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成十三年年初，度支和盐铁两衙门联名请奏将四海、通海两大钱庄转为国有。
奏书抵达郑克臧面前，郑克臧勃然大怒，批驳道：“钱庄经营以牟利为先，若转由政府经营，岂非授人以柄，徒让人曰国家夺民之利。”
内阁大臣、度支衙门会办大臣张日耀回报道：“内廷经营钱庄，亦有与民夺利之嫌。”
郑克臧气急而笑，旋即愤然宣布将两处钱庄股本发卖，今后内廷只保留十一之股份。
盐铁衙门会办大臣郁平因此请旨道：“可否由计司入股承接。”
郑克臧一开始批示“不准”，旋即考虑到国库用度一直吃紧因此改为准予国库司购买十分之一的股份，另外并准各省筹资合买十分之一的股份，其余悉数向民间市场抛售。
四海、通海两大钱庄向民间发售股票的消息引爆了整个市场，各地略有些财力的都摩拳擦掌准备夺下一股，反倒是明确了能购买十分之一股票的计司三衙门和各省没有了动静。这件事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计司实际上是想空手套白狼从皇室手中接个大金娃娃过来，但真要让他们花钱购买股份却没有可能，要知道，国库这些年多多少少还有些存底，但绝对不够用来购买两大钱庄股份的，至于各省也是一样，财政富裕的还好，那些指望中央财政补贴的，更是没有余钱来吧这座金娃娃抱回家。
眼见得公开募股的广告已经发出去了，各地欲购买股票的人士也纷纷赶到了武昌，计司方面终于坐不住了，于是三位会办大臣一商议，便找到了内阁总理大臣柯鼎开把事情挑明了，一句话，股份想要，钱没有。
面对计司方面的耍赖皮，刚刚领了太子少傅加衔的柯鼎开也颇为棘手。要知道，皇帝已经通情达理的连退两步了，总不见得再去逼迫吧，再说了，郑克臧虽然这么年处政手腕有些内敛，但开国皇帝的威势尚在，到时候真要翻脸了，倒霉的还是文官系统。
只是计司方面的确有难处，各省也是掏不出这笔钱，不得已柯鼎开只好去麻着胆子跟郑克臧实话实说。对于计司方面的得寸进尺，郑克臧也颇为不满，但是家是自己的，国也是自己的，总要一碗水端平了才是。
因此考虑了良久，郑克臧才做出了以两大钱庄分红抵充股价的决定，并且规定如果市面上两大钱庄的股票出现溢价，计司和各省必须补足差额才能获得日后的分红，这就等于画了一个大饼让计司和各省只能看不能吃。
正所谓上有对策、下有政策，对于郑克臧的决断，计司和各省很快做出了回应。部分富省决定按照自己的财力程度尽可能的吃进分配给自己的股票，而且试图以一部分援助为代价让穷省转让自己的份额；计司方面则决定把老底都掏出来，能吃进多少就先吃进多少，然后逐年偿付，以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收益。
下面闹得乱纷纷的，郑克臧不但不过问，反而还火上浇油。武成十三年六月中，在两大钱庄股票发卖前一个月，郑克臧下旨授予两大钱庄在发行一文、五文、十文等小面值纸钞，并规定此类纸钞可以抵充税款。
诏书一下，市面哗然，所有人都想起来元、明两代的宝钞，监察院内也出现了反对的声浪，各级地方主官反对的奏书更是堆满了通政院的院子。
为了挽回影响，命令内库房借给两大钱庄价值一千万贯的黄金、白银做公开展示，展示的那几天，武昌两大钱庄门口人山人海，所有人都被两大钱庄表现出来的巨大财力所震慑。
此时，郑克臧趁热打铁的授意度支衙门造币司宣布华夏朝廷今后每年以十万贯的数额回收小额铜币，今后纸钞将取代铜钱作为主要小额支付手段，不过为了避免市场出现混乱，华夏官府将逐年扩大半贯、一贯银币的发行数目，并保证每年向市面投放一定数量的五贯和十贯金币，从而逐渐将银铜复合本位制度过渡到金银复合本位制度。
华夏朝廷抛出的利好消息再度引爆了市场，所有人都看得出两大钱庄会因发行小额纸钞得到巨大收益，于是对两大钱庄股票的竞逐重新激烈起来。
武成十三年七月初三，两大钱庄的估价清单完整的出现在邸报上并公开张贴在武昌各地。根据这份清单，在剥离了相关的典当、质押业务之后，四海钱庄以其营业场所及营业网络、经营人员和特许经营项目估值一千一百四十万贯，经营业务偏向海贸方面的通海钱庄的估值略低，作价仅为九百六十五万贯。
不过这不是最终的估价，武成十三年七月十五日，盐铁衙门成立钱业司，并公开宣布放松设立钱庄的限制，凡是申办钱庄的个人或团体只要向钱业司申报并提供营业场所、出具其存入四海钱庄或通海钱庄的保证金票据，便可获准设立，而通海和四海钱庄也不在直接经营票号业务，只是作为钱庄的钱庄和发钞钱庄存在——就这样，通过加加减减，四海钱庄最后的估计定为六百五十万贯、通海钱庄的定价为四百八十万贯，内廷和朝廷、各省保有其中三成的份额，其余份额分别以五百贯一股、四百贯一股的价格公开发售。
四海和通海钱庄不再直接经营自然减少了投资者的兴趣，但新设立的钱庄需要用真金实银向四海、通海钱庄购买纸钞的相关规定却又让这些人回转了心思，两大钱庄十文一张的申购书也被炒到了五十文一张，足足涨了十倍之多。
七月二十五日，四海钱庄在武昌总号接受申购，当日便接到一万份申购书，远超过可发售的九千一百股，而截至到七月二十八日，申购结束，申购书已经超过二万份，在狼多肉少的情况下，四海钱庄被迫摇号发售，成功售出的股票当日就涨到了七百两一股。
正是鉴于四海钱庄售股时损失了巨大的利益，通海钱庄改变了售股方式，以荷兰式减价拍卖的方式于一天内将所有八千四百股股票以六百两的均价发售一空
郑克臧笑了，他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并且化整为零以多家新的钱庄继承了两大钱庄的绝大部分业务；计司也笑了，朝廷从巨额的售卖中获取了不菲的税收，而且还有可预见的未来红利；至于买到股票的也笑了，他们的投资成功，财产得到了增值保值；没有买到两大钱庄股票的，也笑了，这些人显然是看到了投资钱庄的巨大钱景，于是决定自己开办钱庄。
只是市面上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两大钱庄股票私下交易的一幕，为了防止出现类似荷兰郁金香交易一样的暴涨暴跌，在郑克臧的指示下，内廷很快在武昌设立了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以方便股权交易，只是，最初的股票只有两支，看起来还很原始
再多说一句闲话，一年后，两大钱庄以短期拆借收益、担保收益、发钞收益、放款收益等多宗收益所得向股东派发红利，每股分别派发一百五十两和九十两，当即致使两支股票股价再度上涨
明郑之我是郑克臧 正文 561。灭清之战（1）
出卖四海、通海两大钱庄股份的收益，郑克臧并没有一股脑的放在自己的兜里，反而大笔一挥从中拨出四百万贯的收益作为军费，再加上此时日本各藩筹集的第一批赔款一百二十万贯已经运抵国内，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是的，北伐的时机成熟了。通过这些年不断投入，黄泛区的道路已经重新被修复并拓宽、数以百万石计的军粮已经堆满了仓库、夏军的组成也由不耐寒的南方兵变成了以江淮湖广子弟为主，更不要说郑克臧还积攒了十余万匹用于输运的军马及在黄河中游、淮河下游部分地段建立内河分舰队，就连夏军陆师的总体规模也扩大到了八十五个步骑师，扣除用于地方戍守之后还能有整整五十个师五十万人用于北进。
既然时机已经成熟了，因此从武成十三年的秋收之后，数十万夏军及数倍的受雇民夫源源北上，顶着冬季彻骨的风雪在千里黄河南岸建起了三个主要的出击大营。
面对夏军不加掩饰的动作，清廷很快就得到了情报，此时清廷的财政虽然好转，但却无力维持更多的兵力，全部力量只有内外火器营七十个佐领三万五千人、八旗新军一百二十个佐领六万人、绿营新营三十五镇二十一万人以及四万关外八旗，至于旧制绿营虽说也还保留着七十来个营头，但不过是六万来人而且不堪大战最多只能勉强戍守城池或充当辅军。
由于关外八旗被牵制在金复一带，旧制绿营又不堪重用，因此力量略逊对手的清廷只能被迫实行战略收缩。于是清康熙五十年十一月中，清廷首先从开封、亳州、宿县等地撤出前沿部队，并将主力集中在卫辉、曹州和徐州等地。
敌退我进，清军既然放弃了开封、亳州，夏军自然要予以接收的，只是宿县在黄河以北，又过于靠近徐州，因此，没有准备在冬季作战的夏军只是派出少量游骑予以控制。
此后，两军的前哨在整个冬季缠斗在一起，不是夏军探马越过结冰的黄河北上探营，就是清军的小股部队南下袭击粮道，结果白雪覆盖之下到处都是两军被迫放弃的尸骸
清廷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年的春季，正想趁着黄河化冻期休整一番，结果朝鲜出兵收复了鸭绿江南岸由清廷控制的最后据点义州，并派出四个营约计二万人的兵马跨过鸭绿江，对凤凰城一线的清军关外八旗作出攻击的架势。
按道理说清军并不怕朝鲜军，甚至可以利用鸭绿江即将解冻之际给后路断绝的朝军以致命打击，然而旅顺的夏军同时出动，在炮击了牛庄、盖州等地之后，还派出了小股部队渗透上陆，截断了大宁与北京之间的信路，这就使得清廷紧张起来，担心夏军在南北佯动之余是不是会重施黑虎掏心之计。
正当北京城里议论纷纷之际，夏军偏师五万在山陕边境越过黄河，杀入山西境内。
山西是清廷非常重要的财赋大省，就算康熙四十五年剥离了雁门省的部分州府之后也有七府四直隶州计十一个二级行政区之大，原本应该严防死守才是。怎奈清军战线太长，处处分兵便处处是漏洞，因此不得已只能以大约四万旧制绿营及乡勇团练加以守备，并寄希望于黄河、吕梁山等天然障碍阻止夏军进犯。
然而天险到底能不能挡住夏军呢？结果自然是否定的。事实上若不是因为西北三省持续缺粮，夏军一早就跨过黄河了。如今全面北伐在即，几年来多少积蓄了一点存粮的西北夏军自是不甘心在一旁坐视天下大局的变动，于是从上到下反复请战。
郑克臧自然不能忽视部队求战的热情，因此经过一番权衡，觉得或可以藉此分散清军的力量，因此改变计划放弃从洛阳北进的原定方针，借着冬季东线摩擦的掩护，悄然无声的把二万援军和大宗储备军粮运输到了陕西。
再往后的事情自然不用累述了，武成十四年四月，陕西夏军攻入山西，被清廷种种弊政折磨的如在地狱间挣扎的山西百姓立刻群起呼应，各地士绅也相继改弦更张向华夏输诚，就连死忠清廷的晋商集体中也出现了分化，相当一批人转投华夏方面
就这样，短短两个月内清廷在山西的统治就宣告崩溃。只有太原、潞安（长治）、平阳（临汾）、解州、泽州（晋城）等少数府城尚在清军的控制之下，其余不是主动易帜归降就是被狂飙猛进的夏军连根拔起。
面对山西全境即将易手的困境，兵力捉襟见肘的康熙只能命令山西、雁门总督死守雁门关及太行八陉，将夏军堵在山西境内，同时要求各地守军死守城池，务必把西路夏军拖在山西而不使其东出威胁河北清军后路。
康熙壮士断腕，害苦了山西的守军和各地的百姓——因为对民人的不信任，包括潞安将军诸满、山西巡抚阿喇纳、太原知府和秀、平阳知府赫寿、泽州知府吴进泰等都是满人或是汉军旗人，知道投降也没有好果子吃，因此发了疯似的逼着下属各部就地顽抗；而山西提督偏图以下的绿营主官也大多是满人或汉军旗出身，因此也破釜沉舟似的破罐破摔——在这些真鞑子、真汉奸的威逼下，各城的清军爆发出极强的抵抗**，兵不够就抓老百姓来抵充炮灰，防御设施被轰垮了，就拆城内百姓的屋子修复
围城战打了几个月，西路夏军好不容易夺取了平阳（临汾）、解州、泽州等地，然而始终攻不下太原和潞安，更不要说兵出雁门关和太行山了，因此在后世的兵学点评中，夏军入晋虽然最终开始、最晚结束，却只能算作是华夏北伐的前哨战
趁着山西战事牵动清廷的注意力，东路夏军也开始行动起来。
四月末，很早就掌握了洪泽湖一线水面优势的夏军江北总兵部两个师，在内河水师的护卫下渡过夺淮的黄河，抵进至淮安城下。淮安清军同样只有四千多旧制绿营，根本不是夏军的对手，只得据城死守之余拼命并向徐州大营求援。
清军在徐州大营约计有八万人，然而除了淮安方向以外，其还要兼顾归德、曹州一线，根本不敢分兵往救，甚至还判断认定这是夏军引诱其脱离徐州一线的圈套，因此只是死守营盘，并未向淮安派遣一兵一卒。
苦候援兵不至，淮安守城清军的士气异常低落。
此时夏军运来泥土在淮安城外堆垒起高台，设置炮垒，并不断向城内射入炮弹。作为清廷重点防御的淮安城头自然也是设置有大炮的，但因为清廷重八旗轻绿营的策略，淮安配置的火炮都是老式的红夷炮类型，射程有限连夏军炮垒的边都摸不到，更不要说说阻止夏军射击了。面对只能挨打不能还手的窘境，终于清廷的城内高层却不断的逼迫绿营兵到城头死守，终于逼反了残余的绿营官兵。
是年五月十八日，以把总高奎为首的清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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