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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8226；经籍志》中著录了《炀帝集》55卷，《全隋诗》中录存其诗40多首。对于杨广的诗歌创作，《隋书》中是这样评价的：“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他的文风根本不像他的为人那般轻薄，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故而在论及此事时《隋书》又得出结论说：能言者未必能行，不可因人废言。清代学者沈德潜也认为杨广的边塞诗““气体自阔大”，虽然“骨力未能振起”，但仍然“比陈后主胜之”（《古诗源》）闻一多便认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水平就比杨广差得多，而明人王世贞更指责李世民“诗语殊无丈夫气”，写诗不像个爷们儿。也因此，李世民对于丈人杨广的诗是最为欣赏的，两人的大部分诗作风格也相类。
不过也正因为杨广会写诗，《资治通鉴》等书中才收录了这样两则故事：炀帝善属文，不想能有人超过自己，当薛道衡死的时候，炀帝说道：“你还能写出像‘空梁落燕泥’这样的好句子吗？”王胄死的时候，炀帝又说道：“‘庭草无人随意绿 ’，这样的句子你再也写不出来了吧！”
这两个故事似乎让人看到了杨广妒贤忌能、阴狠恶毒的一面，但事实上应该并不是如此简单——看到人家已经倒了霉，再跟着说句风凉话倒是有的。因为薛道衡的死主要是因为他平时文人气太重，且出语尖刻，在政治上又和高颍是一伙，所以皇帝才不能容忍他；而王胄的死主要是受杨玄感的株连。
杨广对于书法、绘画、雕塑、音乐、歌舞等也都十分热爱，只是他倡导艺术的目的可能更多的还是为了粉饰太平，为了与自己辉煌的功业相映衬。当然，这起码的直接好处就是，让隋唐之际出现了很多的大书法家、大画家等，给大唐文化开了个好头。这一点还是不容否定的。
1、暴君并不等同于昏君
五、对于杨广最后的评价和定位
1、暴君并不等同于昏君
对于隋朝的迅速灭亡，人们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教训，其中就不乏指出杨广犯了一些战略失误的言论，尤其指出他不应该轻易丢弃关中，因为那里才是杨隋的真正龙兴之地，是府兵制（枪杆子）的根本维系所在。比如史学大师陈寅恪就说：“与夫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丧其邦；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成帝业”。
不过，杨广的如意算盘大概是这样的：中原鼎沸之际，即使关中不保，他也可以保住东南半壁，乃至成为东晋第二。只是再以他后来的那种掩耳盗铃的消极态度看，他的失败也许是必然的，他实在经不起挫折，保得了关中一时，却未必保得了永久。
当然，大隋速亡的根本也许还在于其根基不牢：其立国不足四十载，统治者的仁义与威德都还不够不深入，但杨广已经急不可耐地放肆折腾开了。当时就有人已经看出了这一严重问题，这便是后来的大唐贤相房玄龄父子——老杨曾经带班子到泰山祭祀（不是封禅），当时天下皆以为将致太平，隋文帝将致尧舜。但时任监察御史的房彦谦却颇不以为然，他私下便对亲友说：“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而他的儿子房玄龄非常认同父亲的观点，他对父亲说道：“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不过这对父子在当时说出这番话来实在是有些危言耸听，因为未来大隋的发展走向还并不确定。
再具体到隋二世的杨广，有人认为他与法国的拿破仑很相象，两人都未接受《司马法》里的教训：“好虽大，好战必亡”。这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如果再从中国找出一个比较类似的人物，那可能就非金国皇帝完颜亮莫属了：完颜亮虽是个“蛮子”，但他的文才很好，也是通过阴谋登上帝位的；他抱负远大，一心想要灭亡南宋以统一中国，可惜由于操之过急反而激起了部下的哗变，以至被杀。
从此中我们也不难悟出，其实专制与*还是大为不同的，专制也可能带些“*性”，但*就是纯任帝王的权力意志了，而帝王的个人认识、能力又总是有限的，所以*往往没有好下场。如果说杨广的失败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教训的话，那就应该是：必须节制自己，不要那么任性，更不能自负。
杨广对于像陈叔宝这样的昏君是非常鄙夷的，而他的所作所为也不能将他划入昏君之流。他其实跟秦始皇一样，是个暴君的典型， “暴君与昏君的最大不同是，暴君并非都是无为之主，相反，倒可能是有为之主，是大英雄。暴君往往很有才能，不仅有雄才大略、治国英才，而且很有魄力，敢干别人不敢干，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没有特殊的才能，也难以荼毒生灵，搅动四海，*天下。正因为如此，昏君和暴君都祸国殃民，而暴君的危害性可能更大。”（袁刚《隋炀帝传》）这也许就是孔子所谓“过犹不及”论断的最好体现。
世界上常常会有这样的事，即你的努力却与结果背道而驰，这似乎有些悲哀。但这说明的是你做事的方法有问题，你首先应该检讨的正是自己做事的方式方法。
2、拨看云雾见“真相”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那个对于杨广的莫大讽刺，也就是那个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炀”字。
当然，这不可能是李家表哥的存心报复，这说到底还是由于帝王作为被不自觉的放大的结果。像老杨，虽然他作为一个创业之君还是基本合格的，但由于他本身所固有的一些瑕疵、毛病，所以使得他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无论其优点或缺点都将因此而无限地被放大，因为他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关乎着千万人的兴衰荣辱。
杨广自然也一样，只是他可能被放大的程度要远超其父，以至今人已经很难见出他的真实面目了。为此，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道：“今日我们要写隋炀帝的传记，事实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这题目曾下过一段功夫的Arthur Wright 就说过：‘（杨广）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
比如最明显明之处，就是关于杨广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这也是常常被人拿来大书特书的，以至“荒淫”倒反而成了杨广人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这实在是有些无奈，如果“隋鉴”可以仅于此的话，那么后世的圣贤之君会不知有多少。
在后世，杨广极度好色已近乎成了尽人皆知的事，连杜牧这种生性*之徒也禁不住写诗再三讽刺：“红霞一抹广陵春，定子当筵睡脸新。却笑丘墟隋炀帝，破家亡国为谁人？”（《隋苑》）“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露桃犹自恨春风。”（《隋宫春》）好象这当皇帝的根本就是个无聊的西门庆。
当然杨广的例子也不是个案，完颜亮也受到了这样的待遇，比如在《三言》中就有一篇是专写他的“荒淫无道”的。还是我们的鲁迅先生讲了句公道话：“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可以很自由地贬斥异朝的人物。”
事实上，杨广是个大忙人，他哪有那么多时间沉溺在温柔乡里：自大业元年八月，他御龙舟首巡江都后，即“东行西幸，靡有定居”；他一向是最鄙夷南朝皇帝天性变态、倦于政务，以至“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就在杨广当政的14年间，他三下江都南巡，又北巡4次，西巡一次，还有亲征三次等。单单像西巡，一个来回就花了8个月。因此，他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不在京师，所以宋人叶适才说：“隋炀帝以巡游亡天下”。
也就像秦始皇、汉武帝一样，杨广巡行并不单纯是为了游玩。他也可以借机了解国情民俗，以方便自己统驭天下。可惜的是，他的后宫中豢养了那么多佳丽，他既没时间临幸，自然就苦了这些被幽闭深宫的女子，“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而隋宫中的女子可能更不幸，因为她们也许连皇帝的面都没见过，尤其是那些被安置在各处的离宫中的女子。既然寂寞难耐，所以《迷楼记》中就记载了一位因此而自杀的可怜女子。
这里还有一个相当奇怪的悖论，即：“杨广既然亡了国，那就说明他坏，他若不坏，又怎么会亡国呢？”哪是因哪是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的确让人不易琢磨。但有些事实还是不能被否定的，如黄仁宇所说：“所以传统作史者对隋炀帝杨广的种种斥责，虽说可能被一再渲染夸张，但也不是全部窜改事实，因为杨广有他被人攻击的弱点。”但他对于杨广也是不乏肯定的：“然则隋炀帝杨广，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这些长处，虽批判他的人也无法否认。”这应该可以作为他的盖棺之论吧，如果谁有心写作他的历史小说，而又不拘泥于他的私生活，那么其精彩程度还是不难想见的。
最后，还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即隋朝与唐朝的关系。其实隋唐本一家，并不是像以往人们理解的那样是尖锐对立的：李恪是李世民与杨妃的儿子，正因为他的不凡血统，所以他才很有资格成为李唐的第三代君主（《新唐书&；#8226；李恪传》）；隋亡后，李家父子也没忘了给杨广报仇，李世民就清洗了那些江都的弑逆之臣，这一来是可能是标榜忠义，二来李杨血亲，打断骨头还是连着筋嘛。
主要参考书目：
1、袁刚《隋炀帝传》
2、韩昇《隋文帝传》
3、《南北朝文学史》
4、《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