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要受罚，罚得还挺重的。所以当年泰国虽然不禁烟，吸鸦片的人并不是特别多。
1949年，你们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仗，国民党打败了，大部分逃到了台湾，只有一个李弥兵团的两三千残兵败将，从云南边境逃到了缅甸。当时缅甸独立才两年，武装力量薄弱，虽然也出兵打了一仗，却大败而归。加上北部山区的掸族和佧佤族也在闹独立，政府有点儿自顾不暇，只好暂时与入侵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妥协了。可是李弥残余部队依靠台湾空投的一点儿军火、物资，也根本无法生存，只好发挥自己的军火优势，以“护商”的名义专门替走私鸦片的马帮当保镖。掸邦地区是深山密林，所有的鸦片都要用牲口驮运到泰北来，才能通过公路铁路偷运到全世界去。可是不论缅北还是泰北，土匪的力量也相当强大。马帮如果没有保镖，简直寸步难行。以前给马帮当保镖的，人员和武器装备其实比土匪好不了多少。自从国民党残余部队干上了“护商”这一行当，开头也有几支不自量力的土匪武装出来骚扰一下，但是不久就被全副美式最新装备的国民党正规部队给打败甚至消灭了。从此这支国民党部队成了缅北山区的真正主人。他们和边境的土司、头人勾结起来，威胁利诱山民们也大量种植罂粟，然后廉价收购，制成鸦片和海洛因，走私出口，赚取美金，再购买武器弹药粮食和各种物资。闻名世界的“黑色金三角”，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那时候，国民党部队的势力范围一直伸延到清莱、清迈一带，人员不但不见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据说总数不下三四万人。有许多是从中国云南那边逃过来的，有一些是兼并和投靠的小股土匪，还有一些是缅甸、泰国、老挝的华侨子弟。那时候，我们家也不得不种一些罂粟。有什么办法呢？所有的关卡和交通路线都控制在他们手里，没有武装保护的马帮，根本就甭想行动，更不要说做生意了。老百姓很难走出“金三角”地区，柚木也运不出去。要吃饭，要穿衣，只好种罂粟，拿鸦片去跟他们交换。我们本来都不懂中国话的，如今村寨之间中国人比泰人还多，处处地方都要听中国人的管束和命令，渐渐地，我们泰民也大都能听懂中国话，也会说几句中国话了。
那时候，离我们村寨不远就驻着一营李弥的兵。他们自己砍竹伐木，建造了营房，建造了十分简陋的海洛因加工厂。那些当兵的，据说原本都是抓来打内战的中国老百姓，本指望三年五载打完了仗能活着回家，跟亲人团聚，如今败退到了他乡外国，靠给走私鸦片的马帮当保镖过日子，眼看着永远没有回家的一天了。没有出路加上思家心切，所以常常有人铤而走险，三五成群地开小差逃跑。
在“金三角”的中心地带，地广人稀，除了原始森林就是热带雨林，连路也没有，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碰见土匪，所以逃跑是很困难的。三个五个人，就是不追不赶让你跑，也跑不出去，不是饿死、困死，就是被土匪吃掉。清迈是金三角的边缘，从清迈往南，就不是李弥部队的势力范围了，相对而言之，逃跑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李弥要在我们那里驻扎一个营的兵力，防止士兵逃跑，也是原因之一。
部队远离国土，要在深山老林里求生存，本来就相当困难了，再要补充兵员，当然更不容易。这支残余部队能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住下来活下来，靠的就是团结，也就是“内聚力”。开头一些日子，他们的口号是“反攻云南”，以配合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因为部队里以云南人居多。不过当兵的人人心里都明白，连手握重兵还有美国人支援的蒋介石，都无法反攻大陆，他们被困在深山密林里的这区区几个人，所谓的“反攻云南”，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所以部队里开小差的情事，时有发生。越是金三角的边缘地区，逃兵也越多。
国民党部队对于逃兵的处罚，一向是很严厉的：空手逃跑的要打屁股，带枪逃跑的要枪毙。来到金三角以后，处罚加重了一级：空手逃跑的枪毙，带枪逃跑的，先打屁股后活埋，什么可怕来什么，目的无非是为了杀一儆百，让当兵的看了害怕，再也不敢逃跑。
当兵的开小差，目的是为了活命。可是在金三角地区，空手逃了出来，依旧无法活命。只要手中有枪，不但路上碰见土匪可以抵挡一阵，饿了可以打猎充饥，就是逃出来以后，也还可以用枪换钱当路费，继续踏上回家的路。所以当兵的不逃跑便罢，只要逃跑，第一是很少个人行动，第二是很少有不带枪的。
李弥残余部队从中国大陆溃逃出来，武器弹药十分紧缺。跑几个人还是小事，丢几支枪，可就是大事了。当官的不说你带枪逃跑是为了自卫或求食，而说你是叛变投敌，因此凡是带枪逃跑的逃兵，必用最最残酷的刑法来处置。
那一年，我还只有十来岁，驻扎在我们村的那个营抓住了九个带枪的逃兵。据说他们一伙儿本来有十几个人，抓捕的时候打死了几个，抓回来的几个也大都带伤了。
营长见我们村寨的土地庙前面有块空地，就把一营人都带到这里来，把九个逃兵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跪在正中间，三个连一连一面，站成个马蹄形。村民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许多人就围着看热闹。只见营长绷着脸训了一顿话，就吩咐打屁股。九个逃兵分给三个连，每连三个，一个一个挨着打。他们把逃兵的裤子扒了，放倒在地上，两个人摁肩膀，两个人摁大腿，用竹扁担打，规定每人打三下，全连一百多号人，每个逃兵都要挨四百多下。头三下由连长示范，规定一定要把竹扁担高举过头，用全身的力气打下去。然后从一排一班开始，一人三下轮着来。 连长戳着扁担就站在旁边，谁要是打轻了，连长的扁担“啪”地就打在谁的屁股上，刚才打的一下不作数，继续再打，所以谁都不敢打轻了。
开头几个人打，挨打的逃兵还“爹呀”“妈呀”地叫得震天价响，打到后来，只听见猪叫似的哼哼，再打到后来，就只听见扁担着肉的声音，听不见喊叫的声音了。最惨的是：竹扁担打裂了，打在屁股上，夹住了肉，再扬起来，连皮带肉一条条往下撕，把那屁股打成了血肉模糊的一片，每一扁担下去，鲜血溅在旁边摁着的四个人身上、脸上，把摁的人都变成血人了。有几个伤势重身体弱的，没等一连人都轮到，就已经咽了气。
九个逃兵，活活地打死了四个，剩下五个，也像死猪一样趴在地上起不来，连哼哼的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时候，排队站着的兵有的低下了头不敢再看，有的吓得浑身筛糠，瑟瑟发抖。来看热闹的村民们，见是这样惨无人道，早一哄而散了。剩下没走的几个，不是有铁石心肠，也不是想多看几眼，实在是吓得迈不开步，就像用钉子钉住在地上似的，动不了窝儿了。我……我……
我就是这走不动中间的一个。说实话，我宁可进十八层地狱，也不愿意多看一眼这样残酷的场面啊！从那以后，每逢我想起或者讲起这件事情，我心里都会非常难过，有时候几天几夜都平静不下来。你们是没有亲眼看见那凄惨的场面，要是看到了，你们也会像我一样的。
打过了屁股，营长命令在土地庙旁边一溜儿挖了九个坑，四个打得血肉模糊断了气儿的，头朝下埋了。五个还有气儿的，两个人架着一个，脚朝下站在坑底，由两个人铲土往坑里扔。这就叫活埋。其中有一个逃兵，跟铲土的那个兵正好是同一个村子里的人，俩人还是一起抓来的。铲土的手拿铁锹，低着个头，一锹土也没往里扔。营长看见了，大声催促，他好像没听见，反倒是站在坑里的开口说话了：“虎子，你就填土吧， 我不会埋怨你的。
你也是没有办法。再不听命令，你就要吃苦了。咱俩是一起长大的，你要是有回家的那一天，告诉我娘，就说我在这里一切都很好，叫她不要惦记我，千万别说我不在了。“说到这里，他已经泣不成声。虎子也”嗷嗷“地哭。营长的催促已经变成了咆哮。
站在坑里的那个，知道剩给他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抬起头来，强忍着悲痛，哽咽地说：“虎子，别哭，往坑里填土吧！营长一发火，你可就也活不成了。”虎子听他这样说，撮起半锹土来往坑里扔。看看站在坑里的老乡，屁股上打碎的肉，一块块挂着；毫无血色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他又撮起一锹土往坑里填，另一个填土的，已经把土填到他大腿根儿。站在坑里的，又想起了一件事儿：“虎子，我再求你一件事儿。你要是能回家，求你照看照看我娘和我妹子。你也知道，我妹子是个好姑娘，我娘病病歪歪的，多亏她照顾才活了下来。你回去，要是我妹子还没嫁人，你就告诉她是我说的，让她跟着你……”他没有力气说下去了。撮土的也停住不撮了。营长站在土地庙前，眼睛看着这边，虎着个脸下了一道命令。
从队列里跑步走出一个班，到虎子跟前站住。不由分说，四个人摁倒了虎子，另外一些人就轮流用扁担打。虎子咬住了牙，愣是一声也没叫。大约打了有一百来下，营长喊了一声“停”，又命令虎子继续去填土。虎子强挣扎着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拿起铁锹，却仍是不肯撮土。站在坑里的，土已经填到他小肚子上面，有气无力地哀声求着：“虎子，你就快填吧，我反正是要死的人了，你犯不着再为我吃这苦。”虎子梗了梗脖子，大声地答复：“我是人，我宁死也不活埋自己的哥儿们。”他没有想到，营长已经走到了他的身后，听他这样说，飞起一脚把他踹进了坑里：“你要找死，那还不容易吗？好，我成全你！”说着，命令刚才打屁股的那一个班一起往坑里填土。虎子是横着滚进坑里去的，坑底下已经有了二尺来厚的土，再加不了多少土，就和地面平了。一个大活人被埋进了土里，憋得直往上拱。营长就命令那一班人全上去踩。直到地底下不拱了，断气了，这才罢休。
另外几个被活埋的人，土一填到胸口，气儿就透不过来了，鼻子里直冒血。土一过肩膀，脸就憋成了紫色，嘴里、眼睛里和耳朵眼儿里都流出血来；土埋过了脖子，有一个逃兵眼珠子努了出来，蹦出了眼眶，吊在颧骨上；有两个逃兵把舌头都嚼碎了，又吐了出来；虎子的老乡嘴一张，血像喷泉似的往外喷……
营长活埋了九个逃兵、一个“叛逆”，扔下一句话，骑马走了。三个连的士兵，分别由连长带回营房。土地庙的旁边，留下了九个坟头、十个屈死鬼。我是等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后，才由家里人把我架回去的。到家以后我就病了，成天说胡话，一睡着了就说梦话，大喊大叫。请医生来看了，吃了好几服药，才渐渐地好了起来。直到现在，还提不得这件事儿，一提起来，就心惊肉跳，就好几天不得安宁。
我不明白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狠心的营长。就算逃兵有死罪，也不过枪毙的份儿嘛。我们当地有一句老话，叫做“判了活罪的没死罪，判了死罪的没活罪”，他们中国人，怎么竟能先打屁股后活埋呢？我在病中，曾经大惑不解地问爷爷：“土地爷是保一方平安的，土地爷怎么不显圣，怎么不救救那几个逃兵、不治治那个营长呢？”
我爷爷沉思了好久，这才慢慢地摇摇头，低沉地说：“我也反反复复地想过多次，为什么咱们的土地爷不显灵呢？第一可能土地爷不在家，串门去了，各村都有土地爷不是？他总不能天天都在庙里坐着呀！第二，都说‘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可能是那个营长报应的时候没到，部队开走以后，他究竟落一个怎么死法，谁知道呀！第三，还有一句古话，叫做‘神鬼怕恶人’；特别特别恶的人，连神鬼都怕他哩，只能由我佛如来自己来治他啦！”
等我的病一好，我家就搬走了。土地庙是保我一村平安的，土地庙前面发生了这样凄惨的事情，土地爷还不吓跑了呀？没有土地爷的村寨，还能住人么？其实，我家是寨子里最后搬走的人家。原因就是我害了病。要不，早跟邻居们一起搬走了。
直到现在，我们原来住过的那个寨子，土地庙和高脚楼的遗迹都还在，九个坟头也还能看得见，只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谁也不会再到那里去了。
老山农讲到这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车上的人，除了托钵僧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之外，谁也没有出声。周围静极了，好像空气也凝固了似的，连风都不刮了，只听见三匹马的马蹄得得和赶车的扎嘎甩得鞭子“啪啪”地响。
这一下午，大家被老山农的凄惨故事所感染，再也没人有那兴致讲故事了。
第六个故事：山城旅店的女招待
乡下姑娘玛妮还只有16岁的时候，她爸爸得了严重的肺病。支付医药费和一家人生活费的重担，就落到了这个小姑娘稚嫩的双肩上。仗着她脸蛋儿漂亮，身材窈窕，又能歌善舞，到城里的旅店当上了女招待。可她不知道在这里当招待，白天要上班，夜里还要上班，不但没有工资，而且还要给老板交“管理费”。
下午三点多钟，本来有点儿阴沉沉的天气，终于下起了牛毛细雨。泰国的湄南河平原和沿海地区，年降水量平均在2000毫米左右，比中国的东南沿海要高 500毫米左右，而北部山区的年降水量，竟高达5000毫米，雨季多雨，更是平常而又平常。对当地人来说，这是一件见惯不怪的事情。马车上的乘客们，男的大都无所谓，女的最多也不过再披上一块纱龙，谁都没有放下塑料顶棚来聊避风雨的意思。──也难怪，一共只有四五个平方米的马车车厢，比一张双人床也大不了多少，如果再变成一个笼子，闷在里面，像沙丁鱼罐头似的，谁受得了？
但是，路却愈来愈难走了。
泰国的交通，除了一条荷兰人建的窄轨铁路直通南北之外，只有曼谷附近湄南河流域和南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公路，是平整的柏油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