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淡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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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淡菊-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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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亦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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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我跟罗莲说:“比尔纳梵是最好的教授,他从来不当我们是孩子。”

她笑,“可惜他讲的是热力散播。”

我说:“那没有关系,我可以选他那科。”

她说:“他那科很难,他出的题目也很难,我最怕的,他一说到宇宙线紫外线,我的头都昏了,你想想,一个原子,有几层外壳?”

我笑,“第一层叫K层……”

罗莲说:“好了好了,别背书了,你也是的,这么穷凶极恶地念书,但是你算好学生,同学也喜欢你。”

我说:“我对基本的常识有兴趣。你想想,原子有什么不好?我喜欢。”

“纳梵下半年教你吧?”

“唔,圣诞之后,他还是教我们的。我不是不喜欢高克先生,他的化学与生物都合理得很,我还是等纳梵。”

我们一路走回家,五点钟,下微雨,一地的落叶,行人大半是学生了,马路中央塞车。天气相当冷,我嘴里呵白气,穿着斗篷,既防雨又保暖,罗莲撑着伞,遮着我。

回家要走十五分钟。

罗莲说:“你真很厉害,去年一上化学课就哭,倒叫高克老师向你道歉,什么意思?结果三个理科老师吓得团团转,B小姐叫我教你,高克叫我盯住你,纳梵说:‘叫她别怕,慢慢地学。’真了不起,谁不交学费?你那种情形,真肉麻,真可怕!”

我笑笑。

她比我高一级,常常老气横秋地教训我。去年三个教授赶着她来照顾我,她就不服气,跑来见到我,就冷笑说:“我以为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却不过是个瘦子,挤一挤便可以塞进汽油箱里去。”后来她对我很好,一直照顾我,有难题也指点我,过了一年,我们索性搬到一起住,相处极好,一起上学放学,别有乐处。教授叫她找我,认识我,只因为全校只有我们两个是中国人,现在却成了好朋友。

到了家里,暖烘烘的,我们坐在一起做功课,晚饭早在学校饭堂吃过了。

她冲了两杯咖啡出来,我一路翻书,一路说:“纳梵先生的样子不漂亮,但是真……真特别,一见难忘。”

罗莲说:“你一整天提他,大概是有点毛病了。”

我说:“什么毛病呢?我又不会爱上他。”

“爱上他是没有用的,他又有妻子又有孩子,人这么好,你想想去,别提他了。”

我看了罗莲一眼。

我是不会爱上纳梵先生的,又不是写小说。

不过他是一个好教授。

去年在饭堂见到他,我就钦佩他,忽然之间问他:“你是博士吗?”

他笑了,他说:“我只是硕士。”

我居然还有那胆子问:“为什么你不是博士?”天下有我这种人,非逼教授做博士不可。

他说:“读博士只管那极小极小的范围,我不大喜欢,我读了好几个硕士,我现在还在读书。”

我睁大了眼睛,“是吗?”

罗莲在我身边使眼色,我才不问了。

后来罗莲说:“他总是个教授,你怎么老问那种莫名其妙的事?”

我才吓起来,以后看见他,远远地笑一笑,然后躲得人影都没有。一年来我读那几门理科,不遗余力,别人都是读过的,只有我一窍不通,什么都得背上半天,整天就是躲在屋子里念念念。

结果还考得顶不错。五条题目,我答了两条纳梵先生的,他的“红外线对人类贡献”与“原子结构基本讲”。大概是答得不错的。

后来罗莲看见他,第一件事是问他:“乔陈考得好吗?”

纳梵先生说:“很好呢!这孩子,以前吓成那样子。”

B小姐也问:“另外那个中国女孩子好吗?”

教会计的戴维斯先生因为在香港打过几年仗,很喜欢中国人,新开学,他也去问罗莲:“乔陈好吗?有没有见她?”

罗莲翻翻白眼,“当然见过,她现在与我同住。”

回来罗莲大发牢骚。

她说:“我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问问我怎么了?嘿!你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眉开眼笑,“我迟钝,没有他们我不行,而且我听话。”

“真受不了。”罗莲说。

我默默地做着功课。

我喜欢去上课,这就够了。

第二天罗莲迟放学,我一个人走回家,才出校门,就见到纳梵先生迎面而来,他六尺一寸高,鬈发,浓眉,实实在在不算漂亮,可是他的脸有一种慑人的神情。我迟疑了一下子,笑一笑,低头走了。脸上莫名其妙地红了起来。

纳梵老师手臂下夹着一堆书,从图书馆里回来?他是这样的大方、和蔼、有教养、学问好、心情好,风度翩翩,穿着那么旧式的西装,普通的皮鞋,一点不打扮,那种姿态,却是惊人的好。

难怪人家说:最危险是让丈夫去教女子大学。念大学那种年纪,多数是无法无天的,不危险也变危险了。一年来大半学生都找到了对象,只除了我,我没有男朋友,也没有爱人。

罗莲有一个男朋友,是奥地利人,她是很起劲的,天天一封信,还说圣诞要去看雪。我觉得欧洲人不过如此,想免费游东方,最好不如娶一个东方太太,或是嫁一个东方来的丈夫。欧洲这么冷,去享受一下热带的温馨,有什么不好?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家里都不会太差,他们也就是看中这一点。依我看来,中国女孩子除非长得特别美,否则不必与外国人混,得不到什么好处。

外国人也有好的,像纳梵先生,我想他的人格是毫无问题的。我喜欢科学家。

他这个学期头三个月没有教我们,过了圣诞才教。

学期开始的时候,所有的教授都坐在台上,独独他不在,我就到处问:“纳梵先生在不在?”

他们都叫我放心,纳梵先生快要做副校长了,走不了的。

但是这么多的老师,我反而与他最不熟。

在饭堂里休息着,他来买咖啡喝,排队排在众学生当中,把所有的人都比下去了。

他微微地笑着,他稳重像一座山一样,他是这么可靠,任何女人看了他,都想:嫁给他必然是不用再担心任何事了。

同学说:“你看,那是你的纳梵先生。”

我笑一笑。

他们的意思是,那是你心爱的教授。

我们这间学校小,所有的学生加在一起,不超过一千,每个人都认识每一个人,这是小大学的好处,那么每个教授都认识我。

他们问我:“你去年回家了吗?”又问,“今年回不回去?”我总是老实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我不大懂得他们的幽默,动不动就大惊失色,信以为真,他们倒是很欣赏这种天真,我自己真懊恼这种迟钝,直到今年,那种呆瓜劲儿才改掉了一点,然而还是惹笑。

老师们很晓得我这个人。他们要找我,就到图书馆,我好歹坐在那里,无论看什么书都好,我都坐在那里。

去年学生罢课,只有我一个人上学。老师看见我,心花怒放。我坐在图书馆里读笔记。

高克先生来了,看见我,趋向前来,握着手,眉开眼笑:“啊,乔,你多么乖,坐在暖气边,在温习吗,不冷吗?”

我笑。发神经了,他把我当三岁小孩子了?由此可知教授要求之低,匪夷所思。

有时候纳梵老师也来看报纸,或是印讲义,他总是忙的,我在一层层书架子后面看着他。心里面很定,纵使有什么事,大概可以找他帮忙。

他去年一直说:“你知道我在哪里,有难题请来找我。”

他不叫我“乔”,不叫我的名字。别的教授一天到晚叫着我。他也不点名,不过凡是他的课,讲室总是客满的,他不把我们当孩子。

新近规定,凡学生上课次数少过百分之七十五者,不准参加考试。他不管,他觉得学生该有自律能力,点名没有用,点得再凶,那些逃学学生还是逃学去了。

但是去年我没有找过他。他把什么都讲得这么明白,还有什么好问的?

纳梵教授跟学生说话的时候,老是侧着脸,开头我不大明白这个姿态,后来才晓得他右耳是聋的。读大学的时候,他玩美式足球,被同伴一脚踢在头上,昏在草地上,进了医院,出来的时候,一只耳朵就聋了。

罗莲叹道:“真了不起,连缺憾美都有了。”

我却听得津津有味,他毕业于诺丁咸大学,罗宾汉出没的地方。虽然也是科学家,他没有那种MIT,CIT的高深莫测,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有那种深入民间的高贵气息,我喜欢他。

罗莲念到最后一年,笑话自然更多。

她对我说:“你晓得考莱小姐?每星期四她都有一课,但是大家礼拜三玩得七荤八素,星期四哪里起得了床?一班十四个人只到了四个,她等了一刻钟,不见第五个人影,冲下去报告校长,哪晓得一走,就又来了六个,气得她什么似的!哈哈哈。”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这真有点残忍。据罗莲说,在外国生活,不残忍是不行的。我倒不觉得,至少我没有那样,我也活得很好。

罗莲说:“你是例外,你一皱眉,老师同学就相让于你,不知道为什么。”

我倒还没有为谁皱过眉,只记得去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哭,哭得不亦乐乎,今年挤来挤去,挤不出什么眼泪来,天大的事,推在明天再说,功课再多,一样样慢慢做还是可以的,只是实在多了,做起来未免辛苦,周末非但没有休息,反而变本加厉地忙,晚上做到二三点才睡,第二天一早又撑起来,不敢贪睡,那种熬法也不用说了,不过心里还是很快活,说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

有时候问罗莲:“你猜升了第三年,我吃得消吗?这么多的功课。”

“人家是人,你也是人,”她说,“怎么做不了?最多他们花一小时,我们花两个钟头也就是了,一般是老师教出来的。”

她这个人信心真足,走步路都好起劲啊,一步步踏下去都千斤重似的,我走路始终无声无息,脚步好轻的,不知道是什么习惯。

过了圣诞,纳梵先生终于出现了,大家都很高兴。读理科的人总比较讲道理,我老有一种感觉,文科是不能读的,越读越不通,越读越小气,好的没学,坏的都齐了,结果变成自高自大、极端自私的一个人。我们还没有念完书,不能算数,但是看看那些学成的人,也就有点分数。亦不能读艺术,学艺术的人都有一种毛病,不管阿狗阿猫先以艺术家姿态出现,结果大部分做了现世的活招牌。

当然理科出身的人未必个个像纳梵先生,他是例外中的例外。念了文学艺术,也不见得人人差劲,不过我们运气好,巧巧碰到一个好老师。

一星期有他两节课,每节只一小时,一共上十一个星期,他常常迟到十分钟,方便大家去喝杯茶,大家感激他。上课时草草在黑板上描几幅图,简单地解释几句,就很明白——如果我明白,谁都明白,谁还比我更钝呢?怕没有了。

有时候不明白,我举手发问。

同学都笑我,说我这么大了,还像小学生,次次发问都举手,我一举手,他们就嚷:“乔陈又要告状了!”

纳梵先生微笑说:“不必举手。”

我涨红着脸分辩:“如果不举手,不给老师准备,就插嘴,那有什么好?”

纳梵先生还没答,众同学又笑说:“好啦好啦!教授变了老师,大学变了书馆,咱们都成了小孩,也不必投票选举,回家干脆抱着叫妈妈?”

他们只是开玩笑,我知道我很规矩,但是自小父母就教尊师重道,哪像他们这般无法无天?一时改不过来。

我涨红了脸,讪讪的过了好几堂课。

有一天在图书馆,我与纳梵先生撞个正着,我称呼他一声:“纳梵先生。”

他站住,微笑问:“什么事?”

我说:“没事啊,我叫你一声。”

他诧异地问:“为什么?”

我答:“理应如此啊。”

他说:“你家那边的老师是怎么样的?”

“他们?完全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但凡课文说得明白,已算尽责了。”

我说:“阶级分得好明白,否则,学生恐怕倒霉,这是中学,大学不得而知,看来也绝不民主。”

“你觉得哪种制度好?”他极有兴趣。

“我不知道,”我老实地说,“这里的学生太放肆了,我觉得。我读的中学是很好的,老师也待我客气,只是几个英籍老太太很作威作福。”

“我代他们致歉。”纳梵先生笑说,“只是你别太拘谨,有什么想说的,不要犹疑。”

我点点头。

我跟他说话,老是有点口吃。

罗莲说:“他好做你爹了,你几岁?”

“二十岁了。”

“可不是?他起码三十八。”罗莲说,“看上去倒是很年轻的样子。”

“也不算特别年轻,”我说,“只不过头发未白而已,不过他一向不老气横秋。”

“你不是真看上他了吧?”

“哪里啊!别开这种玩笑,我是很尊重老师的。”我说,“人人都说他好。”

“很多教授很好,你怎么不提他们?”

“我也提呀!”

“你这个人,将来人家都要讨厌你的,一副模范生的样子,决不迟到早退,刮风落雨,一向不缺课,见了教授,‘是老师是老师’,真受不了。”

我白她一眼。

我可没有她形容的那么肉麻。

她胡诌的。

星期二,照例有实验,我并不太喜欢做化学实验,瓶瓶罐罐,麻烦得很。大家穿上了白上衣,拿了讲义,照着煮了这个又煮那个,我的手脚不十分灵敏,常常最慢,弄得一头大汗。

我把煤气火点着,煮着蒸发器里的化学颜料,纳梵先生走过来,问我:“好吗?”

我说:“煤气有点声音,是不是?”

他侧耳听了听,“嗯,是,熄了它,我替你调整调整。”

我迟疑了一下,听他的话,关了煤气。

纳梵走回几步,问一个女同学借来打火机,点一下,没点着,我探过去看,他再点火,我只闻到一股煤气味,跟着只是轻轻的一声爆炸,我眼前一热,一阵刺痛,退后已经来不及了,我蹲了下来,只听见同学的惊呼声,我一急,一手遮着眼睛,一手去抓人,只抓到一只手,便紧紧地捏着不放。

实验室里乱成一片。

纳梵先生大叫:“去打电话,叫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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