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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温馨而又敏感的话题（2）
对于信中提到的“书店送我的”《十年》一书，似为开明书店出版，我茫然无所知晓。周边诸友均未闻此著，我亦不知该向何方智者请教。网上查找一番，更是混沌未果。及至数月前，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老友黄宾堂小饮，无意间言及此惑。宾堂兄当即举杯与我一碰，说：这本书我是知道的。宾堂兄平日言笃，酒后话语却十分绵密流畅。想不到，经他如数家珍往下一说，众人止了喧哗，又引出出版界一段佳话来：
开明书店，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
早在1926年，由先贤叶圣陶等在上海创办了开明书店。几度风雨奋斗，到1936年，开明书店声誉日隆，为助推上海文化中心大势，苦心经营，首当其冲。周边团结了大批优秀作家，成为上海出版界前沿重镇。十载春秋，成果斐然，书店决定以一种特殊方式做出纪念。于是，由夏丏尊先生担纲主编，诚请最出色的当代作家，各献一篇精美小说，结集出版，答谢读者，是为《十年》。巴金则以一篇名为《星》的短篇小说，加盟此次大展。就是这样一部纪念性合集，展示了一代文坛实力派强势阵容。尚有好几位当红作家，交稿迟了，据说曾被列为《十年续集》。总之，《十年》一书，非同小可，而我竟这样孤陋寡闻。
1949年以后，开明书店搬迁北京。1953年4月12日，开明书店与共青团中央所属青年出版社合二为一，增加了“中国”二字，定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同时成立首届董事会。这位让文化界、出版界十分瞩目的首任董事长，就是后来做过*中央总书记的*先生。
未料，1966年大革命狂飙横扫，当下把个中青社掀翻砸烂，往昔出版物俱成“毒草”。整个出版社被迫停业，大伙儿都去“五七干校”，荷锄劳作罢。及至“*”中期，由于毛泽东支持姚雪垠写作《李自成》，中青社算是沾了点光，这才逐步恢复业务。
先贤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先生，熬过劫难，在中青社仍做编审工作。当时中国出版界，首要一桩急事，就是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艺名著正名，重新出版这些著作。一批现代作家也需要重振其名。于是，叶至善先生主张重印开明版《十年》一书，并于1984年11月为这部优秀现代作家作品集写了《重印后记》。此著遂于次年重见天日，成为一个出版社沉甸甸的历史见证。如今，在宾堂兄的书架上，仍然保留着中青社重印的《十年》一书。巴金先生寄给黛莉小姐的《十年》，应是开明书店赠给作者两三本样书中的一本。1936年，时间也是对的。
宾堂一席话，知晓《十年》书，得来全不费功夫。
巴金先生这封信，使用的正是开明书店稿纸，竖排小格子，透着一种斯文。
从信中可见，黛莉“又寄了钱来”，并说“把那钱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而巴金先生也“常常把钱来送人”，这说明，理想主义者都将个人钱财看得很轻，深知“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钱用的人又是那么多”。从另一个角度看，黛莉的家庭条件应该相当富有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
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便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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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血溅《牺牲者》（1）
在太原与古董商老赵分手后，我一直惦记着，谁是“坡子街20号”的老房主？查到房主，便可查到家中后代，也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收信人赵黛莉的下落。她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后来命运如何？漫漫70年岁月，她还在人间吗？她有没有留下子女？如果她已经去世——这种可能性相当大，她的子女们能不能提供母亲的相关情况呢？这一连串问题困扰着我，一股探寻历史的沉重力量驱动着我。本来，我们为研究界保护和公布这批书信，无疑是任何一位晚辈作家应该做的，因为我们热爱巴金。但是，仅仅如此还很不够。追索巴金故事以及上个世纪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们，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深远而又现实，似乎更加重要。作家报告人生，报告社会，报告上世纪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之命运，便是职责。
我们理应下些工夫，寻找黛莉。
老赵曾经讥笑我，说我“咸吃萝卜淡操心”，且不去管他。我只是记着，他能在工厂行政处帮忙查到老房主，不知此事有没有着落？只要得到一个房主姓名，寻访工作就不难继续。
我与这位赵从平先生分手，是2008年9月中旬。分手后，我先是前往鄂尔多斯参加文化节，继而转赴北京，在《中国作家》处理《晋人援蜀记》编发事务。中间抽空儿把七封信抄录出来，这样在阅览时就不必翻动原件，可以尽量使它们不再蒙受损坏。接着复去湖北恩施铁路工地调研多日。再返北京后，参加两次关于我的作品研讨会。待到转完这一大圈儿，我返回太原，已是冬雪纷飞时节，寒风凛冽。
万万没有料到，驱车太原，下车落座头顿饭，便惊闻老赵出了大事。
这一天是2008年12月7日，晚饭。有山西古玩城老友雪野先生参加。频频举杯之际，雪野突然将杯子停在唇边，语惊四座：老赵，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和你打交道的那位赵从平，这两天刚刚被人杀了！
一口酒噎得我呛了肺，当下骤咳不止。
雪野先生以他诗人的想象，竟吓唬我说，此事还将累及我本人。只因为，赵从平先生被害现场，也就是文庙22号立玄斋，隔了柜子的里屋，床头柜上展开着我的《牺牲者》装订本。很可能主家夜半时分还在研读此著，不期然竟遭坏人侵入，当下手刃赵从平，血溅《牺牲者》，公安局认为这可是一条重要线索哩。
我说我人在京城，根本不具备作案时间。雪野就开出野蛮玩笑，说我车技高超，阴险毒辣，夜半带刀往返晋京两千里之间，制造巨大疑案，也是可行的。
我说人已逝去，不得污言秽语。转而又问雪野，你如何知晓现场情况呢？雪野说，赵从平那店，紧靠省文物局，案发后，为了识别鉴定房中古董价值，侦探们就近请来文物局专家老孟等人，入室协助勘察。而老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事后相告雪野：赵从平身中数刀而亡，血溅《牺牲者》啊！
雪野把那杯酒咽下，最后说：不信你问问老孟！
我怔怔地望着雪野那张过早老化的精瘦马脸，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心中痛惜赵先生之死。恍惚间，又觉得雪野今晚回家，也不保险。
夜半灯下，我翻阅此前与赵从平先生交往的日记。进而长叹，巴金七封旧信，如若不是两月前成交，今日又向哪里去寻？恐怕又要长期埋没下去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五 血溅《牺牲者》（2）
天一亮，我匆匆起身，驾车前往文庙古玩半条街。我要实地看看文庙22号现在的样子，看看雪野酒后的话是不是真的。停车后，我亦步亦趋走向立玄斋。只见四尺宽卷闸门上，贴满了太原警方的白色封条，上写“十二月六日封”字样，下边盖了血红印章，尚且新鲜。几道封条交叉贴着，远望一片肃杀之气，使我联想到过去岁月里，宣判死刑犯，常见这种凶乎乎的“巴叉”符号。
为了最后确认这场灾难，我站在立玄斋门前，用手机给市公安局重案大队老友拨打电话。省城市区出了凶杀案，他们一定知情。大队长杨志强，与我交往日久。我们早就商议说，要找空当深入队中体察生活，写一写当代刑警故事。
警官杨志强，身强力壮极其精悍，整日过着血腥破案生活而不失幽默。他接电告我，赵从平4日夜里被杀，6日上午才被亲友发现。然后他单刀直入，在电话里调笑说：你那本“*书”还没发表，倒成了我的破案物证啦！然后，一连串职业化问题充斥耳畔：赵从平近些天和哪些人交往比较多？你发现他和谁闹过矛盾？赵从平体格健壮，一般人怎能杀得了他？你对此案的分析思路是什么？
我哪里有什么分析思路啊！杨警官说笑：要是让你写这部小说，你朝哪个方向胡编呢？作家可以启发启发警察嘛！你想，谁能半夜敲开古董商的店门呢？这位杨警官实在太敬业了。总之，电话咨询的结果证实：赵从平先生遇难是真，此案尚在侦破之中。
简单推测，因抢劫古董而杀人的可能性最大，多半是流窜犯所为。而流窜作案是最不易侦破的。至于生人为何能在深夜敲开店门，那办法有好多种，非常阴险，此处不提了。不久，警方暗中向各个古玩城提供了老赵被抢走的几样古董图片，看看有什么人会来出货，要赶快报警。
人生命运，无常难料。唯愿赵先生地下安息。
朋友死去，生活仍将继续。直到今天，这案子仍然没有侦破。原指望，赵从平可以协助我，从老厂档案中查到“坡子街20号”旧主，进而有利于追溯赵黛莉的下落，现在显然行不通了。
我只有独自查寻赵黛莉而不舍。我不能放弃一次触摸历史的机会。老赵之死，愈发坚定了我的信念。现在，我需要从凶案中冷静下来，理清思路，选择一条合理而又便捷的寻访路线，朝着一个准确方向有效探索，避免绕行弯路，直至弄清黛莉小姐悲欢离合的一生。
一连数日，我缜密思索，预想了种种追寻方案：一是依然遵循老办法，通过朋友在二四七兵工厂行政老档案中，查找该厂1949年以前居住“坡子街20号”的阎锡山高管人员姓名；二是依此姓名，从山西社科界和史学界，查找这个家族在1936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基本情况；三是拜托公安局杨志强等老友，从过去所谓“敌伪”档案和老太原户籍卷宗里，查兑房主家人；四是展开网上搜索，看看阎锡山当年的“西北机器局”或称西北修造厂，也就是二四七厂前身，其中有没有一位姓赵的高级管理者？如果有，他便可能是这座大院的主人，进而查找其籍贯和后代。有了这几条，不怕查不着主家小姐赵黛莉。我甚至想到，早期太原女子师范学校，会不会保留着1936年前后在校学生花名册？那里头说不定会有“赵黛莉”其人以及居家情况的记载。也可以通过老校友们建立的“同学会”，交叉咨询情况。理案线索不怕多，只怕少而不足。
夜深人静时，我找出太原寓中存有阎锡山执政的十来本书籍，翻了一个遍，从中摘抄出多名赵姓高官来，我将他们做了排队比较，看一看其中有谁做过兵工厂领导人。
在黎明曙色之中，我终于有了一大发现。阎锡山兵工厂规模巨大，计有分厂18座，分别制造各类武器弹药，包括轻重机枪和现代火炮，在同时代中国军阀中，晋军最早装备了现代化榴弹炮团，甚至，还有战斗型直升机也在加紧研制中。如此超大规模军火工厂，高层管理者的姓名不能不存录于史籍当中。
阎锡山任用的高官中，赵姓豪杰者众，只是他们都与兵工制造业没有什么关系，独有一位赵逢冬，这位先生从始至终管的正是兵工！并且，阎系兵工高管层，仅此一人姓赵，再无他人。顺便告读者，晋军兵工厂总厂长，由阎锡山夫人的侄子担任，却是姓张，名叫张书田，时称“总办”。赵逢冬则主管工程技术。
查找范围顿时缩小。
先是查知，这位赵逢冬曾任阎锡山兵工厂总工程师，下辖18厂，旧称为“会办”。一如中国铁道之父詹天佑先生，出任京张铁路“会办”，也就是总工了。18个分厂均在太原古城周边，总工程师便不会驻在外埠了。在进一步搜索中发现，山西文史界曾在一本叫做《沧桑》的期刊，发表过《赵逢冬传略》一文，载于该刊1987年第3期。有了这个关键性标题，详细内容则不难探知。
重复一遍：阎属兵工制造高管层，仅此一人姓赵。这使我大大地看到了希望。
1937年11月，日寇猛攻太原，晋军兵工厂加紧抢运出机床1000余部，动力电机200余部，仅占全部资产的2％，其余皆落敌手。日军竟将大批上好的先进机器，转运到东北去了。也由于这个原因，造成阎军在1947年以后与*军队作战，装备颇受影响。
赵逢冬之家，是不是收信人赵黛莉的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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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是回忆逼着我写《春》的
有了赵逢冬这条重要线索，我们不妨先松一口气。回过头来，梳理一下巴金先生致黛莉的第四封信。此信仍用钢笔竖写，3页近满。巴金先生写道——
黛莉：
收到你的信又有三四个星期了。我到今天才来回你的信，请你原谅。
前天又寄上一包书，现在想已见到了吧。
近来学校里功课忙不忙？想来你没有多的时间读课外的书。《罗亭》是一本好书，但商务译本不好，我们这里另有一册新译本，出版后我会寄你一本。我译的《前夜》不是屠格涅夫著的，那是一个剧本，已绝版了，我不久会把它编在《文化生活丛刊》内出版，改名《夜未央》，因文化生活社另有一本《前夜》。那时我会寄你的。左拉是法国自然主义派小说家，他的书我几乎全读过，但大部分我都不喜欢，而且读了一遍就不敢读第二遍。他写得太残酷，太冷静，而且他那种绝望的宿命论也是够可怕的（他晚年的作品《三都》、《四福音》绝不同了）。像《娜娜》那种作品，我读第二遍就要作呕的（商务译本更坏）。
你读过我的《忆》，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觉慧”就是我自己。这是错误。我可以告诉你，《家》和我的家差不多，我的确是在那种环境中长成的。《家》和《春》里面的人物有一部分也是真实的人物，但《家》和《春》里的事实都不一定是真的□□。我可以在每个人物的身上，看见我的姊妹兄弟的影子，而且我也想把过去的一点宝贵回忆留下来，使一些我所爱的人物隐约地活在我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