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他竟然自己下了楼，像往常一样吃了早饭，只是吃得很少，而朗姆酒喝得恐怕比平常更多，因为他绷着脸，哼着鼻子，自己到酒吧台倒酒，谁也不敢惹他。父亲下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家笼罩在一片悲恸的气氛中，他却像往常那样喝得烂醉，然后又唱起了那首老掉牙的破歌，真是不像话。虽然他身子很虚弱，我们却仍然非常害怕他，而利维塞大夫碰巧又被请去出远诊了，自我父亲去世后就一直没有到我们家附近来过。我刚才说船长很虚弱，事实也确实如此，他看上去不像是一天天康复起来，而更像是在一天天衰弱下去。他笃笃笃地上楼，又笃笃笃地下楼；一会儿从客厅去酒吧间，一会儿又从酒吧间回到客厅；有时还会将鼻子探出门外去嗅嗅大海的气息。他走动时要扶着墙，而且呼吸急促、费劲，就像是在攀登陡峭的山峰一样。他再也没有刻意和我说话，我相信他完全忘记了曾向我吐露过的秘密；然而他的脾气却越来越乖戾——如果再考虑到他那虚弱的身体，可以说他的脾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暴躁。他现在只要一喝醉酒，就会拔出他的水手弯刀，将它放在面前的桌上，使别人都对他退避三舍。不过，他自己似乎不再关注周围的人，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完全心不在焉。比方说，他有一次竟然尖着嗓子唱起了一首类似乡村情歌的曲子，让我们惊讶不已。那肯定还是他年轻时没当水手前学的。
整个情况就这样一直持续到葬礼后的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左右。那天下午天寒地冻，雾气腾腾，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伤心地想着我的父亲。突然，我看到有个人沿着大路慢慢走了过来。这个人显然是个瞎子，因为他用一根棍子笃笃笃地探路，眼睛和鼻子上蒙着一个很大的绿色眼罩。也许是上了年纪，也许是身体虚弱，这个人弯腰驼背，身上穿着一件硕大的带斗篷的旧水手披风，使他看上去完全像个畸形人。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外表比这更可怕的人。他在离旅店不远处站住了脚，扯开嗓子怪腔怪调地冲着他面前的空中说道：
“哪位好心的朋友能告诉我这个可怜的瞎子，我现在到了什么地方？我为保卫祖国英格兰而献出了宝贵的视觉。愿上帝保佑乔治国王！”
“我的朋友，你已经到了黑山湾的‘本鲍将军’旅店。”我说。
“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他说，“是个年轻人的声音。好心的年轻朋友，能不能请你把手给我，领我进去？”
我伸过手去，那面目狰狞、说话客气的瞎眼怪物立刻牢牢抓住了我的手，就像虎头钳一样。我吃了一惊，想把手挣脱出来，但那瞎子胳膊一动就把我拉到了他的跟前。
“听着，小东西，”他说，“带我去见船长。”
“先生，”我说，“请相信我，我不敢带你去见他。”
“嘿，”他冷笑一声，“原来如此！赶快带我去见他，不然我就拧断你的胳膊。”
他边说边拧了一下我的胳膊，疼得我大叫起来。
“先生，”我说，“我是为你好。船长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他现在坐在那里时，面前总是放着一把出鞘的弯刀。曾经有位先生——”
“够了，走。”他打断了我的话。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像这个瞎子那样凶狠、冷酷而又难听的声音，我心中的恐惧已经盖过了刚才胳膊的疼痛。我不再啰唆，立刻领着他径直穿过店门，向客厅走去。正在害病的老海盗此时正坐在客厅里，已经醉得不知东南西北了。瞎子紧紧靠着我，一只铁腕牢牢抓着我不放，同时将身体的重量全都压到我的身上，弄得我都快顶不住了。“把我直接领到他的面前，等他看得到我时，你就大声说：‘有朋友看你来了，比尔。’要是你不听我的话，我就让你尝尝这个。”说到这里，他拧了一下我的胳膊，疼得我差一点昏过去。瞎子就这样左一下右一下，吓得我把对船长的恐惧完全抛到了脑后，于是我推开客厅的门，用颤抖的声音大声说出了瞎子刚才命令我说的那些话。
可怜的船长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刚才的醉意立刻飞到了九霄云外。他顿时清醒了过来，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恐怖，不如说是绝望。他动了一下想站起来，但依我看他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听着，比尔，你就坐那里别动。”瞎乞丐说，“就算我眼睛看不见，我耳朵也能听到你手指颤抖的声音，咱们公事公办，把右手伸出来。孩子，抓住他的右手腕，拉到我的右手边来。”
我和船长一字不差地照办了。我看到瞎子将握着拐杖的那只手中的什么东西放在了船长的手心里，船长立刻将手握成了拳头。
“事情办完了。”瞎子说着就突然松开了我的胳膊，然后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准确性和敏捷，三步两步地出了客厅，到了外面的大路上，我一动不动地傻站在那里，听着他那拐杖笃笃笃的声音消失在远方。
过了一会儿，我和船长才回过神来。我一直还握着船长的手腕，这时才将手松开。船长把手抽回去，飞快地看了一眼手心。
“十点钟！”他惊叫道，“还有六个小时，我们还来得及。”说到这里，他猛地站了起来。
但他刚站起来，身子就摇晃了一下，并用一只手卡着自己的喉咙。他摇摇晃晃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整个身体向前倒在了地板上。
我立刻跑到他的身边，同时大声叫我母亲快来。然而我们再急也没有用，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中风已经要了船长的性命，说来也怪，虽然我从未喜欢过船长，但我近来开始可怜他了，所以一看到他真死了，我便放声大哭起来。这是我经历过的第二起死亡事件，而第一起死亡引起的悲伤还在我的心中记忆犹新。
四 水手箱
我自然立刻将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了我母亲——也许我早该告诉她这些。我们马上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麻烦、非常危险的境地。船长如果留下钱的话，那么其中一些当然应该归我们；但船长的那些老船友，特别是我见过的那两个家伙——黑狗和瞎乞丐——是不会愿意用他们到手的钱财来替死人付账的。如果我听从船长的吩咐，立刻骑马去找利维塞大夫，那我就不得不将母亲孤立无援地独自留在家中，所以这个办法连想都不用想。而且，我们俩好像都不能在这房子里呆得太久：厨房里煤块从炉栅掉下的声音，时钟的滴答声，都吓得我们胆战心惊。我们仿佛总能听到周围有越来越近的脚步声。船长的尸体就躺在客厅的地板上，而那可怜的瞎子也许就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回来；一想到这里，我有好几次都像老话所说的那样“心惊肉跳”。必须当机立断。我们最后决定一起去附近的村子求援。说干就干。我们连帽子也没有戴，就顶着渐浓的夜色和寒冷的大雾向村子跑去。
虽然从我们家看不到那村子，其实它离我们家只有几百码远，坐落在附近一个小海湾的另一边。使我勇气倍增的一点是：村子的方向与瞎子出现并可能返回的方向正好相反。我们在路上没走多久，便时不时地会停下脚步，互相搀扶着，侧耳倾听，但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只有海浪拍岸的沙沙声和林中乌鸦的啼鸣。
我们赶到村子时，已经是掌灯时分。我永远忘不了看到门窗透出的黄色灯光时心中那份高兴劲儿。然而，除了这灯光，我们无法从这里得到任何帮助，因为——大家也许会认为村里的人应该为自己感到惭愧——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陪我们回“本鲍将军”。但是，我们越是向他们诉说我们的困境，他们——男女老少——就越是呆在屋里不肯出来。福林特船长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虽然很陌生，对这里的一些人却是耳熟能详，足以使他们满怀恐惧。而且，村里有几个人到“本鲍将军”老店再过去一点的地方干过农活，他们这时突然想起曾在大路上看到过几个陌生人，当时以为他们是走私犯，就避开了他们；另外，至少还有一人看到我们称作“基特洞”的海湾里停了一艘小帆船。这样一来，福林特船长的任何一个伙伴都足以把他们吓死，长话短说，虽然有几个人愿意骑马去另一个方向的利维塞大夫家，却没有一个人肯帮我们保卫旅店。
人们都说懦弱是互相传染的，但反过来说，争论也能使人勇气倍增。因此，等他们一一都说完后，我母亲对他们说了一番话。她宣称，她决不放弃本该属于我这没有父亲的孩子的钱。她说：“如果你们谁也没有这个胆量，我和吉姆有。我们这就顺原路回去，对你们这些体壮如牛却胆小如鼠的人，我们真是感激不尽！我们即使丢了性命也要把那箱子打开。克劳斯里太太，谢谢你借给我那只包，去装本该属于我们的钱。”
我自然说我要和母亲一起回去，而村里的人也自然纷纷叫嚷劝阻，说我们昏了头。但即使到了这种时刻，他们仍然没有人愿意陪我们回去。他们只给了我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说万一遭到袭击时可以派上用场。他们还保证准备好马匹，万一我们回村子时遭人追杀可以骑马逃跑。与此同时，一个小伙子会骑马去大夫家寻求武装援兵。
我们母子二人在那寒夜动身去冒险时，我的心怦怦直跳。一轮暗红色的圆月正在升起，透过雾霭的上部向下窥视，我们立刻加快了脚步，因为事情很明显，等我们再从家里出来时，月光就会把一切照得如同白昼，我们的行踪就会暴露在任何人的面前。我们沿着树篱悄悄前进，无声无息，脚步轻快。我们一路上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任何能引起我们恐惧的动静，进了“本鲍将军”，关上店门后，我们大大地松了口气。
我立刻闩上屋门，然后我们站在黑暗中喘了会儿气，与我们相伴的还有船长的尸体。母亲从酒吧间拿来了一支蜡烛，然后我们互相牵着手，一起走进了客厅，船长还仰面朝天地躺在原来的地方，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只胳膊直挺挺地伸着。
“吉姆，拉下窗帘，”母亲小声说，“他们可能会在外面偷看。”等我放下窗帘后，她又说，“我们现在得把钥匙从他身上取下来，可谁去碰他呢？你说呢？”她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带着哭腔说的。
我立刻跪在地上，准备找钥匙。船长手旁边的地板上有个小圆纸片，一面涂了黑。我认定这就是那黑券。我把它捡起来，看到它的另一面非常工整地写着短短的一句话：“限你今晚十点”。
“妈妈，他们今晚十点钟来。”我说。就在这时，我们家那只旧钟“当当当”地敲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响声把我们吓了一跳，不过它带来的是好消息，因为这时才六点钟。
“吉姆，快把钥匙找出来。”母亲说道。
我把船长的衣服口袋一个一个地摸了一遍，结果只掏出来几枚小硬币、一个顶针、几根线、几根很大的针、一根被咬掉一端的烟草卷、他那把柄上裂开的折刀、一个袖珍罗盘和一个火绒盒。我感到绝望了。
“也许钥匙挂在他的脖子上。”母亲提醒我说。
我忍着强烈的厌恶感，撕开他的衬衣领子，果然看到他脖子上挂着一根涂了柏油的细绢。我用船长的折刀把细绳割断，拿到了挂在绳子上的钥匙。这一小小的胜利使我们充满了希望，于是我们赶紧跑上楼，走进他住了那么久的房间。自从他住进我们店里后，那只箱子就一直搁在那里没有挪窝。
那只箱子看上去与任何水手的箱子没有什么两样，盖子上用烙铁烫了个名字的缩写字母B。由于使用多年，且又不加爱护，箱子角有些破损。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虽然锁很紧，她转动钥匙，一眨眼就把盖子打开了。
一股浓烈的烟草和柏油味立刻从箱子里扑鼻而来。然而，箱子的上层只有一套料子很好的衣服，刷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母亲说，这套衣服还从来没有被人穿过，衣服下面是五花八门的东西：一架四分仪、一个小锡壶、几卷烟丝、一对漂亮的手枪、一根银条、一块老式西班牙表、几件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大多是外国货）、两只镶黄铜的罗盘，还有五六个珍稀的西印度贝壳。我事后常常纳闷，他一直过着那种漂泊不定、东躲西藏的罪恶生活，干吗总带着这些贝壳？
这时，除了那根银条和那些小玩意儿外，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而我们要的是现钱。再下面有件旧水手斗篷，已经被海盐染成了白色。母亲不耐烦地把斗篷往上一拎，于是箱子里最后的物品便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一个油布包，里面像是包着文件；一只帆布包，手一碰便发出了金属丁丁当当的撞击声。
“我要让那些恶棍知道，我是个诚实的女人。”我母亲说，“我只拿属于我的钱，一个子儿也不多拿。你拎着克劳斯里太太的包。”于是，她一面开始从帆布包往外取钱，一面计算着船长欠我们多少钱，然后把数出来的钱装进我拎着的袋子里。
这可是件很费时的麻烦事，因为那些金币来自各个国家，而且大小不同，有西班牙的达布隆金币、法国金路易、英国几尼、西班牙面值八里亚尔的金币，还有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金币，全都乱七八糟地混在了一起。几尼的数量大概最少，而我母亲只会用几尼来计算。
我们才数了一半左右，我突然抓住母亲的胳膊，因为我听到外面那寂静而寒冷的空气中传来了一种声音，一种吓得我的心都要跳出来的声音——那是瞎子的拐杖敲打在结冰的路面上的笃笃声。那声音越来越近，我们坐在那里连气都不敢出，接着，有人重重地敲打店门，我们听到门把被人转动的声音，门闩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那个恶棍想进来。突然，屋里屋外又变得一片寂静，很久以后那笃笃声重又响起，并渐渐远去，直到完全消失。我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简直要感谢上帝。
“妈妈，”我说，“把钱都拿上，我们赶快走吧。”我可以肯定，闩着的店门一定引起了瞎子的疑心，他很快就会将那窝黄蜂全部招来。我是多么庆幸自己把门闩上啊！没有见过那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