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呼唤- 第15部分

　　我想起《江夏风雷》里对这两次战斗的描述，就试探着问范财标在这两次战斗中的作用。谁知老人很认真地说：“我能起什么作用，我只是一个小喽罗，周小山要我们作什么，我们就只能作什么。”

　　开始我认为老人这样说只是出于谦虚，谁知老人突然有点儿不高兴了。他说：“我都八十多岁的人了，难道还说假话不成。”看来他不知道《江夏风雷》对这两次战斗的记载。

　　可以看出范财标对爷爷有着一种虔诚的敬佩之情，他说爷爷知书达理，是一个难得的有民族气节的人，只可惜在解放初期被枪毙了。对于爷爷的死他惋惜地说：“枪毙他之前若有人征求一下我的意见，说不定曾先生的命还可以保下来。最起码功过互抵，不至于被杀头。”

　　爷爷被*那年范财标在作什么，我不知道。他的一句话能不能挽出爷爷的一条命，我更不知道。但是，现在他说出这句发自肺腑的话，仍让我对他感激不已。

　　“至今我仍有件事不明白。”范财标说，“曾先生一副手无缚鸡之力的模样，却会打枪，并且枪法特准。若不是他关键时刻出手一枪，炮楼烧不成不说，我们的人还不知还要死多少。”原来那次战斗打响后，起初还很顺利，谁知冲到炮楼跟前时鬼子的一挺机枪突然响了，冲在前面的人一下被打倒了好几个，后面的人也被压在地上抬不起头。周小山的眼睛都红了，从背上抽下大砍刀，就要冒死往前冲，爷爷一把拽住他，并从一位死去的兄弟身上扯过一支步枪，半跪在地上，稍稍朝炮楼的枪眼瞄了瞄，只一枪就将鬼子的机枪给打哑了。趁着这个稍纵即逝的间隙，爷爷和周小山一前一后冲到了炮楼下面的死角，最后用煤油将炮楼给点着了。

　　“真的，从他打枪的姿势和准头来看，曾先生肯定是枪林弹雨中的一个老手。”范财标由衷地说。

　　后来通过多方面的了解，我知晓了范财标的一些经历，单就解放前的所作所为，这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土匪，比周小山起家还早。他是清末大土匪范万之的亲侄子，周小山到来之前螃蟹山的真正山大王。只因势力比不过周小山，在一次小规模的交手之后，不仅被周小山夺去了地盘，自己也成了周小山手下一名不起眼的小喽罗。但是在人生的一步关键棋子上他比周小山和我的爷爷者都下得高明，从而导致他以后与“土匪”这一让人深恶痛绝的称谓无缘。他先是土匪，然后伪军，继而成了国军，到最后摇身一变竟成了“解放战士”。从国军到解放战士可以说是他的人生道路上最关键的一着妙棋，也决定了他是近百号土匪中唯一一位得善终者，成了共和国的功臣。听说逢年过节，江夏的父母官们总忘不了给他拜年问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确实有道理。

　　范财标在电话里说到一个叫甘子的人，说这个人是条好汉，打鬼子不要命，并且救过他的命。托付我若能够找到这个叫甘子的人，一定通知他。我答应了范财标的托付，也曾多方打听这个甘子，但是至今仍是一点儿线索都没有。我怀疑甘子不是范财标要找的那个人的大名，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名，或者是一个人们称呼起来方便的一个绰号。但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就是这个让范财标念念不忘的甘子，在以后侦破小男一雄这个案件过程中，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

　　周小山与爷爷在鲁湖边上同时被政府*，照理，他也应该与爷爷一道被埋在我身后的乱葬岗中。我转过头，迎着明晃晃的太阳光看去，除了爷爷的那座坟墓在光晕里有清晰的影像以外，其他的坟茔几乎看不见踪迹，它们悄无声息地隐没在枯草丛中。谁知道哪堆黄土下面埋着让鲁湖周边的老百姓心悸多年的大土匪周小山呢？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在我冥思苦想的时候，父亲和庆德大伯已经站了起来，他们虔诚地将纸钱漫无目的地撒在爷爷坟墓周围那些不起眼的土堆上，连那棵檀树的枝丫上也挂上了几张。这是一种虔诚的仪式，也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在祭奠自己的先人的时候，也应该给周围孤单的亡灵们以些许的慰藉，不管他们在生前是广行善事，还是作恶多端。

　　与父亲一道到庆德大伯的祖坟上祭奠过后，父亲和庆德大伯突然兴致所至，决定趁今天这个机会到新屋边去看看，至于晚上能否赶回县城，他们说就不要我管了。其实，我也希望陪两位老人到新屋边去看看的，说不清楚，自对爷爷及并不遥远的那段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以后，我对眼前周围的一切似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着迷的情感，总觉得有万千思绪将我的心牵扯在这里。但由于惦着小男一雄这个案子，我仍决定赶回马鞍山镇。

　　两位老人在新屋边后山那片杂树林子处下车后，我一个人开着车沿原路往马鞍山镇走。到青春小学那儿，一群迎面而来的男女老少将狭窄的路挡住了。路的左边是青春小学的围墙，右边是一溜店铺。这些人一脸虔诚的表情，对周围的一切好似熟视无睹。没办法，我只得将车在路边停了下来，想看个究竟。随着人流的去向，紧挨青春小学的大门边上，是一个简易的天主教堂，人们都是向这儿去的。看来这天主教堂建的时间不是太长，白色的墙壁异常洁净，泛着刺眼的白光，大门上方用木板作的一个鲜红色十字架异常醒目，看上去给人以凝重、肃穆的感觉。教堂里传出小孩清脆的歌声，就像我们看西方电影时在教堂里经常听到的那种歌声，和缓，庄重。我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佛教、基督教或者*教，我都不信，但是，受传统的影响，也可能是对名山大川的喜好，只要有机会，我都会抽时间去各地的古刹看看。这些年来，利用出差时的间隙，我先后去过九华山、普陀山、娥眉山和五台山这四大佛教名山，至于五当山、青城山等道家名山我也先后去过。虽然不信教，但那些古刹中凝重的氛围却让人的心灵顿感释然，一切的希冀，一切的浮燥，一切的罪孽，一切的茫然，在缭绕的青烟中自然而然地逐渐远去，渐渐消融。我感觉，想做一个真实的人，想使自己的灵魂有一个踏实的归属，想使自己的肉体和心灵在尘世上获得短暂的超脱，更应该到这些地方去看看，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也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对于眼前这座天主教堂，我难免生出万分的茫然，毕竟我的足迹从未踏入过任何一座教堂，除了根植于我脚下这片神奇土地的佛教和道教以外，对于其他的宗教，我一无所知。好奇心促使我走近那座教堂。站在门口的石阶上，我看见里面站满了人，灯光不甚明亮，加之烟雾缭绕，我只模糊看见教堂靠里面的正中处的一张铺有蓝色桌布的桌子的后面站着一个身披黑色长袍，满头白发的老者，正以低沉的声音引领大家唱着听不清歌词的赞美歌。桌面上摇曳的蜡烛光亮照着老者一脸的虔诚。老者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像，像的两边稍矮处挂两幅长着翅膀的天使，使耶稣痛苦的肢体显得更加让人触目惊心。单从摆设来讲，教堂里的一切显得过于简陋，但是，从教堂里迸射出来的气息，却让人不知觉地屏住呼吸，感觉思想在这一刻也被凝固了。

　　站了一刻，在我准备离开时，在人群中突然发现了远志的父亲，我的堂哥春阳。今天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廉价衬衣，使那张原本干瘦黝黑的脸显得比以前精神了许多，满头乱茅草似的头发也让人不可思议地疏理得一丝不乱。看见我，他的表情有点儿尴尬，我知道这是因对自己的儿子远志的不负责上。说不清楚，这一刻我的脑子里竟浮现出远志在青龙山公园卖汽球的模样，我真想训斥他两句，但在现在这场景，我将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春阳自我解释，他现在信教了。他说话的表情很不自然，像一位做了错事的小孩一样，给人感觉既害羞，又可怜。我递一根烟他，他却拒绝了，说自信教后就将烟酒都戒了。我有点儿吃惊，因为在我的记忆里，他一天最少得抽两包烟。

　　“真的戒了？”我有点不相信。

　　“真的戒了。”他看着我，认真地说。

　　“还赌吗？”我故意刺他。

　　“不赌了。”他对我笑笑，露出满嘴巴黑黑的牙齿。

　　“今天怎么有这么多的人。”我问。

　　“从武汉来了个教士。专门为我们讲课。”他说。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有意打趣。

　　“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他连连摆手，一副亵渎了神灵的表情，“人家水平确实高嘛。听过的人都感觉不一样，收获非常大。”

　　“每天都这多人吗？”我看了看周围。

　　“这教士来后几乎每天都这样。”

　　我还想讲什么，这时前面有个人在喊他。他就都朝我摆摆手，走了。

　　看着春阳往前挤的背影，我感觉有点儿不可思议。难道这就是宗教，抑或信仰的力量吗？我解释不清楚，但有这种感觉。

三
去牛头山的这条路在我的记忆里非常熟悉，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时隔这么多年，这条路与我记忆中的那条路并无二样，几乎没有什么改变。鸡蛋大小的碎石子铺的路面高低不平，由于缺少维护，许多地方已露出松软的红色泥土，若是在雨天，我这辆标志车肯定没法行驶。在记忆里，这条路是一九六八年马鞍山煤矿投产后修建的，目的是将矿上用的大型机器设备从牛头山下的那个简易火车站直接运到矿上。那时候，这条简易公路上行驶的都是那种老式的载重五吨的解放牌卡车，偶尔也可以见到平头的漆着红色油漆的载重十吨的黄河牌自卸车。站在路边的灰尘里，看着驾驶员那怡然自得的神情，让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们一个个羡慕不已。公路两边建有许多巨大的红瓦平房，平房前都有院子，两米多高的院墙将里面的一切遮掩得严严实实。这些平房都是矿里的仓库。这些仓库对于孩童时候的我们有着巨大的诱惑，因为这里的垃圾堆里既有各式各样的废铜烂铁，也有未烧尽的煤块和木头，运气好时，还可拣到红红绿绿的炮丝。那时，我们买水果糖的零花钱、上学的报名费、家里做饭烤火的燃料以及做橡皮枪的材料都是从这些被那些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们随手丢弃的宝贝里得以解决的。所以，我们作了魔似地隔三差五往这些地方跑，因为在寻找过程中总能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当然，现在这条简易公路上再也见不到往日的繁忙了，那些平房虽然还在，但都已经破败不堪，少部分住着农民，大部分则成了农民们的猪圈和牛棚，只有从水泥墙上隐约可见的“响应中央号召，扭转北煤南运”等标语上，还可以看到这里以前的辉煌。

　　从马鞍山镇出发，往东走不到两公里，就是方家湾。村头的那棵巨大的老枫树仍在，枝叶繁茂，生机勃勃，在周围各式精致的农舍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古老、久远。一头苍老的正在闭目养神的水牛被人系在露出地面的树根上，光秃秃的尾巴像钟摆一样有节奏地左右摆动。一群麻雀停在牛背上和那两根有点儿夸张的牛角上，搧动着翅膀，叽叽喳喳地叫过不停，经过的车子惊得它们像风一样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儿时的印象里，这棵枫树是成了精的，之所以有这印象，主要是方家湾周围的人们绘声绘色的讲述，说这棵树里面藏有一条巨大的蟒蛇，在某年某月某一天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晚上，树与蛇展开了殊死搏斗，整棵树像个巨大的火炬一样燃烧了整整一个晚上，巨大的响声震耳欲聋，人们敛声闭气，连门都不敢开。第二天早上，胆战心惊的人们发现一条碗口粗的蛇被烧得皮焦肉烂，像根烂麻绳一样悬挂在被烧得黝黑的没有一片叶子的枫树的枝干上。蛇死了，树却在第二年的春天，在残干枯枝中奇迹般地绽出了片片嫩叶，并且显得比以前更茂盛更有生机。人们从这诡异的自然现象中找不到合适的答案，自然而然地将这棵枫树演绎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并且无所不能的神灵。于是方圆十几里范围内的善男信女们蜂拥而至，在树下摆上各色祭品，在树干上裹满鲜艳的红色绸缎，在枝丫上挂上大小不一的纸花，寄希望于老枫树帮自己实现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企盼和希冀。时过境迁，现在当然看不到往日那热闹、虔诚的场面了，但身临其境，我仍感觉那场面在脑海里莹绕，回荡。

　　穿过方家湾村后那片茂密的树林，就可看见灰蒙蒙的牛头山了。顾名思义，牛头山应该像一个牛头，但是，不管是儿时，还是现在，我怎么看都看不出这山有丁点儿牛头的模样。我曾以为看的角度不对或者距离不够，但是在换了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距离进行观察以后，感觉除了较周围的山要高些以外，其他没有任何差别。江夏稍有点儿名气的并且有一定海拔高度的山我几乎都去过，例如青龙山、八分山、磨盘山和桂子山等等，在我的意识里，除了青龙山上的植被长得茂盛以外，其他的山感觉都是光秃秃的，山上除了不规则的奇形怪状的石头以外，就是石头与石头之间的间隙里那永远也长不高的茅草和叫不出名的灌木，成片成片的遮天敝日的乔木是非常罕见的。有人说丘陵地带的山都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到现在为止我仍未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从眼前这牛头山上承载的一切来看，生活在周边的人们是难得在这山上获取什么的，当然，除了在这山上放牛，采石，或者在稀疏的草丛里逮上几只活蹦乱跳的兔子以外。牛头山在我的脑海里之所以留有深刻的记忆，那主要是缘于我读小学五年级时那位叫曾庆华的班主任。曾老师是从武汉市下放到我们江夏的知识青年，身材不高，长得白白胖胖，讲话非常幽默，时常做一些玩世不恭的事情。他教我们语文，照本宣科的话很少，经常根据课本上的内容引申出一大串其他方面的知识。比如，讲到蚕豆，他会引申到南美的咖啡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