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之美--鲁迅故事新编 美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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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之美--鲁迅故事新编 美学探析-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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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滑是如何与“解构”共同存在的呢?本书曾经列出过解构的三种策略:注入日常生活的细节;沿着旧文化的逻辑轨道前行;让古塔建在偶然性的流沙之上。并且认为,在这些策略之下,作品具体运用了拼接、杂糅、延展、反讽、戏拟等解构方法。在这些解构策略的安排下,通过这些解构的具体方法的使用,最终使得作品呈现为一种“油滑”的色彩。我认为,这种“油滑”在《故事新编》中带有整体性的倾向与调子,而不仅是具体指某一个细节。因为,任何一个细节,都是在具体的语境下获得意义的,一个细节总是与其它细节之间形成关系,才会显得“油滑”。如果没有对墨子游说楚国的十分认真、客观而严谨的描述,最后一段“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城门下想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等,就失去了“油滑”形成的语境。吴颖曾经在《再论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认为“这些‘油滑之处’不但在数量上只占全书篇幅约十分之一,从内容上看也是作品中的十分次要的方面和部分,它所起的也只是次要的、弊中之利的战斗作用”。显然,他对“油滑之处”的判断是十分机械、刻板的。将作品中的所谓“油滑之处”进行统计与划分,是十分不妥的。

  只有将“油滑”放到解构的大背景中去加以理解,我们才能看清,它不过是解构策略下的作品所呈现的一种外在形态,这种外在形态是解构手法的运用在作品中所形成的质地与纹理。《理水》是《故事新编》中“油滑”气息最为浓厚的一部作品。作品用延展的手法结构全篇,渲染了夏禹治水的背景,用杂糅的手法将现代生活的场景移到了古代人的生活之中;通过语言戏拟刻画了脱离实际、无聊甚至反动的学者。这些解构手法的运用,最终综合在一起,形成了《理水》独特的“油滑”色彩。

  这样,“油滑”与解构就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它们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对一部作品,从理论的一面看,《故事新编》是解构的文本,它使中国传统文化牢固的“权力…知识”结构得以松动;从文本的一面看,它所呈现在我们读者面前的是“油滑”质地的小说,幽默、嬉戏、智慧、活泼,这种质地恰恰又是解构思维方式在文本上的外观形态。

  
  被忽略的文学游戏功能

  同此,我们又看到了“油滑”所带来的另一层意义:文学的游戏功能。

  记得一位名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说过一个趣事。同事问他最近看什么书,他老是回答:正在读卡夫卡。而事实上,他常常一回到书房,就扔下卡夫卡,抱起金庸的武侠狂读到天亮而不知疲倦。作为文学教授,当然深知卡夫卡和金庸的区别,但他仍抱起金庸至天亮,这不是一个人的品味问题,而是文学的游戏功能的问题。

  历来,认识功能、教化功能与审美功能,常常被认为是文学的三大基本功能。而在此之外,文学的游戏功能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不管是中国文学还是西方文学,都可以从中列出一大串承载文学游戏功能的作品,而且,在这些作品之下,文学的游戏功能成为文学的一条内在线索,前后继承,内在一致。金庸作品的广为流传;,是因为通俗文学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文学的游戏功能。

  曹文轩在《小说门》一书中谈到了小说中的游戏精神。他说,“游戏是人类的基本欲望之一。小说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都能从不同层面上来满足这种欲望。”“游戏从表面上看是与严肃对立的,而实质上,游戏却有着‘高度的严肃性。’小说的游戏精神或者说小说对游戏的揭示,所说明的恰恰是人类的富有悲剧性的尴尬状态。”(曹P47…48)米兰。昆德拉将幽默、嬉笑或者游戏精神,作为他小说理论中的核心问题,认为“没有任何小说称得上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个世界”,还认为“幽默使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审判被无限长地延期。”(曹P46)巴赫金在《史诗与长篇小说》中认为嬉笑除了具有使对象接近的绝妙力量而外,还有消除神圣与恐惧,使对象变得亲昵可爱等种种妙用。(曹P47)

  《故事新编》在它“对于传统观念的伟大的嘲弄”的同时,它还以其荒诞、戏谑、扭曲的人物形象,给读者提供了十足的笑料,重申了文学的游戏功能。当然,由于它“解构”这一重大主题的存在,又使得作品的游戏并没有流于轻薄的调侃。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节  《故事新编》的“复调”
第三节  《故事新编》的“复调”

  鲁迅作品的复调论

  复调小说是苏联学者巴赫金创设的概念。复调本为音乐术语,也称多声部。巴赫金借用这一术语来概括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认为他的小说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

  较早论及鲁迅小说复调特征的当属严家炎。他在《鲁迅小说的复调》一文中,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系统阐述了鲁迅小说的多声部特征,并指出了鲁迅曾受到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他认为,复调是鲁迅小说的普遍特征。但是,他在该文中却又承认,“我无意于说鲁迅小说每篇都是‘复调小说’。”严家炎的这一创见,对于理解鲁迅小说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但依笔者之见,鲁迅小说与巴赫金所提出的复调小说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按照巴赫金最初的理解,复调是来自同一个主体的不同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甚至相互矛盾、相互排斥,但却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存在于同一主体之中,使主体形象不再扁平化,而作品呈现为多重的棱镜的相互反射状态。理解复调艺术,有三个要点需要注意:一是两种以上的不同声音来自同一主体。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它们是来自创作主体。二是这些不同“声音”是互相矛盾的。三是这些不同“声音”在作品中的地位没有主要与次要之分,它们是平行的。

  虽然严家炎也谈到作为复调的两种“声音”应该是来自同一个主体,但在具体分析中又并没有将这一认识完全贯穿始终。如,在分析《非攻》的复调时,他是这样写的:

  《非攻》中,墨子为弱小的宋国立了大功,使它免于受到强大的楚国的进攻和吞并,体现了墨侠精神,这是小说的主旨。但墨子回到宋国后的遭遇也很有意思:“一进宋国,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遇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小说就在墨子伤风中戛然而止。

  在逐篇作品分析小说如何运用“复调”艺术时,他已经就将“复调”这一思维方法和创作方法简单化为小说中具体的艺术技巧,几乎等同于小说的两条线索式的情节安排。这些“声音”不但有了主次之分,而且有时也并没有相互矛盾。

  《故事新编》呈现的是另具特色的“复调”。通过“油滑之处”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故事新编》在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解构的主题目标时,也同时将批判的目标指向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这两者在作品中紧紧地结合成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而不是之前一些论家所放说的主要与次要的关系。因此,整个《故事新编》就同时在发出两种同样重要的声音:解构传统与批判现实。两种声音在作品中实现了完美统一。

  《故事新编》独特的“复调”艺术具体表现为:故事与新编同在,油滑与庄重共生,游戏与教化并存。

  
  一个空间,两种时间:故事与新编

  时间与空间,是小说塑造形象、再现现实的基本要素。一般来说,正格的小说作品总是时间与空间相对应的,即,总是让故事发生在特定的某个时间和空间之中。但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小说作品对时间与空间的处理越来越灵活,形成各种形式的“变格”,并因此使得小说呈现为多姿多彩的形态。

  《故事新编》之所以说它具有现代主义的特色,其中原因之一是在处理时间与空间上超出了当时正格的小说写法(《呐喊》与《彷徨》都是严格按照通常的时间与空间处理故事的),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空间,两种时间。

  在《故事新编》的所有篇章中,作者都将故事情节发生在特定的空间中,这个空间就是传统典籍所确定的那个空间;即:上古时期的中国。《故事新编》所表现的内容虽然超出了上古,但在小说的内在空间上,却始终没有逾越这个故事当时的空间范围。这样,无论是表现女娲补天还是大禹治水,都保持故事情节的完整;同时,特定的空间使作品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形式,使得它可以承载更加丰富的思想主题。

  同时,我们更看到,在固定空间的故事上,《故事新编》又使得故事分别在两个时间上运行。一个为上古的时间,也就是“故事”本身的时间,它按照中国典籍中记载的“故事”情节推进,发生、发展、高潮、结尾等。另一个时间则是现代的时间。由于现代生活的内容掺入了以“故事”为框架的小说之中,使得小说中人物的思想、心理、情感的运行和行为的推进,都是按照现代人的基本逻辑进行的,实质上是把它们放在现代的时间中进行叙写的。前一个时间是显形的,是“故事”,后一个时间是隐形的,是“新编”,两者结合,使得作品繁复、斑驳、迂回曲折,呈多棱折射的风格,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审美内涵。

  比如《起死》一篇,作者固然将所塑造的人物放在一片有着土冈的荒地,小说表面的时间是庄子生活的年代。但作品中却明显有着另一个时间在推动着故事的发展。比如庄子所念的咒语: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秦褚卫,姜沈韩杨。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敕!敕!

  这些咒语一则来自南北朝的《千字文》;另一则来自宋朝的《百家姓》,时间在这里被完全打破了。此外,巡警的出现、“敝局长也是一位隐士”以及小说中人物都是按照现代人物的行为逻辑进行的,显现的是与小说表面的时间不同的另一个时间——现代。两种时间并存于同一空间之中,共同推动着故事发展,形成“多声部”合唱的形式。

  
  一个文本,两种格调:庄重与油滑

  从文体要求看,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作品,必然要求其语言、风格、等方面内在一致,成为一个自足的整体,否则,作品常常要被贬为艺术上的“不完整”、“不成熟”。只有一些非常高超的大师,才可以在此超越常规,驾驭更高的要求,走惊险的艺术“钢丝绳”。在《故事新编》这个文本中,鲁迅就成功地将“庄重”与“油滑”有机地融铸在一起,不但不显得“拼凑”,反而相得益彰。

  从作品的批判功能看,《故事新编》的主旨乃是挑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这是一个宏大而庄重的主题,必须使作者要有理性精神才能完成其分析与批判。为了实现这一主题,作者灵活运用一系列策略进行解构,一步步接近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目标。毕竟,统治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与我们自身有着难以理清的纠葛。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作者显示出一种你死我活的文化立场,显得庄重而悲壮。

  但是,为了解构庄重、严肃的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必须反其道而行之,用嬉皮笑脸的态度面对它,以最终瓦解它。正如米兰。昆德拉所分析的:幽默使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审判被无限地延期。在嬉戏中,一切严肃、庄重的东西反而变得滑稽可笑。鲁迅正是通过在作品中注入进“油滑”的因素,使得他重述的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源头的“神话、传说与史实”失去神圣性与崇高感。

  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对位:解构是庄重的,可它却必须凭借“油滑”进行。“油滑”看似很轻很飘,但它却对庄重的主题进行了嘲弄。在《故事新编》中,看似对立的两种格调,却彼此依存地结合在一起,使小说呈现为一种“复调”的风格。

  如《补天》,作者一方面用庄重的笔调塑造了女娲创造的伟大;另一方面,这种伟大却是通过上古初民无意义的争夺反衬对比加以强化表现出来的,鲁迅用了猥亵的语气来讲述战争、掠夺、求仙等可笑行径,用一种不同于《尚书》等典籍的历史视角(女娲的视角)来叙述历史,从而揭示《尚书》历史叙述的不可靠。又如《理水》,作者一面用戏谑的笔调,漫画式地描写了学者们无聊的研究与考证、官员们的昏庸与颟顸,一面又用庄重的语气描述了禹的出场,颂扬了禹的牺牲品质与实干精神。

  一个载体,两种功能:教化与游戏

  如前所述,《故事新编》不仅承载了认识、教化与审美功能,而且还承载了游戏功能。就鲁迅自己所言,他的小说是为了“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就表明了鲁迅自己将小说的首要功能看作是教化民众。从《呐喊》到《彷徨》,他的小说都在揭露中国旧文化的弊病,及其对底层民众的压迫、对知识分子的戕害等等。小说的目的在于让人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动性与腐朽性,从而启蒙民众,激发民众改变旧文化、旧社会的热情。而《故事新编》与它们相比,不是在“揭出病苦”,而是在揭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荒谬性质的同时,又通过戏谑、油滑等手法,让读者沉浸于轻松的嬉戏中获得一份游戏的快乐。

  这种快乐,于鲁迅是少有的。

  如果我们仅仅强调作品的一种功能,势必矮化了《故事新编》强大的艺术表现能力。

第一节  《故事新编》与“整理国故”
第一节  《故事新编》与“整理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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