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从政治危机的表现形式方面看,大致有这样两种不合理现象:一是皇帝本人勤奋节俭与整个士族权贵集团追求奢靡的享乐日益形成了畸形的结合,这不能不说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特现象;二即是刻意重视文治与逐渐松弛武备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反差,这当同重文轻武的两宋有一比。
“然仁爱不断,亲亲及所爱愆犯,多有纵舍,故政刑弛紊”,由于萧衍比较仁爱,以至严重地破坏了法制的公平性,也助长了一些上层人物的嚣张气焰。“每决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后可奏”,他连判个死刑犯都感到非常不安;他性情方正,虽然长年居住于小殿暗室,但几乎从来没有衣冠不整的时候;对人也客客气气,“虽见内竖小臣,亦如遇大宾也”,难怪后世都怀疑他是个伪君子。
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老兄除了为佛家开了吃素的传统外,他更为中国的皇帝们创造了一项记录,即中年以后不近女色!我们从他的子女出生情况不难判断,他大约是五十岁左右成了一个彻底的禁欲主义者的,这项记录由他保持了三十多年。本来萧衍也并非什么圣徒出世,可是由于他五十岁时身体越来越不济了,只得忍痛禁断*,看来这也确不失为一种长寿的好方法——中国皇帝中年纪超过八十岁的不过区区四人,而萧衍仅仅屈居“十全老人”乾隆之后,位列第二。孔子说少年人“戒之在色”,看来未必全面嘛。
如果说南梁宗室在破坏萧梁家业方面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的话,那么其中的急先锋又莫过于萧衍的六弟萧宏父子。当时的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一则童谣:“宁逢五虎入市,不愿见临贺父子。”(《南史&;#8226;梁宗室》)它指的正是萧衍的六弟临贺王萧宏、萧正德父子,这父子两个做恶多端,人们觉得他们比老虎都更可怕。
萧宏疯狂聚敛,“修第拟于帝宫,*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恣意聚敛,库室垂有百间”,让他的皇帝老兄都自愧不如。不过萧衍对自己的这位兄弟倒非常信任,一度让其出任北伐军前线总指挥,结果招致大败。老哥没有追究,可是这个萧宏却愈加不知天高地厚,居然要谋夺老兄的皇位。前面已经提过,这家伙竟与自己的亲侄女*,还试图假借侄女之手谋弑皇兄。
萧衍的态度从这件事上也可以体现:有一次有人举报说萧老六在家里藏了几屋子的兵器,可能要造反,于是萧衍不得不亲往兄弟府上探察。可是临到一看,原来几间大屋子里全是老六聚敛来的金银财宝,为此皇帝老哥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心中大悦,并当场鼓励道:“阿六,汝生活大可!”那意思是说,老六啊,你不给我这当哥的找麻烦我就很感激了;不过你在生活品质方面,还要再接再厉才行啊!我这当哥的就喜欢看着你们败家。
萧正德比之其父自然更是青出于蓝,他少年凶顽,经常招聚亡命之徒,盗墓杀牛,有时兴起也杀几个人玩玩,不过没人敢管。萧衍到了三十多岁时因为一直无子,所以就把萧正德收为了养子,可是后来他的儿子萧统、萧纲等相继出世,自然就不需要品质低劣的萧正德做儿子了。这萧正德眼看自己做皇储的美梦破灭了,于是便心怀不满,既然不是我的摊子我干脆就砸了它吧——他与萧正则、董世子、夏候洪等人“公行剥掠”,“以淫盗屠杀为业”,被时人称为“四凶”。
更离谱的是,有一次他因为实在觉得在南梁憋屈,竟冲动之下投降了北魏。可是没想到,人家那边居然不敢收,说这小子三大爷是皇帝,老爸是亲信显赫的亲王,他脑子进水了才到我们魏国来喝西北风。所以,北魏方面怀疑他别有企图,因此并不敢重用他。萧正德一看自己太失败了,叛变都没人收,于是索性又溜回了南梁。三大爷见他迷途知返,也没有刻意地追究,只是哭着教训了侄子一番,希望他能痛改前非。萧衍如此宽纵,除了像有人所怀疑的“博取好名声”外,也许是他真觉得自己在立皇储方面亏欠了侄子吧。
宗室如此,再看一些高级将领,如曹景宗“好内,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生活也腐化得很。尤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萧衍在执法方面姑息权贵,却“急于黎庶”,对广大百姓实行严刑峻法,比如一人逃亡,必然全家遭殃。后来他虽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可是官吏们的横行无忌却并未减轻,这一点连皇帝自己在诏文中都不得不承认,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虽然重文轻武是东晋以来就形成的传统,但是萧衍却将这一点推向了南朝的极至。也许是他自我感觉良好太过于了,太迷信文化的力量了,他后来用兵有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不用实力而注重威声,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以为军旗招展一下就可以让敌人屈服。将领们老打败仗,所以渐渐的也对皇帝很是不满,再加之不良风气、法制废弛,军队战斗力也在不断下降。
可以说,由于萧衍认识上的一些局限,再加上南梁一向病态社会政治环境,都使得国家走上了急剧的下坡路。这是皇帝个人的不幸,更是历史的不幸。
2、最为后世诟病的佞佛之举
佛教大约是西汉末年开始传入我国的,史书上便有关于东汉第二代皇帝明帝梦见金人(佛)的记载,尽管不足采信,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直到魏晋以来,佛教才以其独特教义的吸引力(玄学、思辩色彩)受到上流社会的垂青,再加之当时分裂割据的动荡政局、儒学主导地位的动摇,人民生活的困苦无助,他们渴望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佛教也便得以在下层社会中传播开来。比如北魏的那些有名石窟、“南朝四百八十寺”都是这方面物质的证明。
东晋以后,上层阶级心灵的空虚也是他们热衷于佛教的一大因由,在南朝帝王和高门华胄中就有不少奉佛者,比如前面提到的宋文帝与竟陵王萧子良。萧衍本来是倾心道家的,但他耳濡目染,受到佛教的影响也极为自然,他的信仰也可以理解为真实的。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深知儒学的影响其实主要限于某些士人,而且嘴上一套心里又是另一套,还往往不能付诸实践;因此,于自己的巩固统治而言,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似乎更见效用。所以他推崇佛教,其麻痹人民、维护统治的政治目的,是不难想见的。
萧衍直打奉佛以后,便在国内大兴土木,建造皇基、同泰、光宅、大爱敬等寺院,“兼营长干二寺,皆穷工极巧,殚竭财力”,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此时便是南朝寺院营造的登峰造极之时。天监十八年(519)四月八日,萧衍于华林园亲受菩萨戒。从此以后,他的身份既是王朝的皇帝,又是佛界的菩萨,所以人们称他“皇帝菩萨”。尤其,在同泰寺和阿育王寺,他还曾亲自七次讲经、十二次召开佛法大会,讲解《大般若涅盘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金字三慧经》等。更过火的是,他还分别于大通元年三月(后“还宫,赦天下”)、中大通元年九月(后“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太清元年三月(后“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又大赦天下),先后三次舍身同泰寺,意欲放弃自己世俗的生活。有人怀疑他这是一种政治做秀,其实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变相的集资行为,因为奉佛建寺等开销至巨,而那些公卿们平常又都是一毛不拔的主,萧衍只好出此下策。
不过,若萧衍果真是像顺治那般了断尘俗,那或许也并不意味着他有多么“伟大”、境界有多么超凡,只能说他是中国帝王中的一个异类罢了。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也许并不是一个局外之人所能看得清的。只是客观的效果却是,正像南唐后主李煜崇佛一样,萧衍崇佛也是悲剧性的,所以后人便贬之为“佞佛”之举。
萧衍佞佛的危害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首先说它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而且国家还要供养那么多闲人,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因此被大为消弱,国本被严重动摇。另一方面,整个国家上下竞相仿效皇帝,风化为之大变,而崇佛也成了富贵的捷径;只一味慈悲为怀,再加之大赦等所导致法制败坏、纲纪废弛,以至令那些不法之徒有恃无恐,连军队也丧失战斗力,将官们无所忌惮,望风而逃。适得其反,萧衍不幸地走向了自己意愿的反面:“梁武帝幻想通过对罪人之慈悲宽宥、‘为善’积福、大赦天下等行为而使罪人反观内省,自觉向善,消除现实社会的战乱和纷争,但却没有想到过分的强调仁德和慈悲而使法制形同虚设。”(《圆融二谛》)
另外,佞佛也助长了上流社会的空谈玄佛之风,而正是由于“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所以令著名隐士、“山中宰相”陶弘景清醒地预言到南梁将步晋代空谈亡国的后尘。另一方面,佛教也腐蚀、摧残了中国固有的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而当侯景做乱时,南梁大多数官员望风而逃就是明证,为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议论道:“夫浮屠之祸人国,岂徒糜金钱、营塔庙、纵游惰、逃赋役已乎,其坏人心、隳治理者,正在疑庄疑释、虚诞无实之淫辞也。”看来佛教对于个人的修身虽然是难得的,可是于国于家,它的消极意义就被突显出来了。
现代历史学家周一良就认为“梁武帝时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对佛教的迷信”,这当是知者之论,历史证明萧衍欲以佛教改造中国、改造人心的举措是行不通的。不过有人也认为,宋文帝也佞佛,但他治下依然号称盛世;“北朝元魏政权佞佛的气氛更浓,洛阳迦蓝比建康的修筑更盛,这并不防碍北魏大军屡败梁军的战绩”(《 梁武帝及其时代》)其实,为佛教所加诸于上的南梁这一躯体更趋病态罢了,就好比同样的一副药拿去治疗同一种病,喂给身体康健者吃就见好些,而喂给虚弱者吃反而却害死了他。自然,“佞佛不是梁亡的根本原因”,而是梁朝尚不成熟的政治制度加之梁武帝的种种失策,所以“专罪佛法,实因果倒置”(汤用彤)。
不过,侯景的叛梁之举可能正与萧衍的佞佛心理具有直接关系,这正是我们下节的重点。
3、一场美梦引发的恶果
话说中大通二年(547)正月的一天,已经八十多岁的老翁萧衍做了一个奇特的好梦:他梦见北方的那些封疆大吏们都纳土称降,为此“中原尽平,举朝称庆”。作为一个偏居南方一隅的皇帝,梦见自己一统中国当然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于是他便赶紧把这个梦告知了自己的中书通事舍人(秘书)、亲信大臣朱异,并喜滋滋地对后者说:“吾生平少梦,梦必有实”、“昨夜感此,良足慰怀”,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这个梦应该是真实的预演。
本来,白天梦的事情多了去了,再加上当时梁朝日益衰弱、民生凋敝的现状,作为聪明人的朱异应该对皇帝的荒诞想法是清醒的。但他又一贯是个阿谀奉承的老手,他怎么好扫了皇帝的兴,只好随声附和道:“这的确是国家统一的征兆啊!”接着,到了这天晚上,萧衍于善言殿读佛经,他的心境始终难于平静下来,这时他突然忍不住又对身边一位侍者说道:“我昨夜梦天下太平,你帮我记好这个梦吧。”他是怕自己老糊涂忘了这个茬,也说明他老人家一整天就沉浸在自己的梦境中了。
显然,朱异对皇帝与自己的那场对话是当儿戏罢了,可是偏偏事情就有这么巧合,“以地来降”的人真的来了——来者正是侯景。
侯景原是北朝东魏的大将(北魏已于之前分裂为了东、西魏),他因为“狡猾多计,反覆难知”,结果引起了东魏统治者高澄的猜忌,所以为求自保而以河南十三州之地投降了西魏。不过西魏也忌惮侯景的为人和实力,因此就逼迫他把军权交出来;另一面,东魏在侯景叛变后便派遣大军对他进行*,如此两面受制的侯景就只得派出使者到江南向梁武帝接洽投降。
听到侯景来降,萧衍自然喜出望外,似乎上天对他的暗示已然奏效了。不过,此事毕竟非同小可,为慎重起见他还是同群臣们商议了一下,而商议的结果是不能接纳侯景。一来是因为侯景个人品质大有问题,二来就是因为怕惹恼了东魏,刚刚取得的和平局面怕因此付诸东流。不过在皇帝的心里,那个梦可是起了大作用的,他内心非常矛盾。
这天拂晓,皇帝起了个大早,他漫步来到了一座宫门口,嘴里还自言自语道:“我大梁朝那么强大,疆土完固,国家数十年来太平无事,接受区区一个侯景的投奔,此事有什么不可呢?倘若被朝臣的意见误了事,岂不是后悔无及?”这件事很快就被眼线传到了朱异那里,他二十年来常随皇帝左右,且备受亲信,凭的是什么?还不是求得皇帝的欢心嘛!既然皇帝是那般相信“天命”,那为什么不顺着他的意思来呢?!只要让皇帝高兴就好,我管它那么多……
于是这个谄佞的朱异马上向皇帝献媚道:“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仰慕?为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国太半,远归圣朝;若不容受,恐绝后来之望。”那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侯景咱们大梁国都应付不了的话,那其他人来投奔还有希望吗?他这几句话真的点中了皇帝的命门,萧衍“深纳(朱)异言,又感前梦,遂纳之”。其实这也是萧老头的自负在起主导作用,也许还有他的一些佛教徒的慈悲心(这就是好心办坏事,养虎遗后患)。
接着,萧衍就派出了五万人的军队前去接应侯景,可惜却被东魏军打得大败,连主将、萧衍的侄子萧渊明也成了东魏的俘虏。随后,东魏军队又把侯景打得落荒而逃,他只率步骑八百人就仓皇逃到了梁朝。“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萧衍这一来可是急坏了,果然是引火烧身了。这时,军事上得胜的东魏又向梁朝采取了外交攻势,他们叫萧渊明写信给自己的三大爷,表示只要梁朝消灭侯景,东魏就可以释放包括萧渊明在内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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