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而让旧文化在充满矛盾的“存在”中变得“虚无”，最终走向消亡。
策略一：注入日常生活的细节
大凡神圣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想方设法远离日常的庸凡生活。偶像之所以成为偶像，总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要是知道神仙也要排泄、也要*，就不会有谁把他当神仙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专制的统治者需要神圣的东西，以威吓民众，展示自己的不可冒犯。而民众却无法脱离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饮食男女，生活才得以继续。于是，世界就在我们面前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神圣的、庄严的、崇高的、不可靠近的、远离尘世的；另一部分则是庸常的、形而下的、日常生活的、世俗的、玩世不恭的、嬉戏的。自古以来如此。中国的官与民、君与臣、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诗词曲赋与弹词小说、宫廷建筑与世俗民居，各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行，使中国文化整体上呈现二元对立结构。即使进入当代社会，这种二元对立结构还是没有变，只是换了主人，变成城与乡、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我家乡的老百姓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你当你的官，我打我的砖。此语饱含了对统治者的蔑视，也表达了普通民众对日常生活无奈的沉醉。
鲁迅眼中的世界更是清晰地分成对立的两个部分：友与仇、人与兽、黑与白。他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两种：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就“民”的一方面讲的。倘要从“官”的一面来说，整个中国的历史就只有一个时代，那就是“官本位”的时代，而且从来没有改变过。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知赶走了多少“官”，后面上来的，却依然还是官。官与民，庙堂与江湖，永远是对立的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属于统治者的文化。它总是非常乐意地将自己装扮成神圣不可接近的“神”，将民间的、日常生活的文化踏在脚底下。
改朝换代了多少，孔夫子的牌位总是高高在上，没有哪个弟子曾敢僭越。老夫子本人还亲口说过君子不应该关心农事一类的话，言下之意，农事应是“小人”所关心的。他要的就是使中国的文化远离日常生活、远离普通民众，使文化成为“神”，端着高高在上的架子，给人威严，使中国的文化永远是统治者的工具，不是民众的生活需求。
可是，一个体格健壮的文化又怎么能离开日常生活的根呢？文化本身来源于日常生活，以日常生活为土壤。离开日常生活的文化必然走向没落与腐朽。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日显僵化，正是它有意脱离民众日常生活的结果。越是脱离日常生活，文化越是苍白虚弱；越是苍白虚弱，文化就越加不敢面对日常生活，越加有意远离民众。这样，文化渐渐变成少数人自娱自乐的游戏，变成了压迫与欺骗民众、“规训”民众的工具，变得虚伪狂妄、反动与僵化。
权威为维护自己既定的威严，总是希望让民众放弃来自日常生活的判断，这样，民众才能听从于它无形魔棒的指挥。而清醒的人们总是从日常生活出发进行判断，因为，任何真理都必须经受日常生活的检验。否则，越是看似高深莫测，就越是装神弄鬼的东西。
偏偏，中国的多数民众甘愿受制于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在权威的鼓动下放弃来自日常生活的判断，而屈从于高深莫名的威严。
而鲁迅不。他要让真理与谬误重新回归到日常生活，让日常生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神性”的泥沼。
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希望的鲁迅，要扒下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张虚假面具，将那些摆放在圣坛上的器具扔到日常生活之中，让阳光的照妖镜还原出它的邪恶本质，祛除它的鬼魅气息——
女娲造人，将人看作是上天的造作，是奠定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重要逻辑基础。正是在“人乃神造”的掩盖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骗人的把戏才大行其道，让民众昏昏然沉睡，变成了麻痹神经的细腰蜂的毒针。
如何打破这一谎言？在《补天》这里，鲁迅并不是简单地来否定女娲造人，而用了弗洛伊德的“性苦闷说”来解释人的创造。这样，人不再是神造的，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面对的“*”的自然产物，这样产生出来的人，它本身并非完美。而性，并不是如旧文化的卫道者们眼中所认为的龌龊与肮脏。
甚至，女娲之所以造人，根本就是无意的，我们看：
“（女娲）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异，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禁不住很诧异了。”
整个造人的过程，女娲都是没有目的的。这不但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女娲造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丝旁亘）人也”的反动论调，而且，对人是上天有意的产物这样一种概念也进行了否定：人不过是女娲无聊的产物而已。从而，有力地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人的“神圣性”；动摇着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奔月》则更是将英雄后羿放到了日常生活的包围之中。在传统文化中，后羿是作为一个受后人崇拜的英雄形象出现在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自然是神圣的、凡人莫及的，甚至应该是随心所欲的。鲁迅在二三十年代的经历，显然感受到了“英雄”的困苦，因而将后羿放在日常生活之中，以颠覆人们对充满光环的“英雄”的认识。这里的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文化统治下的日常生活，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生活中的“代理”，它对“英雄”的扼杀，即是传统文化对英雄的扼杀。鲁迅多次讲到过中国没有英雄生长的土壤，而《奔月》正是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次否定。
一开始，作者就将后羿放在一种日常环境中。傍晚，后羿回到家，“在垃圾堆边懒懒地下了马”，“低头看看挂在腰间的满壶的簇新的箭和网里的三匹乌老鸦和一匹射碎了的麻雀”。接下来就是妻子嫦娥不满的牢骚：
“又是乌鸦炸酱面，又是乌鸦炸酱面！你去问问去，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又是乌鸦炸酱面的？我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运，竟嫁到这里来，整年的就吃又是乌鸦炸酱面！”
这充分表现了日常生活在后羿这个昔日的英雄面前的强大存在。为了改善妻子的伙食，第二天，后羿决定走远些打猎，结果碰上的又是错射了老太太的母鸡，受到老太太的一顿奚落，倒赔了五个炊饼。接着又半路遇徒弟逢蒙的剪径，幸好用“啮镞法”才免遭遇暗算。
后羿毕竟是射杀封豕长蛇和九个太阳的英雄，他本应该得到人们应有的敬重与爱戴。可是日常生活使他英雄扫地，正如他自己所说：“偏是谋生忙，便偏是多碰些无聊事，白费功夫。”最终的结果，自然也是妻子嫦娥奔月离他而去。英雄竟遭到了传统文化塑造的日常生活的彻底抛弃！
这里，鲁迅并没有去否定后羿的传说故事，去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的存在，而是在这个既有的传说故事的细节空隙中，用大量的日常生活去填充，用这些细节重新去塑造英雄的形象，使人们从这些细节中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的处境，颠覆传统文化中英雄的观念。
在《非攻》中，鲁迅照样没有改变《墨子》等典籍对这个故事的记载，在保持原有故事基本框架不变的同时，增加了许多细节，以表现墨子努力践行自己“非攻”“兼爱”思想的积极性。鲁迅这样描写墨子的不畏辛苦前往楚国的：
墨子走进宋国的国界的时候，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在窟窿，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他毫不在意，仍然走；沿路看看情形，人口倒是很不少，然而历来的水灾和兵灾的痕迹，却到处存留。
鲁迅通过《铸剑》重申了“复仇”意识应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结构中的重要内容不可缺少。故事本是从汉朝刘向《孝子传》、曹丕《列异传》和东晋干宝《搜神记》中来的。但在原来的典籍《搜神记》中，只是客观地叙述了黑衣人代眉间尺实现了复仇理想的故事，其行为本身并没有上升到一种精神的高度。而《铸剑》则浓墨重彩地对黑衣人进行了塑造，并以原典籍中很多没有的细节，重塑了复仇精神。让我们看一下黑衣人回答眉间尺的两段话：
“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这些话可以从小说中单独出来读，它其实就是复仇精神和鲁迅不宽恕精神的一个诠释。此外，穿插在文中的黑衣人那些歌谣，痛快淋漓，沉深顿挫，充满悲壮的牺牲气概。这些，充分表现了黑衣人作为一个真正的复仇者，他不是仅为自己，而且是为复仇而复仇。他是复仇的化身，是复仇精神的象征。这样，鲁迅通过对复仇的颂扬，既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国民精神增加了新的内容，重构了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国民性格，与他一贯强调的改造国民性互为表里；同时，通过这些细节，又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温、良、恭、俭、让”中庸性格的颠覆。
对禹的刻画，则主要是通过与环境的对比来实现的。在古代典籍中，只是客观地记载了禹治水的经过。《理水》则将禹治水放到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去，大量地描写了无聊的文人们的猜测与坐而问道，从而使禹的行为具有了一定的内在思想高度。与旧典籍中大禹的形象相比，《理水》让禹更加突出了实干与牺牲精神，并让这种精神成为在旧文化中难能可贵的财富。
《补天》中的女娲、《理水》中的禹、《铸剑》中的黑衣人、《奔月》中的后羿，《非攻》中的墨子，都是作者所肯定的人物。作者在旧文本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从旧文本大量空白处填入了日常生活的细节，用这些细节丰富人物的形象，使人物特征更加鲜明，从而超越古典文本，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新的有价值的内容。
鲁迅不仅是将英雄放到日常生活之中，让人们重新认识，更是将孔子、庄子、老子、伯夷兄弟等人物，那些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看似无比神圣的人物，用不同方式拖进了日常生活的泥淖之中。
我们先看看鲁迅如何刻画孔子这个传统文化中的圣人形象及其思想的。一方面，鲁迅在《补天》和《铸剑》中，有意穿插了嘲弄孔子所推崇的《尚书》等经典，批判了国民“温、良、恭、俭、让”性格。另一方面，鲁迅又在《出关》中，对孔子形象进行的重新塑造。在《庄子。天运》中，详细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学的前后两段对话：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协（？），予又何规老聃哉！”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纪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在这个“旧文本”中，作者只是表现孔子与老子在思想上的关联，基本上没有涉及两人的个人性格问题。但到了鲁迅的《出关》重写的这段对话中，作者通过大量的语言、神态、动作的描写，人物的性格丰满了，一个表面谦恭内心却深谙城府的孔子形象跃然纸上。显然，作者是在《庄子。天运》等“旧文本”的基础上，有目的地在故事的空白处填入了细节，通过这些细节的倾向来表现人物性格，使这里的孔子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孔子的无限崇拜形成鲜明对比。
老子之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他践行自己的思想，远离孔子，自走流沙，颇有徇道精神；但《出关》中的他却不得不受关尹喜的强留，遭遇很多在他看来无意义的琐事。伯夷、叔齐是要以身成仁才避无礼而采薇野地，可也无法不面对小穷奇、阿金嫂之类烦事。庄子出于好意为髑髅起死，却不料招来索要衣服、巡警等一系列麻烦，最终落得个落荒而逃。这样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师，在这些日常生活琐事的观照下，人物身上那些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远、神圣的“光环”就不复存在了，他们在鲁迅的笔下成了再平常不过的凡人。神圣性就这样被解构了。
纵观以上，我们看到，将日常生活加入到“旧文本”当中，将“故事”进行“新编”，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将神圣崇高的东西拖入日常生活之中，改变语境，使这些在旧文化中崇高的形象在日常生活中显出苟且猥琐的原形，解构了旧文本的“知识—权力”结构。二是从空白处填入细节，将人物塑造成与旧文化中不同的人物形象，为中国文化增添新的内涵与元素，起到了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
策略二：沿着旧文化的逻辑轨道前行
西谚云：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其中的道理就是，要让一事物灭亡，不如让事物沿着既定的方向加速走向衰亡的终点。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其腐朽、落后、反动性日益显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