两人大汗淋漓,两匹马更是浑身湿透。赶脚的心疼得了不得,吴永刚只好按双倍的价格开发了脚钱,这才进府衙去找昭维。
  昭维正和府尹在商谈一件事情,马哈出来,惊讶吴永刚怎么回来得这样快。吴永刚叙述了寻找柳芭的经过,马哈听说马车上的努丹有可能就是吴永刚的儿子,更其惊讶。顾不得去见昭维,当即带领吴永刚到清莱中学,去查努丹的家庭地址。
  清莱中学的校园可真大,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所府办中学,尽管努丹说是教师水平不怎么高,但是附近几个县里要求上进的学生,都纷纷到府里来上学,所以学生人数并不少。只是校舍简陋得很,除了校部办公楼有门窗之外,所有的教室,都是木质高脚楼,盖着当地的土瓦,南北两面,只有栏杆,没有窗户。采光倒是不错,一旦下起斜风雨来,很可能会把课桌都打湿的。
  校长是个小老头儿,小鼻子小眼,戴着一副镜片特小的老花眼镜,加上个子矮小,又穿着长过膝盖的宽大白色初帕拉差滩,显得更其瘦小了。他见马哈带着一个“外宾”来访,很客气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客人。吴永刚开门见山,别的都不说,只说四年前在这里上一年级的学生丹·陶,是自己亲戚,寻找了好久,只知道住在清莱府,却不知道在哪一个县。最近才间接地得知他住在昌盛,四五年前曾经在这里读过书,请查一下他的家庭地址,好去寻找。
  小个子校长连连点头,让秘书去把四五年前的新生注册登记簿都抱来,亲自翻检,果然在五年前的注册登记簿上找到了丹·陶的名字,就把登记簿送到了吴永刚面前,请他看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人。
  吴永刚低头一看,本子上写着:姓名,丹·陶;年龄12;籍贯,清莱府昌盛县;家长姓名,父陶涛,已故,母柳芭;家庭通信处,昌盛县北郊社社主陈士良转。
  看见这样的登记,吴永刚的心不由得“嗵嗵”地狂跳起来。啊,找到了,总算找到了,并没有走遍河山,也没有踏破铁靴,更不是上帝保佑、真主保佑、菩萨保佑,一切只能归结于巧合,归结于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巧合。但愿这种巧合继续发挥,一到昌盛县,就能与柳芭见面。那样,也好给自己一个忏悔与补偿的机会。
  辞谢了小个子校长,回到府衙,见到了昭维,讲起了前后经过,昭维也啧啧称奇。他是信奉佛教的,当然认为这是佛爷的保佑。他说:只要人在他清莱的管辖之下,他一定提供最大的方便,让吴永刚早日找到柳芭和努丹。
  马哈说:昌盛是泰国最最北边的一个县,也是最小的一个县,面积还不到六十平方公里。从清莱到昌盛,有两条路可通:一条是走水路,从清莱城北码头下船,顺流而下,可以直达昌盛城东码头。但是河小水浅,航速很慢;特别是回程要走上水,速度就更慢了。另一条是先走公路,在夜庄与边关的中间,有一条可通马车的土道一直向东去,走到头了,就到了昌盛了。比较起来,还是骑马走旱路为最好。
  昭维也说走旱路快捷,而且主动提出可以借一匹马给他,这样,到了昌盛县城,还可以继续骑马到北郊找社主陈士良。看样子,这是一个泰籍华人或华裔。
  昭维说:今天已经长途跋涉了好几百里,这两天天晴,中午的太阳挺毒的,继续上路,只怕太累也太晚了,不如等明天一早再走。吴永刚既找到了柳芭的下落,又证实了努丹确实是自己的儿子,现在还不到中午一点,怎肯浪费这半天时间?别说天上挂的是个太阳了,就是头上顶着个火炉,也不怕呀!只要有明确的地址,哪怕半夜里到达,他也决心要走。
  昭维能够体谅他焦急的心情,也不太坚持,同意他吃过中午饭立刻就走。吴永刚说在夜庄吃过了饭,这会儿肚子还不饿,干脆等饿了在路上再吃,只求多喝点儿水,再带足水,免得渴死在路上就行。
  马哈去把马牵来,又递给他两个竹筒子做的大茶筒,笑着说:
  “吴先生着急,马先生可不着急呀;吴先生不怕累,马先生可怕累哟。但愿不要把我们的马先生累倒了才好!”
  吴永刚也笑着说:
  “事情紧急,只好难为马先生辛苦一趟了。到了昌盛,我请它喝酒,好好儿慰劳慰劳它!”
  说着,合十致谢,辞别了两人,立刻出发。
  一路上快马加鞭,马不停蹄。到了夜庄,人进点心马加料,稍事歇息,喝足了水,继续往北行。不过十几里,果然有一条可通马车的土路一直往东。下马找个人问了问,果然是直通昌盛的,就继续上马奔跑。走水路也许要走一天的行程,骑马只用了四个多小时,就到了。
  昌盛县地当缅甸、泰国、老挝三国的交界,湄公河从北面流来,  在这里形成一个U 字形硬湾,又折而向北,U 字的左面是缅甸,右面是泰国,两竖的中间属老挝。昌盛县城,就在这个湾湾儿略为偏西的地方。出城往北再走十几里,就是泰缅边界了。
  出了城,打听北郊社社主陈士良,几乎无人不知。因为自从取消头人政权以后,尽管社主并不领一铢薪俸,却大小也是个地方官,百姓之间的争执,都要靠陈社主来调解的。
  大约走了五六里路,就到了陈社主住的那个“北郊村”。这个村寨,在泰北来说算是比较大的,一共有二十几户人家,还有一所小学校,村前一道小溪,村后一座高山,房子虽然也是高脚楼,但是木质的居多,而且大都有玻璃窗,屋顶苫的是镀锌铁皮,显得比较“洋派”。吴永刚没有想到在这个泰国最最北边儿、也应该是最最偏僻的地方,居然还有这样一个世外桃源。找个人问明了陈社主的房子,在他房前草地的树上拴了马,就登上高脚楼的楼梯。
  泰民的高脚楼,一般是长方形,只有一座楼梯,而且习惯都为单数,不是九级,就是十一级或十三级;他这座高脚楼比较特别,房屋成正方形,相当高大,楼下比较矮,只用于通风,不养任何牲畜,楼上四面都有走廊,南面左右各有一座楼梯,每座都只有八级。看样子,主人是个中国人,来泰国年代还不久,比较开通,而且善于应变。
  吴永刚站在走廊上,用汉语高喊一声:
  “陈士良先生在家吗?”
  主人闻声出迎,穿着拖鞋。他听见来客讲汉语,也用汉语回答:
  “在下陈士良,请问客从何来,有何贵干?”
  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须眉皆白,但是满面红光,体魄强健,身材魁伟,目光炯炯。见来客面生,立即请到客堂坐下,随手斟茶奉上。客堂里铺有地毯,有红木的方桌和太师椅,还有白铜的高脚痰盂,颇有三十年代中国南方小康之家的气派。
  吴永刚为争取时间,既然已经找到了社主,也不多客套,开门见山地说:
  “冒昧登门,是因为有一件急事要求陈社主帮忙。我从清莱中学的学生注册登记簿上查到:有个学生叫丹·陶的,通信处写的是您老先生转。实不相瞒,我就是阿丹的生身之父,为寻找我的妻儿,我虽然没有踏破铁靴,可也找了有十几年了。如今总算有了一条线索。请您老人家行个方便,指点一下他们的住址。”
  陈士良眼睛一亮:
  “请问先生尊姓?”
  “免尊姓吴。”说着,递过一张正面中文背面英文的名片去。“不过十六年前,我用的是假名陶涛。我的妻儿,只知道我叫陶涛。”
  “那么说,你真还活着?”
  “社主说笑话了,我这不是好好地活着么?”
  “你怎么直到今天才来呀?”
  “我不是找不到他们嘛!要是早知道他们在这里,当然早就来了。”
  “啊呀,你来得太晚了呀!”陈社主惋惜得直跺脚。“哪怕你早来三天,不,哪怕早来两天,也是好的呀?”
  “怎么啦?出什么事儿了?”
  吴永刚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不太对头。
  “努丹他妈病了,病得很重。前不久我还去看过她,确实就是这早晚间的事儿了。上个星期他姨到我这里来开了一张证明,要到南邦去接努丹,说是让孩子再见母亲一面,前天刚接回来,他们还到我这里来跟我说起这事儿来着。现在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我也不清楚。──你是怎么来的?”
  “我从清莱府衙借了一匹马,是一路跑来的。”
  “难怪来得这样快。好,有你这样的心,老天爷也许会可怜你,让你和柳芭再见一面的。没工夫细说了。我老头子陪你走一趟吧!”
  说着,出门去跟家里人交待了一声,换上一双布鞋,与吴永刚一起走下楼来。
  家人已经把一匹枣红马牵来在楼下等他。两人同时上马,边走遍聊。陈社主自己介绍:他是云南昆明人,1950年随李弥兵团一起从云南败退到缅甸萨尔温江东岸的。当时他二十八岁,在第三军军部当参谋。李弥兵团第三、第五两军的残兵败将在缅甸走投无路,不得已采纳了武装“护商”实际上就是贩毒养军的建议,终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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