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批判还是解构，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与否定从没有中断过，这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主题。几乎所有鲁迅评论家者都不怀疑的就是鲁迅的这种批评思想。可惜的是，很多人只粗略地看到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与斗争，停留在一般的定性的分析上，却看不到鲁迅的这些斗争中的更为细微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鲁迅何样的体验、何等的痛苦与无奈！只有对此加以细辨，我们对鲁迅的理解才能更趋完整与深入。
批判了什么
在理解鲁迅的解构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看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因为他的解构，乃是建立在批判基础之上的。前文已经述及，鲁迅的批判，是在他“建设”的失败之后进行的，这让他的批判更具针对性和彻底性。现在我们要知道的是，在鲁迅的批判时期，他到底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哪些内容作了批判？
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对鲁迅的几乎全部作品进行分析与归纳。由于这个庞大的课题不是本书的重点所在，也不是我如此才疏学浅之辈短时间内所能完成，在这里，我们只能简要地通过他的不同的体裁作品，分别看看鲁迅的批判矛头所指的方向。
短篇小说，是鲁迅向中国传统文化猛烈抨击时娴熟运用的一种文学体裁。鲁迅充分利用短篇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描述社会环境的功能及丰富的内涵特征，刻画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专制统治下罪恶的世态万相，形象地描述了中国传统文化控制下的农民、旧文人、新文化运动者、革命者、小知识分子等的不同社会群体与个体的命运，并以其不同命运折射出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现实的精神危机。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个小说集，其立意基本上是从正面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无情批判。《狂人日记》以寓言式的结构，站在现代文化的至高点上，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整体的、本质的揭示，深刻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其它篇目，则多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进行的批判。如，《孔乙已》与《白光》，揭示了科举制度下的旧文人必然的悲惨命运，对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无情的鞭笞。《药》、《头发的故事》和《风波》揭示的则是下层群众在革命面前的愚昧与麻木。《药》通过华老栓用革命者夏瑜的鲜血做成“人血馒头”治病，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的控制下，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愚昧无知，而这种愚昧无知又使得革命者的实践处于十分艰难的处境之中。在《明天》中，单四嫂子在儿子病危中求告无路，引来的不是相助反而是乘人之危，提示了被中国传统文化所长期愚化了的人们的麻木与冷漠，以及在身处这种麻木与冷漠之中的普通人们的悲惨命运。统治者长期的愚民专制，造就的则是国民昏庸的个性与顽固的劣根性。《端午节》塑造了一个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思维方式影响下，思想不严谨、遇事不计较、好搅糨糊的“差不多”先生，以“‘差不多’三字，抹平了自己的愤愤之情，化解了和旧社会奋斗的勇气，以近于‘无是非之心’，为自已营造了一条闭眼不看现实的逃路”（王景山语），变成昏庸无能之辈。《阿Q正传》展现的是一幅中国传统文化控制下的社会关系严重扭曲的社会综合图景，重点对传统专制文化所产生的国民劣根性、对革命的消解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呐喊》中的其它篇目如《一件小事》、《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则应该看作散文。）
《彷徨》较之于《呐喊》又有了新的变化。它除了与《呐喊》一样正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之外，还通过塑造社会革新者的形象，通过展示革命者在中国传统文化控制下的社会生活中的必须的悲剧性命运，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扼杀新生力量的反动本质和进行思想启蒙所面临的斗争的复杂性。《彷徨》共11篇，依据其所揭示的社会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如《呐喊》一样，直接对旧文化、旧社会的批判。如《祝福》，通过祥林嫂的悲剧性命运，深刻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派生的封建礼教对人的精神的摧残和虐杀，表现了中国社会妇女身上沉重的精神枷锁，揭露和鞭挞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野蛮、残忍和虚伪，的压迫。《示众》揭露的则是旧文化长期的专制控制，造成了人们麻木、愚昧的看客心态，而普遍的看客心态则又反过来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另一类是通过革命者失败的命运，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扼杀新生社会变革力量的特征。《在酒楼上》，通过主人公吕纬甫个人生活的沉沦，勾画了辛亥革命后，中国传统文化势力依然在毁灭人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孤独者》中，通过魏连殳的悲剧，反映了那一历史时期的新生革命人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围中难以避免地陷入思想苦闷、失望以及消极颓唐的心境，揭示了旧文化势力的强大以及革新者的困境。《伤逝》则描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家庭的反抗，而主人公最终的失败无不表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礼教反抗的复杂性。在《长明灯》中则是直接对代表旧文化的“长明灯”的否定，批判了旧文化在群众中间的根深柢固。
杂文是鲁迅作品中篇幅最多的作品，也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批判最直接的体裁形式。鲁迅大量的杂文作品不但使杂文这一体裁更加成熟，而且使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显得十分深刻。
鲁迅运用杂文、杂感的短小精悍、生动形象、犀利泼辣的特点，迅速、准确地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糟粕进行了批判。与小说相比较，鲁迅杂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直接；二是零星。所谓直接，就是鲁迅的杂文总是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批判，直陈弊病的所在，毫不讳言，直截了当。鲁迅的杂文与杂感，大多由一件具体事情引申开去，点破事情本身的文化内涵，通过层层“剥笋式”的分析，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问题进行批判。如，《我之节烈观》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下的“节烈观”进行的深入分析，指出其荒谬的本质属性，从而深刻否定了旧文化下的“节烈观”。所谓零星，就是鲁迅杂文的整体而言，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塔进行的不是整体式的批判，也不是系统性的批判，而是紧紧抓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突出问题，纠住主要环节，一点点地蚕食式地进行批判。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是用西方现代理性的价值观念进行批判的，这使得鲁迅的杂文在价值观上保持一致性。但由于杂文批判主题的直接性、时效性，在批判的内容上因而缺少协同性、系统性。鲁迅的杂文有相当一部分起因于他与当时各路知识分子的论争，他总是从所论争的话题或主题入手，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进行批判的，因而这些杂文带有“问题”性质，使得其杂文的批判，在内容上对于庞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而言是零敲碎打的、零星分散的、“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
鲁迅曾经批判过“多谈些问题，少谈少主义”的胡适作派，但他讨论的“问题”与“主义”涉及到人的基本政治立场的问题，而不是方法的问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方式上，小说承担的功能是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批判，而杂文所承担的功能则是在“点”上的非难，因为这“点”往往切中要害，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力度没有丝毫减弱。
《鲁迅全集》收鲁迅杂文作品17部，从单篇作品看，它们喜笑怒骂、条分缕析，其批判的内容从现实到历史、从文化到政治，从平民百姓到政治家，驳杂繁复。这些作品之间互相绾联，共同构成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内容的批判。鲁迅与当时文化名人多次发生论争，在这些论争中，鲁迅更是奋起写了不少杂文，十分具有针对性地批判了旧文化维护者的腐朽与愚蠢。
当然，在这里必须看到，鲁迅对传统文化不作整体观，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内容是区别看待的，他并没有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一个整体进行无差别地反对，而是用分析和辩证的眼光发现其内涵丰富的“文化因子”。
放下小说而拿起杂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恶痛绝得迫不及待的鲁迅，是一个耽于战斗而荒不择路的鲁迅，是一个不惜耗尽自己的文学生命而与旧文化纠缠和斗争到底的鲁迅。
如何批判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鲁迅运用了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学理的，或曰理性的；二是形象的，或曰文学的。
读鲁迅的杂文，我们常常觉得痛快淋漓，仿佛观看一场武林高手的撕杀。鲁迅手持利剑，面对强敌，见招拆招，须臾之间将强敌致于死命，而后利剑入鞘，转身扬长而去，身后一片残骸。
这种痛快淋漓，正是来自鲁迅学理的批判与文学的批判交错辉映的结果：既有理性的深度，又有感性的温度。
所谓学理的手段，就是以西方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作为参照系，运用辩证的方法和逻辑推理的论证过程，对中国传统文化现象进行观照，作出深刻的批判。
学理的批判，首先要有理性的工具。鲁迅所用的工具就是西方的理性主义。自由、*、科学、*等西方现代思想资源，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观照的基本工具。著名学者汪晖在鲁迅论名著《反抗绝望》中认为，鲁迅的批判理论有着双重的历史基础，一是“面对中国封建政治传统与文化传统的沦落而作出的历史选择”，“鲁迅选择的是人的解放”；二是“现代思想对于现代性自身的怀疑”。汪晖认为，“鲁迅的‘人国’是对中国专制制度及其传统观念和资产阶级*政治及其公认价值的双重否定”。可以说，汪晖的观点，确实指出了鲁迅思想充满矛盾的特征，而且也在细部符合鲁迅思想的实际。但如果从宏观上作整体看，鲁迅仍是以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为工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所谓的对“现代自身的怀疑”，本身也是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结果，而在鲁迅的思想中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这只能表明鲁迅的批判，从来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批判，而是充满了强烈的生命气质，他是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攻击的思想家，带有强烈的生命个性。
以杂文名篇《我之节烈观》为例，整个批判的过程，鲁迅都是以西方现代理性旗帜下的“人的生命价值的平等”、“妇女的生命与男人一样重要，同样应得到尊重”为潜台词，对不合理的旧道德进行猛烈批判的。学理的批判必须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展开。在对“女子节烈”的批判中，他先从不节烈的女子并不害于国家的角度对节烈提出疑问，接着又从“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论证节烈之荒唐；再从“表彰之后，有何效果”的角度否定节烈的意义。通过常识加以否定之后，作者又更深入一步提出问题并对节烈进行的否定：“一问节烈是否道德”，“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从而将节烈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肢解得“如此支离”。理论上的批判结束后，作者又进一步考察了现实生活中节烈存在的缘故，深刻揭示出“节烈”对中国妇女的深重戕害。正如钱理群在《“保存我们”是“第一义”》中所评，“鲁迅把五四时期的怀疑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就像医生解剖尸体一样，把传统节烈观这具历史的陈尸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正面反面，从学理到人情，都做了透彻的探查、剖析；又是那样无情地、不厌其烦地，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疑了又疑，问了又问，从现实到历史，从社会政治背景、思想根源到群众基础，刨根问底，穷追不舍，思考极其周密，驳诘十分雄辩，真是锐不可当。他的所论也就具有了铁的逻辑的说服力。”
鲁迅的杂文、杂感一方面具有这种浓烈的理性风格，能让人在清析的思路中看穿旧文化的腐朽，使人建立起理性的信念。另一方面，也有着浓厚的文学的气息，具有十分生动的艺术形象感。这就是鲁迅对旧文化批判的另一种形式：文学的、形象的。
形象的，或曰文学的批判，是指鲁迅通过塑造形象，运用文学的手段将批判的诉求传达给读者、在情感上引起读者共鸣以达到感染读者的一种批判形式。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依赖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进行，而且让读者在文学作品中回到国人生活的现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压迫，以唤起“疗救的注意”。形象手法的批判形式，一方面作为杂文中的重要因素，配合理性的手法，相得益彰，让人在理性的犀利目光下，感受形象的温度。但它更主要的，是体现在鲁迅的小说中。它通过塑造生活于旧中国的孔乙已、祥林嫂、阿Q、六斤、单四嫂子、狂人、疯子、华老栓等人物以及再现末庄、茶馆、吉光村、咸亨酒店、酒楼、陈士成的老宅等生活场景，重现了旧文化控制下的社会生活原貌，让读者从作品主人公的命运中深切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与反动的本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鲁迅对旧文化的批判，不仅表现为对旧文化的简单而直接的否定。鲁迅并不将中国传统文化作整一观，针对不同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鲁迅在否定之外还进行了揭露、驳斥与价值重估。他的小说，大多以揭露旧文化的腐朽为主题，向读者敞开被长期遮蔽的旧文化腐朽一面和狰狞面孔，使人们在认识与感染之中对旧文化加以否定。对旧文化中的错误观念，鲁迅则毫不留情加以驳斥。在他的杂文中，鲁迅针锋相对地驳斥从旧文化中产生的错误和反动的观念，使现代理性的观点更加明晰。对旧文化中积极与消极因素并存的文化，鲁迅运用的是价值重估的批判方式，进一步澄清文化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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