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亲子该是何等快事一桩！而革命的干劲儿也更足了。也正是从有了萧统起，他又得以相继添了七个儿子。为了有所表示，于是萧衍登基之后的天监元年（502）八月，丁令光便被晋封为贵嫔，位在三夫人上，居于显阳殿。而在她的儿子成为“太子”之后，母以子贵，“于是（丁）贵嫔备典章，礼数同于太子，言则称令”，更不同于一般。后来她又连续为萧衍生下了两个儿子，其中之一便是后来的风雅不减老爹的简文帝萧纲（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一个非丁氏所生的哥哥）。
史书上称丁令光性情仁恕，及居宫内，接驭自下，就没有人不感到欢心的；她不好华饰，器服无珍丽，也从来不为亲戚们“走后门”。等到萧衍弘扬佛教的时候，丁令光带头奉而行之，也成了一名彻头彻尾的素食主义者。而萧衍所看重的佛家经义，她也能通晓其中大略，而尤其精通《净名经》，可见她颇有学养和慧根——真是跟什么人像什么人，怪不得儿子们也那般出众。她平常所受的供赐，也都拿出来充作法事了，悉心向佛之心，的确很是难得。
普通七年（526）十一月，丁令光殡于东宫临云殿，年四十二。有司奏谥曰“穆”，含温和恭敬之意，以示褒扬。等到萧纲即位，便追崇其母为穆太后，可惜她不能生前享此殊荣，也大约她是根本不在乎这些身外事的吧。
当然，萧衍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后宫的女人肯定是少不了的，他的禁欲也只是五十岁以后的事。其余被他充入后宫的，比如梁元帝萧绎的生母阮令嬴（为爵位不高的“修容”），她也曾是齐始安王萧遥光和东昏侯萧宝卷的女人。不过若非因为她是皇帝的老妈，大概也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以称道的地方吧。
也许正是因为萧衍这个老公的出彩，才折没了他的老婆们的光芒吧，而那时衣冠之士也多讳言内事，女子们默默无闻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① 郗徽其实是死在萧衍兄弟们的前一年。
2、萧家父子数第一
自曹魏至于隋唐，贵族社会不但垄断了物质，也几近垄断了精神文化，看上去他们真可谓是一群有钱、有闲、有品的理想之士。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则莫过于当时上流人物包括最高统治阶级都喜欢文艺，或者说都喜欢赶风雅时髦。
尤其是在南朝，“宋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连刘裕这样的武功型皇帝都如此热心，他惟恐叫人视为“鄙夫”，虽然自己诗才并不怎么样，但国有大事，仍常作诗，并命群下共同赋诗唱和。南朝文化繁盛也体现在写手繁多（不单纯是爱好），像一些高门大族，可谓“人人有集”，文学创作在那时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可见在如此热烈氛围的带动下，自然“不会作诗也会吟”了。
比如萧衍麾下的大将曹景宗，“颇爱史书，每读（司马）穰苴、乐毅（两位名将）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虽然爱看史书、有点追求，但是“为人自恃尚胜，每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焉”，不会写的字就自己造，可见肚子里的墨水也不多。可是有一次在皇帝组织的宴会上，群贤毕至，自然又少不了皇帝与文臣们诗词唱和一番，这时皇帝玩得尽情，突然起意让同在旁的曹景宗也作一首，大家图个高兴（“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属于命题作文）；没想到这曹景宗也不推辞，他略一思忖，便提笔道：“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萧衍观后颜色为之大变，“叹不已”，他实在看不出这老曹竟如此深得魏晋诗风的刚健之气！在南朝诗歌一派浮华绮丽、病态纤弱之中，老曹此诗自然以其粗犷豪迈卓然而异。
南方的“华裔正统”是这样，北方的“僭伪之主”们也不甘落后。当时的北魏孝文帝元宏便是这样，他“雅好诗书，手不释卷”，难得的是“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尤其“爱奇好士，情如饥渴”。皇帝们都率先垂范、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了，自然可见当时的文化氛围之浓厚。
而帝王文学最显明、最突出的代表，则莫过于“北方文学”（风骨派）之代表曹操父子，与“南方文学”（风情派）之代表萧衍父子。而有人更曾戏言，若是比较历朝皇族的文采和贡献，如果南梁的萧家认第二，可能就没有敢认第一的了。
先说萧衍本人，按照《梁书&；#8226；高祖本纪》中的记载说，他“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而且经史子集、歌赋词章、书画琴棋、天文地理、阴阳术数、医药养生皆无所不通，“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总之，“历观古昔帝王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可谓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帝王全才。
南梁一共四任皇帝，倒是有三个文采非凡的。而萧梁皇室能文者之多、水平之高、对中国文学贡献之大，也为历朝皇室所仅见。萧家父子可以称得上是文学世家，萧衍之外，除了其早亡的四子、五子外，他的长子萧统、次子萧综、三子萧纲、六子萧纶、七子萧绎、八子萧纪，孙子萧詧等都是文学高手，并且有相当出色的作品传世。前面已经提到，其女儿中也不乏文才扫倒须眉者。
为此，明代学者张溥便评论道：“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清代学者贺贻孙也说：“南朝齐梁以后，帝王务以新词相竞，而梁氏一家，不减曹家父子兄弟”（《诗筏》）。
不过较受后人诟病的，还是其为文的目的性及狭隘的文化追求（也就萧统坚持“风教”、不落流俗）。尽管萧梁皇室几乎个个善诗能文，且他们周围也聚集并吸引了相当一大批文人，他们所营造出的也是一种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可是以他们的作为看，他们既把学术、文学与政治分开来，从而消解了文化的功利性、正统性，而又令诗歌走向了娱乐化——他们之爱好弄文，不过就如同后世那些小文人帮着歌儿舞女填词作曲、今人编个段子一样，纯粹只是为了消遣、娱乐而已。
如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所提到的梁元帝萧绎的那篇《采莲赋》就是一首典型的艳情诗、娱乐之作，“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欋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美则美矣，只是缺乏一些严肃的内涵。而当公元554年西魏军包围并攻破梁元帝所在的江陵时（今荆州），他在将平生所藏的十四万卷图书付之一炬之后，说出这种话也就不奇怪了：“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①”，大有读书无用的感叹！其实，这本应归咎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书读歪了，或者说也从来没有把它们读透。
然而更可惜的是，对于当时诗歌的这种不正习气，作为皇帝的萧衍却却并不加以矫正，而且他“内心恐怕还是欣赏艳体的”，因为他早年也曾热衷此道。因此从这一点上而言，南朝的精神与士气沦丧，也并不是偶然的。
①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次文化浩劫，后面还将提到。
3、他的文学水平其实并不高
这里便要专门谈及萧衍的文学创作了，尽管他是个博学的通才，但专就文艺而言，他可能并非是个一流的诗人，所以中国文学史上也并没有他的一席之地，有的只是他对于文化、文学的无可估量的推波助澜之功。
不过，如果就萧衍号为“竟陵八友”、与当时第一流的作家们并为时人所重的话，那么他的文学才能就是不需要置疑的了。可是他现存的作品并不多，而且其中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更少。据《梁书&；#8226；武帝本纪》中的记载说，他的文集原有一百二十卷之多，可是到了唐朝初年再统计时，却只有《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卷，相加起来才不过五十五卷。当然，这应该与萧衍身前、身后几次大规模的*及梁元帝在江陵焚书等浩劫有关。
今天看来，萧衍的作品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他在登基前的作品，这些诗多为趋附时流的艳体诗，多被保留在了《玉台新咏》中；而另一方面是他崇佛以后为宣扬佛法或者与群臣的一些赠答之诗，这些作品大抵枯燥无味，缺乏文学价值，更有些纯粹是僧侣们为着传教而保存下来的。
在《玉台新咏》中收录了萧衍约四十首诗歌作品，其中有拟古之作十四篇，还有一些多是五言四句的南朝民歌体小诗。据说当时这种小诗体裁很不受文人们的看重，甚至受到了一些大文人如沈约的鄙视，可是萧衍却非常喜爱它，作得也很认真。他就如同爱作新声、不屑时人批评的汉武帝一般，根本不管别人对此的态度，这也即是帝王们的专利所在。
而就在这些小诗中，却也不乏佳作，如一篇《捣衣》诗是这样写的：
驾言易水北，送别河之阳。沈思惨行镳，结梦在空床。
既寤丹绿谬，始知纨素伤。中州木叶下，边城应早霜。
阴虫日惨烈，庭草复云黄。金风但清夜，明月悬洞房。
袅袅同宫女，助我理衣裳。参差夕杵引，哀怨秋砧扬。
轻罗飞玉腕，弱翠低红妆。朱颜色已兴，眄睇目增光。
捣以一匪石，文成从鸳鸯。制握断金刀，薰用如兰芳。
佳期久不归，持此寄寒乡。妾身谁为容，思君苦人肠。
这首诗据说深受刘宋著名文学家谢惠连同题名作的影响，但是其语言却流畅得多（虽然对仗工整、辞采绚丽，但今天读起来却仍感晦涩，它属于南朝诗歌的典型风格），而且其中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写衬托思妇的心情，刻画也来得细致。
他还有一首《戏作》诗这样写道：
宓妃生洛浦，游女出汉阳。妖闲逾下蔡，神妙绝高唐。
繇驹且变俗，王豹复移乡。况兹集灵异，岂得无方将。
长袂必留客，清哇咸绕梁。燕赵羞容止，西施惭芬芳。
徒闻珠可弄，定自乏明珰。
此诗化用了宋玉《高唐》、《神女》等诸赋典故，着力写美女的容貌，和后来“宫体诗”的情调相近，其实倒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不过，萧衍既然爱作新声，除了自己早年仿作了一些家乡的民歌体裁外，后来他到了襄阳时，便又曾仿作了流行于荆襄一带的“西曲”。
其中，较为有名的便是这《襄阳白铜鞮歌》三首：
陌头征人去，闺中女下机。含情不能言，送别霑罗衣。
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
龙马紫金鞍，翠眊白玉羁。照耀双阙下，知是襄阳儿。
这些诗也算不上有多么出色、多么高明，大约萧衍早年的儒家观念淡薄，所以他到后来也并不把文艺这些东西当回事，只不过一种消遣、娱乐而已——既然上流社会、士大夫们爱玩这些文字游戏，就任由他们去玩好了。因此，他自己既不重视文学创作，所以水平也就有限，他真正用力的还是学术。
这也体现出了萧衍这位不同凡响的帝王的思想复杂性，他感叹自己没有知音也就不难理解了。
4、罕有其匹的文化贡献
在古往今来的帝王中，即使在政治上萧衍算不上一位第一流的人物，可他在学术文化方面的地位，却是无人能及，更是无人能否定的。这些文化成就也都代表了他毕生的不懈追求，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留给后世的最重要的交待。
萧衍在儒学、玄学、史学、文学、佛学以及术数等方面，都有所著述，且这些著作皆卷帙浩繁，从《梁书》的记载中就可以让我们窥其一斑：梁武帝在儒学方面，“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佛学方面，“制《涅盘》、《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史学方面，“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术数方面，“又撰《金策》三十卷”。
尽管这些著作实则大多是在他的组织和主持下完成的，但其中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亲自著作的，而且有时一个总编辑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而他的学术影响之大更是不可估量的，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倒是可以一提的是，就书法这个小的方面，萧衍非常推赏钟繇和王羲之，而且他也特别注意表彰和研究钟、王法书，这对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的特别珍赏王羲之法帖应该有很大影响。要说明的是，在李世民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王献之的书法成就一直被认为出于其父之右，可是就在李世民独尊王羲之后，后者的“书圣”的地位便是无以撼动的了。
1、成于己也败于己
五、南梁的统治危机
1、成于己也败于己
其实，萧衍并不是孤独的，他与其后来的唐玄宗、康熙乃至于乾隆等诸明君类似，愈至于晚年而愈加骄傲昏庸，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也不可否认，萧衍在其统治初期的天监年间就已暴露出了很多的政治缺陷问题，可谓弊政与失误兼有，只是当时客观的制约与主观的因素都在起作用。
若从时间上来讲，则可以天监十二年（513）为界：此前的萧衍励精图治、尊崇儒学，文治武功皆有可称道者；其后，则不求进取，倾意佛教，国事政局始显不振之势。而随着北魏的骤然衰落，“帝心愈侈”，便使得他又多了一层骄盈、自负心理。
若是从政治危机的表现形式方面看，大致有这样两种不合理现象：一是皇帝本人勤奋节俭与整个士族权贵集团追求奢靡的享乐日益形成了畸形的结合，这不能不说乃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