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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民谊“唔”了一声，“这些你都和徐悲鸿说过吗？”
南京下关码头。当年徐悲鸿来往南京与安庆之间，就是从这里上下客船。
“说过，可他根本听不进去。他是性情中人，冲动起来，完全凭感情用事，根本考虑不到许多。”说到这里，她压低声音，带有些哽咽之腔道，“给你写信，也是无奈，我不能因为一个孙多慈，破坏掉我们悲鸿的社会形象。”
褚民谊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会严格按程序办理的。”又说，“这件事本来就没有什么希望。”
那天晚上，是蒋碧微最为愉快的一个夜晚，半个多月来压在心头的一股怨气，在这个夜晚，消退得干干净净。从褚民谊家往回赶，她的心情也如南京街头的夜景，灯红酒绿，流光溢彩。
1935年6月下旬，比利时庚款基金会召开董事会议，很自然，在各方推荐的出国留学名单中，“孙多慈”最终被勾掉了。孙多慈为之奔波半年的出国深造之梦，就此断送。
对于这个结果，徐悲鸿与蒋碧微两夫妇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悲极，一个喜极。
徐悲鸿在给舒新城的信中，愤愤写道：“弟月前竭全力为彼谋中比庚款，结果为内子暗中破坏，愤恨无极，而慈之命运益蹇，原足下主张公道，提拔此才。”
蒋碧微则毫不掩饰她的快意，晚年她回忆起这段往事，依旧津津津乐道这极为成功的“横插一杠”，并带有三分满足七分炫耀地写道：“于是以后孙韵君（多慈）也就未能成行。”
其实蒋碧微错了，对于她，对于她极力维持的这个家庭，孙多慈出国受阻，并非就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