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告诉女儿，现在这个社会有许多事是没有是非，是无法说得清楚的；他想告诉女儿，自秦汉始，我们民族驯服于残酷的封建专制政体两千余年，究其实质，这个封建专制政体，竟是从未脱离过奴隶制的封建专制政体，人们只能叩头、请安、葡匐、唱诺、恳恩，正确的要执行，错误的也要执行，强权者永远是正确的，在中国这块神州大地上，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毁了无数个家庭，难道不是已经惨不忍睹吗？……当然，这些都是不能说的，文字狱已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一种濒临绝境的恐惧，他不能让自己的家人陷入那万劫不复的痛苦的深渊。他又剧烈地咳嗽起来，身子佝偻如虾。
她心里已是刀割般的疼痛，忙走过去，替父亲轻轻地捶着背。
这时，不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一声惨叫，在这静夜里听来格外惊恐骇人。
显然，又是有人在这黑夜里被造反派抄家了。眼下，抄家已成了造反派的家常便饭，成了一种革命的手段，公民的一切权利都被遭到践踏。
只听见一个粗大的嗓门在吼：“你叫什么叫，对于你们这些反动的家伙，就得采用革命的手段！”
一个尖锐的女声也凶狠狠地跟着喝斥：“老实点！过去你们欺压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现在就得把你们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屋里的人一时全都惶恐不安。父亲也白了脸，忙颤抖着双手去关了窗门。但仍有声音透过窗门传了进来，有拍打桌子的声音，有什么东西被摔在地上，发出“咣当”声响，有女人微弱而凄凉的啜泣声，充满了绝望和悲哀。
谁也没有说话。
好一会，一亲友说：“妹子，你刚才也听到了的，凡是家里有问题的人活着都不容易。”
另一个亲友说：“妹子，你若不听老人言，将来要吃大亏的。”
母亲一旁叹口气道：“妹子，你要再不听话，爸妈都会死在你手里。”
她身子微不可察地一震，从眼里涌出两泡泪水，便又连忙低下头去。她感到孤独无助，亲人们怎么都变得这样陌生了呢？什么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才能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可这需要挣脱太多的羁绊。她实在是不忍心面对父亲的那斑白纷乱的鬓发，也没有勇气回绝母亲那老泪纵横的面容，便双手捂住脸一头跑进自己房里去，再也忍不住大颗的泪珠不停地吧嗒着往下掉，一股刻骨铭心的落寞顿时从心底升起。
四十四
匆匆吃过早饭，李宇轩便急着出门，他要出去找点事做，去挣一份吃饭钱，一个男子汉住在城里，总不能老要靠一个女孩子接济。这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还是要先解决好衣食住行，解决好自己的生存，也就是要解决好民生问题。
城市又变得喧嚣嘈杂起来，无数只高音喇叭震天撼地的吼叫，头戴绿军帽或藤条帽的造反派们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各条街上走过。不时有人散发出各种传单，像雪片一样满街飘扬着、飞舞着。
他匆匆地穿过一条街，刚拐进另一条街，忽见前面有人吵嚷，而且围了好些人。听声音好熟悉，他心下犯疑，便忙挤了过去，竟而是何建国在和两个戴袖章的造反派争执。
一个戴红袖章的高大汉子冲他吼道：“好啊，大白天在这里搞投机倒把！”
何建国胀红着脸争辩道：“我一个知青，自己在乡下做的桌子，怎么就不能拿出来卖？”
原来何建国在乡下学会了木匠活，见云雾山里木材多，就做了几张圆桌，带回长沙来卖。
“怎么，知青就能搞投机倒把？”高大汉子凶得脸上都要崩开口子了，“居然还摆到街上来，你还有没有王法？”说着就要动手搬圆桌。
“我这是犯的哪门子王法？”何建国理直气壮地反问，“一年到头，口袋里布贴布，好不容易做了张桌子卖，这也算投机倒把？”
“你这是搞资本主义！”
“呸！一张桌子就是资本主义，那资本主义就多了，满街都是！”
周围就有人笑了起来。
两个红袖章一下红了脸块，恼羞成怒，忿忿地骂：“你小子怕是活腻了！”说着扑过来要抢桌子。
何建国便死命护住不让他们抢走。
这时，一旁有人插话道：“你们两个也是，你家里或你的亲戚朋友难道就没有下乡当知青的，你们做事何必这么较真？”
两个红袖章一愣，慢慢将搬着桌子的手松开，一挥手说：“你莫摆在这里，让我们过不得身。”
何建国只得将桌子背上往回来。
李宇轩忙追上他，说：“何建国，没想到会是你啊！”
何建国仍一脸忿怒地说：“李宇轩，你来说说，我一个穷得叮当响的知青，怎么就是资本主义呢？那无产阶级就是连桌子也没有了？”
“嘘！小声点，当心人家抓你个现反。”李宇轩说。
何建国这才声音小了些，仍然十分忿懑：“我是想搞点生活费，一个男子汉回家了，还能好意思要父母养活吗？……哎，你这是上哪里去？”
他笑了笑道：“和你一样，想出来找点生活费。”
“走，上我家里去！”何建国热情邀他。
“下次我一定去，”他说，“我得赶去河边码头看看，去晚了，只怕找不到活干了。”
“那好，明天我也跟你一块去。”说罢，何建国便背着桌子走了。
他看着何建国的身影在人群里消失，这才转身要走，眼前却忽地一亮，不知什么时候，夏雨却站在了他面前。
“你——什么时候来的？”他惊喜地问。
“我刚来的呀，正要上你家里去找你。”夏雨说。
“走，我们这就回去。”他高兴地说。
进了屋，夏雨忙从衣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递给他说：“这是我刚弄到手的北京《中学*报》，上面有一篇《出身论》写得真好。”
“是吗？让我看看。”他接过报纸，忙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看得出，他很激动。
“你看这段话，”她指报纸对他说：“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于社会影响，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着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你看，这是不是说得很好？”
“对，的确是这么回事。”他点了点头说。
“你再看这段，”她又指着另一段文字说，“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这说得有道理，把我们心里不敢说的全给说出来了。”他说，感到心在跳跃，脉搏都亢急起来。
“还有这里说的：革命左派的三个标准，有出身这个标准吗？没有！完全没有！出身好坏与本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出身不好，一样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谁也不能说王杰的光辉程度就不及雷锋。……”
他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好！全是我们心里想说的话！”他把报纸放在桌上，用拇指揉按着太阳穴，让自己悸动的心房和紧绷的神经平静、松弛一些。 “这文章传得很广，是王一男今儿一早给我送来的，她叫我好好看看，我看完后就急着给你送来了。”她有些激动地说。
“可惜不是中央文件，这作不得数的。”他忽然又叹了口气。
“但也说明了已有人看出了这种唯家庭出身来看待我们是很不公的。”她瞥他一眼，眉棱子一闪一闪地说。
“这有用吗？”
“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这种不公，总有一天，我们不会再遭到人们的唾弃，而我们就能找回到人的尊严。”
“但愿如此，”他说，刚才的激动遂又变得心思重重，“其实，国家，小家都是家，国家平安了，小家就平安，每个小家平安了，国家也就平安。只不知，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个平平安安的家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二章 自己的生计大事
四十五
这天，一大早，屋外的高音喇叭就又喊得震耳欲聋，就像天空滚过一阵闷雷。
这些天，夏雨的母亲一直都没有睡好。她睡不着，她是为夏雨担心，现在喇叭里这一喊，她更是没法儿睡了，索性坐了起来。冷风飕飕的，她就把被子裹紧身子，睁着两眼看着窗外。这几天，广播里都在反复播着这个省革筹与军管会关于动员返城知青回到乡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通知的内容她几乎都能背诵了。心里就很是不安，简直不知怎么好了。她手忙脚乱地摸摸这儿，动动那儿，想借机会稳稳神，可她心慌意乱，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
她决定去找找派出所，她不能再让女儿下到乡下去，只要能在城里找个成份好的嫁出去，妹子也就有了个好的归宿，也不用再担惊受怕了。当然，这得她自己去，老头子头上还顶着顶份子的帽子，说不起话，没人听的。那么自己说的话人家会不会听呢？不知道，但不管怎样，她得亲自去一趟。
胡乱吃过早饭，她就一个人踉踉跄跄地去了。
派出所就在一幢两层红砖楼房里，屋里也有好些戴红袖章的造反派进进出出。
她看到这些戴红袖章的人头就发晕，心头就似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那些人都只管忙着自己的事，没人理他。只有一个红袖章拦住她问：“老婆子，你要干什么？”她才四十多岁年纪，却已憔悴得像个老太婆了，难怪人家要唤她老婆子了。
她说：“我想找你们的领导，来反映点情况。”
“你去找办公室吧。”那人用手朝隔壁一间大房子一指说。
说是大房子，其实不大，却窗明几净，四面墙粉刷得雪白，正面墙上一行用红油漆写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几个大字分外醒目，两边墙上张贴着学习心得和工作计划等。屋子里显得庄严肃穆。
一位中年民警坐在办公桌前，一脸严肃，似乎他永远不知道笑似的。他抬起眼，打量了她一下，问：“有什么事吗？”
“领导，是这样的，”她极力让自己一颗怦怦直跳的心平静下来，走前一步说，“我有个女儿在乡下，可我们两老身体都不好，你看我，还有心脏病，动不动就头晕，就浑身乏力，是不是能让她回来……”
中年民警不耐烦地皱了皱眉，问：“哪个街道的？”
“羊角湾街。”
“叫什么名字？”
“易慧珠。”
“老公呢？”
“夏剑秋。”
他翻开一本户藉册看了看，就忿怒地一拍桌子道：“胡闹！”
她便吓得一颗心又蹦跳了一下，愣愣怔怔地呆着。
中年民警喝斥道：“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你们不思改造，却要把自己的女儿往资产阶级路上拉，往你们那反动阶级的路上拉，这不是胡闹是什么？”
“可……可我们身……身体确实是不……不行……”她说的结结巴巴。
“装什么可怜，回去，好好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
“领导，您能不能行……行行好？”
“听见没有？回去！再闹，我就一索子吊起你！”中年民警大声吼着，一副凶霸霸的样子。
她突然像被雷击了似的，身子猛一哆嗦，继而绝望地闭了双眼。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来的，只觉得脑子里一阵阵晕眩，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她踉踉跄跄地走着，她觉着自己快支撑不住了，快要倒下去了，她粗重地喘息着。
这时家里也乱成了一锅粥。父亲问夏阳：“你们看见你妈了吗？”
“没有啊！”夏阳说。
“那快去找找吧，你妈有心脏病，万一摔着哪里就不好办了。”父亲急得脸都变了色。
“爸，您可别吓着我们了。”夏阳嗫嚅着道。
“不是吓你们，”父亲说，“你忘了？隔壁的李家婆婆去年不是在路上摔了一跤就中风去了吗？”
夏阳便忙去找夏雨：“夏雨，看见妈了吗？”
“没有看见呀！”
“她上哪去了呢？”
“不知道。怎么，妈不见了？”夏雨也立时紧张起来。
“走，我们出去找找。”夏阳。
姐妹俩便一齐匆匆地跑了出来。长沙城这么大，能上哪去找呢？两人急得都快要哭了。
一位好心的邻居大婶告诉她俩说：“我看见她一个人往派出所的方向去了，大概是去派出所了吧。”
“妈也是，一个人去派出所做什么？”夏雨说。
“肯定是为你的事。”夏阳说。
“为我？”
“妈是不想让你再下到乡下去，再和那个姓李的伢子好。”
夏雨就不再吭声，只管往前走去，心里却急得像有十来只猫爪在抓。
终于看见妈了，她正倚着一扇墙直喘气儿。她记得她是从那幢二层红砖楼里走出来的，走进了一条小巷，可是，忽然她觉得疲劳，一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极度的疲劳。这疲劳从头到脚震动着她，眼前的路就变得模糊了，小巷就变长了，她觉得永远也走不出小巷子了。
两人忙朝她奔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