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为马尔代夫而烦恼，因为他们大都幸福地直奔深圳“旅埠”而去。
通缩持续，经济萧条，除了赤贫阶层，香港人的日子都不好过。做为消费主力，中产和小资早已沦为比无产阶级更惨的“负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深圳便成了一个经济实惠的“出境游”之全民首选。港人进出深圳的方式先是单枪匹马，独自偷欢，而后呼朋唤友，结伴过岗，进而拖家带口、扶老携幼。也就是说，北上消费的人群，已从男性扩大到女性，再延展至合家之欢（适合女性及家庭消费的项目，有量体裁衣，吃饭饮茶，做头发，购正版书，买翻版名牌手袋、波鞋、内衣裤，等等，就连传统上只向男性提供的按摩业，也顺应潮流地推出了家庭套餐）。网上说，香港名作家李碧华在节假日“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一身便装呼朋唤辈，齐齐过境到深圳，先去书城拣书，然后开着车在市区绕来绕去，寻觅美食，她说深圳什么菜都吃得到，且物美价廉，在深圳吃什么去哪吃，她比一般深圳人都清楚。”
据港府统计，2001年香港居民前往内地达5200万人次，较96年增加80％，年度在内地的消费为276亿元，其中单在广东省的消费已达203亿元，占内地旅行消费总开支大半。做为港人北上消费的首选，从罗湖入境的年人流量已逾7000万人次，平均每天有20万人次。联检大楼附近的罗湖商业城日均客流量高达二万多人次，节假日且高达七至八万人次，顾客中九成以上是香港人。很显然，与其说去深圳旅游，不如说是去消费，与其说是消费，不如说此事正在内化为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地球上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之就近的“境外”都存在着一个“深圳”，例如直布罗陀之于西班牙人，泽西岛之于英国人，当温哥华市民于周末纷纷越境涌入美国，美国人则纷纷越境涌入了墨西哥。虽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过，天下的此类“旅游者”相信也不都是会为了买便宜货而来来往往，香港人应该也不例外。深圳的物价低是低，但是加上旅费和时间这两样最珍贵的东西，账一点也不难算，遑论新界地区的同类消费品价格正在向下赶超深圳。再亲眼看看罗湖那“爆棚”的人潮，切肤地想想人潮中的百般皮肉之苦（今年复活节假期，21万人经罗湖进入深圳，拥挤中，六旅客当场晕倒），任何正常的旁观者都有可会生出与我一样的疑心：欲养成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壮游”精神，除了账面上的利益，想必还另有所图。
一个专程到深圳做头发的香港女人承认，如今在香港做个头发，也不过六、七百元，但她还是宁愿上价格差异不大的深圳去做，因为心里“舒服”。有一些重要的背景资料这个女人没说出来，或者，她自己心里也不很清楚：深圳的发型师，月薪几千，而他在香港的那个同行的月入，随便就是数万。这很可能就是“舒服”的根源。中文大学市场学系今年进行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北上消费的市民主要分三类：“享乐一族”、“面子一族”及“节俭一族”。其中“面子一族”的族群最为庞大，占43％，并以低收入人士为主。其北上消费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追求被尊重的感受。”受访者在小组分享时透露，他们在香港消费时很有挫折感，不受尊重，例如不满小费少、光顾金额低等，但他们却在深圳重拾这些尊严，感觉自己“是一个大款”。一名长者说，在香港做脚底按摩，给（按摩者）二十元小费，“唔该（多谢）都没一句”，深圳却“当我是老爷，鞠几个躬都不止”。
性别研究专家指出：只有当一个女人混得不如另一个女人，这两个女人才有发展亲密友谊的基础。消费者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尽如此，但是，如果我们仍相信股市和楼市都是“信心”产业，那幺二十世纪以来的旅游业，就很有可能与“自尊心”有着密切的关联。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眼见欧洲游客群起涌入巴西，利维斯史陀（）因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断言：“旅游的时代已经结束”。事实上，旅游的时代非但未曾结束，反而因利维史陀深恶痛绝的那种“宾主互相之间的做作”而蒸蒸日上。圣诞新年在即，罗湖桥头，鹏城内外，想必又是一番人山人海的万民欢腾。在此衷心地敬祝宾主双方各得其所，圣诞快乐。
扒扒垃圾
Paparazzi，中译“狗仔队”。毕竟港式译法，总觉不甚妥贴——“狗仔”二字虽然传神地表现出Paparazzi那种以超灵敏嗅觉穷追不舍之专业精神，但以我个人所见之香港“狗仔队”，虽然大都偏瘦，却并不总是采取劳动密集型的作业方式，故一个单干的独行“狗仔队”便不可以复数的“狗仔队”称之，同理，亦不可将一位只身救火的孤胆英雄称为“消防队”，或者“朕即国家”。当然，也不可将“狗仔队”一词自行非团队化为“我是狗仔”，这样说未免流于自我“卡哇伊”美化，并且也很容易招惹爱狗人士的反感。
按照通行的解释，意大利文 Paparazzi出自费里尼1960年作品《甜蜜生活》。马斯杜安尼饰演一名专做上流社会花边新闻的记者，这种职业，电影里叫paparazzo，为paparazzi的单数形式。一时也找不到更好的词，故“狗仔队”现已通用于华语世界。曾有人将Paparazzi音译为“帕帕垃圾”，“垃圾”很精到，“帕帕”却不知所云。以我之见，与其“帕帕垃圾”，不如“扒扒垃圾”：一来， 比较符合汉语的构词习惯；二来，以在垃圾堆上“扒扒”之情状，对“狗仔队”一词做了充份的观照。
“垃圾”不难理解，关键在于“扒扒”这种姿态。垃圾本来是一大堆无价值的东西，一经“扒扒”，便有了另一堆垃圾中的垃圾，由“扒手”们亲手撕给我们看，或者，看完了由我们自己来撕。如果你觉的“扒扒垃圾”也不够好，我们还可以慢慢切磋，一名之立，旬月踟躅。但是，恐怕这一次不能等得太久——上个月，我在一份周刊读到这样的大字标题：“狗仔队离我们有多远？”感觉是一记当头棒喝，份外警醒，大有“WTO离我们有多远？”或者“蓝牙离我们有多远？”之意。众所周知，在中文的媒体语境中，“离我们有多远”经常就隐喻着“我们十分向往”或者“我们已经等不及了”。也就是说，中国现在也有了垃圾，并且也很值得去“扒扒”。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的垃圾自有中国特色，中国味道以及中国扒法。我发现，与港台和外国同行相比，中国内地“扒扒垃圾”们在境界上来得个高：他们总是盘踞在一个事先抢占的道德高度之上，居高临下地扒扒之。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按照专业操守还是职业道德，本应隐身的“扒手”却总是热衷于把自己也“扒”成垃圾的一部份，令“扒扒垃圾”带上了扒灰的色彩。“记者暗访”是目前最流行的中式“扒法”。充斥于报端的这类“暗访”其实是有一个固定模式的：在进入某一“不道德交易平台”之前，记者一定是假装得既单纯木讷同时又表现出略带邪恶的好奇心，进入交易程序之后，转换成一付傻头傻脑的样子问东问西，一旦入港在即，便借机开溜。谨借重庆某报的一则试析之：记者推开某茶楼大门“探头朝里望”，突然，一“中年男子不由分说，抓住记者拖进茶楼。”此刻，传说中的小姐出场了，“小姐突然抓住记者的手往其胸前拉，脸跟着贴了过来…………记者走出茶楼，小姐尾随而至，（把记者）推进门外的一间宾馆客房。‘和我做爱！’小姐关门后脱口而出，并动手解裤子纽扣。‘你干啥子？’记者喝斥，却被她推倒在双人床上。记者慌忙中，她已将长裤脱至膝盖。”
说句老实话，每读这类报导，我总是为那个从头到尾都在表演着甘地式自我考验的记者捏一把汗。正应了费里尼自道：“我渴望取悦于人，引人注目并教育他人。使自己成为一个预言者，一个目击人，一个醒世的丑角。”相比之下，另一种纯属狗（仔队）仗人势的“扒法”，不但太不专业，而且明显地把广大垃圾消费者当成傻瓜。上海某电视台播出过一则新闻，只见记者在大批公安的簇拥之下“突然”闯入一家KTV，客人和小姐一个个都乖乖坐在原处接受记者的采访，并且一路保持着被破门闯入之前的姿式和身段，记者把话筒伸向一个掩面坐在客人腿上的小姐：“请问你为什么要坐在他的大腿上？”
“没有啊，我只是想看他衬衣的牌子而已”。
去年圣诞，赵薇与吴大维在上海复兴公园被香港狗仔队拍到“躲在一个阴暗角落激吻”的照片。事后，赵的保姆解释说激吻只是为了互相取暖而已——我绝无试图把发生在上海的这两件事做横向联系之意，我想说的是，香港“狗仔队”把“扒”的目标锁定为名流，他们在内地的同行则偏爱去扒”些不入流的大众化垃圾。做为八卦新闻的忠实读者，我其实一直都环保地遵循着个人的垃圾分类法：后者不可回收，前者可以回收。我比较敬重的，是那些专扒可回收垃圾的“扒手”。唯有如此，“扒扒垃圾”才能完全不拘形式地由技能上升为精神。再说，Parazzi的本义其实是“追踪摄影队”，虽不一定视美国的间谍卫星为“空间扒扒垃圾”，却不妨尊《万象》上最可读的陈巨来先生为“文史狗仔队”。
怎么才能变得不那么出名
名人因群众的“名人崇拜”而成为名人，但是此过程是否可逆、也就是说，名人能不能因为群众的“名人不崇拜”而变回不名之人，除了在娱乐业有极个别的孤证之外，社会学和传播学上目前尚未形成相关的理论——这个问题不是我吃饱了撑出来的，发问者乃是姚明，当今大大的名人。
盛名不仅累，要命的是，它好象正在要姚明的命——最近出版的《姚明闯荡美利坚》一书，字字血，声声泪，深受那种怨气的感染，看得人痛不欲生。其实，这本书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按理说目标读者是少年儿童，应属“励志”类图书。但是，至少在像我这种六根不净者看来，实效基本上是“丧志”的，甚至还不如明代的A小说或A戏文那样假模假式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谁能够告诉我，怎么才能变得不那么出名？”正是姚明在本书序言中提出的那个“无语问苍天”式的疑问。
天，这算是哪门子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能回答姚名人此问的人是否存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姚明的问题是“有谁能够告诉我怎么才能变得那么出名或比那么更加那么出名？”我相信，除了“姚之队”之外，这个世界上能够回答、并且能以各种语言来踊跃作答这个问题的人，肯定比NBA在全球的观众还多，滚滚红尘之中，一抓就是一把。如此看来，出名好象是中了一种毒，而且这种毒好象还没有任何解药。
做人难，做名人更难，做了名人以后不想再做名人，更是难上加难。抱着豁出去的态度，我拼了老命替姚明想出了以下可能具有参考价值的办法：第一，尝试去想一想NBA老鸟级名人的苦？吧，例如比自己至少还要红上10倍的Michael Jordan，在后者的一部自传里，尽管像“连逛百货公司都要等打烊之后”，“连理发店也不敢去，只好操刀自裁”以及“走在路上随时会被群？包围”等等待遇，姚明已经“享受”过了，但是，像“女人躺在地上央求乔丹开车辗过她的身体”这种场面，姚明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姚明更不敢像Jordan那样愤怒地写道：“老实说，好几次我快被烦死了，很想对球迷大喊：他妈的，滚开！”
当然，不幸地，还有女人。一向被视？青少年偶像的Kobe Bryant在这个夏天的惨痛经历，还是不去说它了，据Magic Johnson的痛陈：“当你在NBA打球，无论在哪个城市，总会有女人在路上等着你，她们的目的是‘收集’球星，与愈多球星发生关系，她们就愈有成就感。”Johnson本人正是这些女人最大的“受害者”，不但在每一个城市都有女人在路上等着‘收集’他，还喜欢和他搞多P，最后搞出了爱滋。当然，Johnson若说自己惨，宣称曾和两万个女人睡过觉的Wilt Chamberlain就笑了，不过是在天堂。比较而言，Shwan Kemp算是幸福的，只须在全美所到之处随时防着那些突然冲到面前？且叫他爸爸的黑皮肤小孩可以了。曾有NBA经纪人透露，保守估计，平均每名NBA球员都有一个私生子。
一位姚迷在网上说：“除了他的工资，我实在很可怜他。”如果你像我一样也站在替姚明着想的角度，就会发现除了崇拜者之外，这种想法对于被崇拜者未尝不也是一种自救之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是真正是的英雄，群众是真正是的名人，名人应该努力地去崇拜群众，一时崇拜不起来，至少也应该尝试去同情一下群众——除了他们的私生活自由。群众、尤其是“害”了名人的那部份群众原来是很值得去同情的。
最新一期《新科学人》刊登了美国心理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大约三分之一美国人患有“名人崇拜症”——也就是说，就像我国的电视广告里总在告诫的那样，缺钙、头皮屑、多汗、满（去掉三点水再加虫字边）虫和“名人崇拜”其实都是一种病。调查发现，轻度的“名人崇拜症”患者约占百百分之二十，他们以“消遣”？理由，紧盯名人在媒体前的一举一动，这群人的个性大多活泼、爱冒险、积极？喜欢社交。中度患者皆倾向于相信自己与偶像的关系“非比寻常”，这批人非常神经质、情绪化？且阴阳怪气。至于重病号，表现？习惯性地偷窥偶像的一举一动，或？吸引名人注意而自残或伤害别人，已进入病理学上的“临界状态”。这些患者在追逐偶像的过程中，紧张、沮丧及社会功能失调的程度会逐步攀升，轻者害了自己，严重的会有反社会倾向。更值得同情的是，“名人崇拜症”一旦患上，就会像名人那样很难再“变得不那么“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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