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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2004年的禽流感，以杀鸡900万只告一段落。猴年杀鸡，杀鸡给猴看，然而也是时候来考虑一下我们人与鸡的关系了，吾人吃鸡，不但非要吃活的，而且精益求精，舍“末”求“本”，人才是引爆这起恐怖主义事件的元凶。肇事者不是鸡肉炸弹，而是人肉炸弹。查鸡之至今人气不减而鸡味渐无，无非得之就手，烹之随心，食之可口。对原材料的刻意求本，不仅否定了做为技艺的烹饪，就鸡而言，也破坏了它做为日常食物的“平常”之本质。
电影《莫扎特》结尾处萨列里在疯人院的走廊里摊开双手，悲天悯人地说：“到处都是庸才。全世界的庸才，我原谅你们。”我觉得，这种话与其对别人说对自己说，不如人鸡共勉吧。做了半辈子人，吃了半辈子鸡，我本人对鸡的态度日渐波普。李渔言鸡之功过谓：“天之晓也，报亦明不报亦明”。也是这种态度。故本鸡也好，末鸡也罢，只要烹调得法，即使硬生生的冻鸡，也大可一嚼。欲穷鸡之本末，无稽程度胜于对鸡过马路的追究。吃鸡做人，道理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只有做好和做坏了的人，同理，天底下本来只有做不好的鸡，幷没有注定就不好吃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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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礼派对
所谓派对，亦舒总结到：“宾客虽多，统统是老面孔，今天你装饰我的宴会，过两日我来点缀你的派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来来去去是这几十个达官贵人，第二天照片又刊登在社交版上叫小市民观赏。”
说的是殖民时代的派对。后殖民时代的派对虽然还没有“非礼”到“来来去去是这几十个小市民叫达官贵人观赏”的程度，但是归根究底，所谓派对者，来而不往非礼也——当然，单只人来人往，依然还是“非礼”的，要做到“有礼”，还必须一丝不苟地把主人家“摊派”到你头上的种种事情做“对”。在这些被“派”到的事情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穿什么和怎么穿，也就是说，“人到”还不够，必须是穿著适当的衣服把自己送上门去。
其实，与“舞会”或“宴会”相比，“派对”的特殊之处本来就在于衣着和气氛上的随意和“非正式”。辞典上对于的解释是：“一种非正式的舞会。因不像正式宴会般的隆重，参加者可以穿著简便衣裳。如：‘家庭派对’、‘生日派对’”。不知何故，“非正式”到了我们这里就自动“转正”并且升了一级。我收到的派对请柬，绝大部份都附有“正装”或“盛装”的“着装要求”。在一般的情况下，虽然着装本身就是一个人参加派对的终极目的，即便做了“派对动物”，却也是衣冠禽兽，行头必不可少。然而，“穿什么”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情的伤脑筋之处尤在于，此外还连带有一个“怎么穿”的问题，刑事附带民事，也就是说，穿什么和怎么穿并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事情办得对不对，基本上取决于别人的穿什么以及怎么穿。
按照TPO原则，着装的正确性体现在时间（Time），地点（Place）以及场合（Occasion）的“恰当性”。就时间、地点以及场合来说，全世界的派对其实大同小异，但是窃以为以广州的派对而论，似乎很有必要把“天气”这个要素也补充进去。“岭南之地，愆阳所积，暑湿所居”，一年三百六十日，桑拿天气严相逼，几乎不舍昼夜。这种天气，使广州人在穿什么以及怎么穿的问题上长期奉行着一种顽强的实用主义，全天候Casual主义，并且义无反顾地把这种主义贯彻到城中举办的各种派对之中。另外，粤人行事，向有“只做不说”的习惯，从Business搬到Party上，就成了“只做不穿”，一种岭南风格的Business Casual。
如果真理总是赤裸裸的话，穿衣本来就是一种言说和修辞。人生至苦，莫过于在真理和言说之间徘徊。在广州的派对上，这种维特跟斯坦式的痛苦就表现为穿什么和怎么穿：这一次，为了尊重主人，遵照请柬要求盛装或正装出场，到场后，却发现自己身陷一群T…Shirt牛仔裤的派对动物之间，不由觉得自己实在很贱。下一次，为了尊重大家而便装出场，不意却被大批为了尊重你而盛装赴会者所包围，那个窘，那个迫，恨不得就地挖个洞一头钻进去算了。
为了因应这种复杂的局面，我个人在与本地派对动物的长期斗争中已摸索出一个仅供男士参考的解决方案：你穿，我就穿，你不穿，我也不穿。You jump，I jump。人不犯傻，我不犯贱；人若犯贱，我必更贱。如果你在广州收到了一张注明“正装”或“盛装”的派对帖子，为了避免陷自己于不仁不义，建议你出门前最好只穿件T…Shirt，带个包，包藏一件符合“正装”或“盛装”要求的上装外套。到达现场后，先不忙入门，而是在门口跟迎宾的主人家打打哈哈，同时以锐利的目光对前来赴会的宾客的着装情况做一番不动声色地的扫描。如果目测结果告诉你今晚约有半数以上“狼”都没有披上他们的“羊皮”，即可施施然大摇大摆入场；反之，则闪到洗手间把包里藏着的那件外套套上不迟。
后一种行为总是让我感觉自己有一点像电影里那些闪进洗手间鬼鬼祟祟地摸枪的杀手，其实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事前向主办者和受邀者做一番摸底调查，打听打听，互相交换一下意见。有一回把自己心里也没底的某主办方问急了，便在电话里没好气地说：“穿什幺都行，最好不穿。”其实，“不穿”的派对也有一个学名叫做“裸体派对”，它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保证不会发生“穿衣”派对上最令人尴尬的“撞衫”事件。然而，根据纽约社交作家艾玛·泰勒和洛瑞蕾·莎琪在《裸体派对性爱礼仪》一书中所制定的“裸体群P派对礼仪四项原则”之第一项：“虽然派对上通常不穿衣服，但是在参加派对时最好还是盛装前往以示庄重”——天！穿什幺以及怎幺穿，竟然是裸体派对也无法避免的麻烦。惟一令人欣慰的是，与裸体派对相比，不裸体的派对不仅在道德上正当，礼数上也要简便得多，因为在以上烦恼之外，前者很可能还要面对“脱什幺以及怎幺脱”的新问题。
全球化的颠峰状态
清理邮箱时检出旧邮件一则，里面是一个英语段子，以下是我的译文：
Q：如何是“全球化”之颠峰状态？
A：戴安娜王妃之死。
Q：此话怎讲？
A：一个英国王妃和她的埃及男友乘坐由一名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的比利时司机驾驶的一辆带荷兰引擎的德国汽车被一群骑着日本摩托车的意大利狗仔队追踪而在一条法国隧道里出了车祸，抢救她的是美国医生，用的药来自巴西。
全球化的巅峰状态其实出现在后缀的发件人附言里：And this email originally sent by an Indian。 Living in South Africa。 And now forward by a Chinese lady， who work for a global American pany。
转信的这位Cinese lady当时在一家美国公司上班，后来猎头公司把她猎到了另一家美国公司，也是global，但上班的地方则从广州转到了上海。也就是说，现如今要打美国公司的工，不一定要到美国，也不一定要在广州，当然，也不一定要到上海。《华尔街日报》曾经提醒美国的信用卡持卡人，当你致电信用卡服务中心，接听电话并且为你排忧解难的那个人其实身在印度的某个你闻所未闻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信用卡公司正在把他们的“后台服务器”迁往印度，并且训练他们的印度员工说一口纯熟的美语。所以，过去我们说，你要吃鸡蛋，不一定非要认识下蛋的那只母鸡；现在我们可以说，你要吃寿司，不一定非要去日本，甚至，你要吃日本人一生也绝不容易吃到一回的“女体盛”，更不一定非要到东京或京都——比方说，在今年4月2日之前，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你就可以将此事搞定。
4月2日发生在昆明某日资餐厅的“女体盛”事件最终以“不符合卫生条件”而告一段落。与其说是食物（寿司）本身的不卫生，不如说其实是吃法或“容器”的“不卫生”，文化、风俗以及全球化的“不卫生”。我发现，有媒体已“女体盛”直接误读为“女体盛宴”，进入文本的女体不再是寿司的“盛物”，而变成了食物本身。摆满了寿司的“女体盛”，于是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换句话说，昆明“女体盛”在中国引起的友邦惊诧，实在不亚于把那个负责上酸菜的翠花给生吃了。
查“女体盛”之为饮食方式，在日本虽有悠久之历史，却始终是小圈子文化。我在日本呆过几天，吃过不少寿司，也见过女体若干，吃寿司之女体，更是比比皆是，唯独未闻有置于女体之上的寿司。问日本人，结果大多也是一头雾水，语焉不详。“女体盛”在日本，现状大约近似于广东人的进食猴脑，事出有因，却查无实据。诚然，日本人自己的否认也未必可信，林语堂曾经也正告老外：“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相信蛇肉的鲜美不亚于鸡肉这一说法。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一条蛇也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我的任何亲友吃过……吃蛇肉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是件稀罕事儿。”我在中国也生活了四十多年，平心而论，不是林语堂忘了广东人也是中国人，就是他在一时的正义冲动之下仗义执言，不负责任。
“女体盛”在日本国内大致属于正在失传的文化，这种状况与式微的艺妓文化或有密切相关，事实上，“女体盛”要求的女体并非普通的女体，而是艺妓的女体（昆明版“女体盛”的要求是“学历在大学以上”）温度对于寿司滋味的好坏至关重大，日本的寿司师傅多为男性，系因男性的体温较为均衡稳定，不像女性那样变化无常，从而有助于品质的保障。因此，在像我这样一个外国人看来，“女体盛”的式微是迟早的事，寿司若非盛之以人体不可，以单纯的技术层面而言，也该是“男体盛”才对头。
若非盛之于女体，女体上的那些食物其实还是较为昆明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例如做寿司经常会用到的三文鱼。香港实业界某人曾获云南官方之邀随一“西部开发”访问团前往昆明。回来后我问他都吃了什么好东西，那人先是愁眉苦脸继而咬牙切齿：“妈的餐餐请吃三文鱼。其实我想吃的是过桥米线啊。”我也是那种一想到云南就只会想吃过桥米线的蠢物，当然我的想象中还多了汽锅鸡什么的，遂开导曰，三文鱼想必是当地极受欢迎之物，否则就不会用来招待你们这些贵宾，你可要体谅主人家的一片苦心啊，尽管“苦心”有时也会“苦口”。
如果全球化的颠峰一定会出现在中国，那么，我相信巅峰中的巅峰就最有可能出现在云南，这倒不一定与海拔高度有关。早在皇马于云南闪亮登场那会子我就坚定了这一信念。前述段子若需更新，我想应该是这样：于昆明经营之日资跨国公司因在两名中国女大学生的玉体之上复盖了以日本、挪威、苏格兰及中国原料制成之食品并招来大批昆明记者以日本、德国或中国生产之照相机在两米之外拍照遂令中国舆论再一次集体出离了愤怒。
有奶如何不是娘
在社会舆论的挤压之下，长沙“人乳宴”终于在农历年前宣告撤宴，并且将负责供奶的6名奶娘也送回了老家。很显然，公理和良知再一次战胜，店方和媒体也取得了双赢，加起来就是四赢，根本没有输家。我猜，上述各方都幸福地过了个有意义的春节，说不定还用手机互发了若干贺年短信，然后各自放了一些鞭炮。
压力团体（由智人种狭鼻猴次目灵长目哺乳动物纲动物自发组成 ）的致胜利器是“公理”和“良知”：一，“人乳宴”扩大了社会不公的鸿沟，其与西安之“36 万一桌豪宴”一样，皆为穷奢极欲的表现，反映了中国“在转轨时期的社会失序”；二，战无不胜的“母性”之神圣价值不容挑战。“人乳宴”是对母乳的污辱，对母性的污辱，对人性的污辱，“人乳宴”简直就是“辱人宴”。
公理我所欲也，良知亦我所爱，当然我也清楚得很，我对于这两样好东西的热爱至今仍停留在非常业余的水准，例如，我经常以热衷于观看美国法庭片来表达这种业余的热爱。只要是这个片种，不管有没有喜欢的名星，不管拍得有多烂，我都会从头看到尾——只是正义在最后得到了伸张。那种浑身舒畅的感觉，就像打通了大小周天，真有中医所谓的“正气”作用。
然而，即使站在这种很不入流的层面上来看，公理和良知对于“人乳宴”的战胜却未能像一部美国法庭片那样让我爽一下。因为我发现用来支撑公理和良知的一个重要的呈堂证供，乃是四川地主刘文彩“常常逼迫年轻的母亲为他提供人乳。这是有权有势的地主阶级欺压百姓、生活奢靡的例证”。也就是说，大家一致认为人乳在骨子里仍是成年人的上等补品，其功效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梁代陶弘景集注《本草经》时已将人乳汁和乱发、头垢以及人屎、人溺入药，称“人乳汁，主补五脏，令人肥白悦泽。”据《汉书》〈张苍传〉记载：“苍免相后，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年百余岁乃卒。”故“人乳宴”以及刘文彩的罪恶，只是不能与民同“补”而患不均。同理，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