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不开……
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文人作画，往往被给予极高的评价，这样的人被称为“画家”。而像被请去为苏东坡作画的人则被称为“画工”，层次要比“画家”低等。画工只会画画，而画家则既是文人，又是官僚或地方豪绅，或是具备其他才能。古时称这样的人为六艺全能之人。
全能人才是儒家追求的理想，然而，什么都会的人就能被称为模范吗？《论语》中有下面一段话：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太宰”，指古代官名，总理级大臣。春秋时期称总理大臣为太宰有宋和吴二国，此处出现的太宰乃是吴国的大臣。关于吴国太宰与子贡会面一事，在《史记》中有记载，而且有过两次会面。吴之太宰名为嚭（读音： pǐ）。在外交会见结束后，吴太宰问道，夫子是圣人吗？他一定具备很多的才能吧。
关于此段话的解释，古注与新注不相同。新注为南宋朱熹所著，在此之前的《论语》注释尚未明确孔子的思想体系。与训诂相比，朱子采取了更合理的思辨性考察角度，对《论语》进行了重新阐释，从而创作出了《论语集注》。此前注释被称为古注，其代表便是何晏（？— 249）的《论语集解》。何晏之母乃曹操夫人，何晏本人在宫中长大，因此具有一定的权势。《论语集解》是由他召集了众多学者，将汉魏之前的古注综合而成，因此并非他个人的著作。何晏本人信奉老庄思想，以开创清谈而闻名。作为老庄的代表人物，又总结《论语》古注，也可以算是前面所述的“缠绳”一例。然而从朱子的新注中可以看出，老庄式的思考方式被排除在外。 。 想看书来
多才多艺（3）
关于古注和新注说来话长，现在我们对“儒教”所提出的阐释多以朱子的新注为依据。
新注中对太宰的话解释为：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圣人，是由于孔子的多能。其中也包含了这样的意味——听说孔子被称为圣人，那么应该如传言所云，什么都会吧。
然而古注的解释为，既然是圣者，那么不应该连一些琐碎的小事都会吧。其前提是作为圣者，不应该多能。
根据新注的解释，太宰边点头边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如同传言一样啊。”而古注的解释则为：“听传言如是说，那么孔子究竟算是圣者吗？”太宰一边问道一边侧过脑袋思考，所言不免带有挖苦之意。
针对太宰的提问，子贡回答道：“天纵之将圣。”对此，按照古注的解释为，受上天所封的将圣。古注中写道：“将大也”。然而，在新注中对该句的解释为，天纵之，使之成为将圣。既然为圣，那么必然多才——这是对子贡所言作出的解释。成为圣人有诸多条件，假设多能是其中之一，那么由于孔子在此方面极为突出，因此称为“又”。然而多能未必为圣人，假设成为圣人的条件中特别强调“孝”，那么在孝行方面尤其突出的人物，便可称之为“又孝”。
古注针对“多能”，对圣者提出了质疑。于是，子贡的回答便有辩解之意。其回答为：孔子先生既为圣者，也是（指并非成为圣人的条件，或者为非圣者的因素）多能之人。
孔子在听到太宰与子贡的会话后，说道，太宰怎么会了解我呢？我在年少之时，由于身份卑微，生活窘迫，所以掌握了许多卑贱的技艺。君子会有这么多的技艺吗？应该不会吧。
根据孔子所言，对“多能”作出了否定。在孔子看来，身为君子，不应具备一些琐碎卑微的技能。“多乎哉？不多也。”——该句为自问自答句型，进一步加强了否定意味。
君子不应该多能，何况圣者乎？孔子出身贫贱，无奈只好学习了许多的技艺。在文中继续写道：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共九字。古注中将此单作一章，而新注将此与前句合在一起。所谓“试”是指做官。古时候，出世便是做官。由于没能做官，于是便学习了许多技术。“艺”表示技术。“牢”为孔子弟子之名，姓琴。孔子对牢所言被其弟子收录到了《论语》中，由于与前章中所提到的“吾少也贱”相对应，便将此句收编至此。
孔子并非个人喜好而成为多才多艺的。他也曾感叹，真正的君子不应如此。
儒家将全能人才作为个人奋斗的理想目标。所指的全能人才，是接受了全面均衡教育才实现的。“鄙事”——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技术——不在六艺之列。
六种德目如果不与学问相结合便会引起祸端。六艺中，礼、乐、书、数与学问较为接近，而射及御与学问相去较远。孔子开玩笑说成为御的专家，正是基于御是距学问最远的观念。
选择学习御的戏言，在体现了儒家追求学问至上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其对专项技术的歧视。儒家的长短都浓缩在了这一句小小戏言之中。
文中太宰是指吴国太宰嚭。其人在吴越战争中充当了一个丑陋的角色。吴在会稽山将越包围并逼其走投无路时，嚭接受了越的降服。而不接受越降服、主张彻底消灭越的伍子胥在与嚭之间进行的政治斗争中落败，最后被处以死刑。嚭之所以接受越的降伏，据说是由于他收取了越的贿赂。
越在降伏二十年后，一雪“会稽之耻”而灭了吴，越便以不忠的罪名将嚭诛杀，这在《史记》中有载。吴在会稽接受越的降伏后，频繁出兵北上。越之所以能复仇成功，与吴频繁北伐从而导致国力衰退有关。吴王夫差最初北上伐鲁，孔子弟子子贡于公元前 488年作为鲁国的外交代表与吴交涉，会见太宰嚭。当时，吴提出要用百牢来作为宴请。一牢为一牛、一羊、一猪。子贡拒绝了吴的要求，原因是，根据周的惯例，宴请天子不过十二牢，公为九牢，伯六牢。《史记 ·鲁周公世家》中记载如下：
吴王夫差强，伐齐，至缯，征百牢于鲁。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以礼诎之。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乃止。
文身指刺青，乃吴之风习。中原视之为蛮夷风习。吴王夫差号称自己不是听命于周天子的中原人民，因此不应受周朝惯例的限制。然而他最终还是放弃了百牢的要求。
子贡以鲁国代言人的身份与吴交涉时，孔子六十四岁。五年后，子贡再次与吴交涉，当时孔子仍然建在。
孔子时代，称霸长江下游的吴，尚不知周礼。儒家则极为重视周礼。吴王在听说周礼后，便突然改变了态度，撤回了百牢的要求。
关于自称为蛮夷的吴国，曾有一个建国传说。相传本应为成为周天子的泰伯，将王位让与其弟季历（文王之父）后出奔，在南方开创了吴国。因此，吴王没有无视周礼，或与此传说有关。
由此可见，孔子时代，儒家仅存在于中原，但是在像吴这样的蛮夷之地，也具备接受儒学的基础。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侍奉于吴王夫差之父，与孔子同时代。《兵法》论述了在战争中获胜的技巧。与歧视技术的儒教思想相对立的法家思想，在蛮夷之地上发展起来。前面曾讲到，儒家具有极强的吸纳力，因此在子贡与吴交涉的过程中，儒家极可能吸收了南方重视技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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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条到教养（1）
春秋战国（前771—前221）时期，各国尚处于温饱未解决、竞争残酷的时代。要想在战争中取胜，必须不断努力，因此各个诸侯都十分重视富国强兵之道。而儒家并不重视此，这是其反体制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乱世被平定后，以孝为先、强调秩序的儒家，便成为符合体制需要的思想体系。汉武帝虽然将儒家国教化，但并不意味着摒弃了其他思想。武帝曾孙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被称为明君，他统治时采用的不仅仅是儒家思想。皇太子（此后的元帝）十分醉心于儒教，曾多次向其父谏言遵循儒之精神，治理国政。宣帝怒斥道：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王道指儒家仁道，霸道指其他治国之道，其中包括法家、兵家等重视技术的治国思想。皇太子对其父重用法家、严于刑罚极为不满。他再次进言要求多起用儒生时，宣帝道：“俗儒不达时宜。”将其斥退。意思是说，愚蠢的儒生还不能顺应时代，不能起用。看到儿子痴迷于儒教，宣帝不禁感叹：
乱我家者太子也。
意欲废掉太子。这在《汉书》中有载。然而太子之母皇后许氏是宣帝的糟糠之妻，被第二任皇后毒死，因此宣帝未将太子废掉。
痴迷于儒教的皇太子即位后，即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起用了众多儒生，施行儒教式统治，正如其父所担心的那样，汉王朝摇摇欲倾。元帝皇后王氏的外甥王莽最终篡夺了西汉政权。汉朝之所以被篡权，原因便是其未能建立强有力的政体。
元帝只采用王道进行统治的方式，最终导致失败。此后中国历代王朝都吸取了元帝失败的教训，以防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是教条主义导致的失败，症结并不在王道即儒教。儒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单纯的教条主义必将导致失败。
简单回顾一下元帝的儒教政治。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段失败的统治是典型的反面教材。首先，儒教提倡农本主义，主张取消让商人获利的货币经济，回到原始的物物交换经济状态下——实际上，这种主张根本无法施行。施行盐铁专卖制度以及国家做买卖的行为，与儒家的精神也是相悖的。在这些政策被取消后，国家财政危机爆发了。因此过了没几年，这些政策又开始重新施行。朝令夕改，国民疲惫不堪，民不聊生，这都是政治混乱所导致的灾难。
宫廷费用的削减，貌似是善政，然而其目的并非为节约经费，仅仅是为效仿古代圣王的宫廷制度。
汉时，宫中有九庙，但古礼记载“天子七庙”，于是元帝便决定裁减两庙。应该裁减哪两个庙，便成了元帝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日日夜夜只讨论此事，完全无暇顾及民生问题。
王莽夺取汉朝政权后，建立了“新”王朝。他重蹈元帝的覆辙，仍然采取了儒教的教条主义政治，最终新朝只存在了十六年便灭亡了。
元帝认为国家不应从事买卖交易，曾一度取缔了盐铁的专卖政策。王莽认为让商人获利是与儒之农本精神相违背的，因此强化了专卖政策，独占利益。
王莽重新采用了周朝的“井田法”，导致天下大乱。天下土地皆为“王田”，禁止买卖。在禁止土地私人占有后，地方豪绅便被“撵”到了反对王莽的阵营中。
原来赐予匈奴首领的印为“玺”，王莽将其改为“章”。玺乃王印，而章为诸侯之印，这意味着匈奴首领被降格为诸侯。并且王莽将匈奴的名字改为“降奴”，这无异于向匈奴挑衅，结果引起了叛乱。王莽认为重视序列才能体现儒教的精神，于是将官名、地名都改为与周朝一致，比如长安被改为“常安”。改称匈奴为“降奴”后，“新”王朝的外交变得困难重重，后来又改称匈奴为“恭奴”——反复无常，如同儿戏。
从教条到教养（2）
据《论语·子路》记载，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国的国王让您去主持政治的话，您首先会做什么呢？”孔子答曰：
必也正名乎！
“正名”的意思是纠正名分，使名与实相一致。
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意思是，是这样的吗？那您就太迂腐了，纠正名分有什么用呢？
卫国灵公死后，其孙出公即位。灵公太子（后来的庄公）因与其夫人不和，出逃。太子认为他如果再回国，会令他的儿子下场可怜，于是决定在国外活动。正所谓父子之争。对此，子路询问孔子，有没有什么可行的对策，孔子答道“正名”，子路听后觉得索然无味。有诸多棘手的问题等着解决，而孔子却选择以正名为先。
孔子责怪子路，无论情况何等紧急，都应当先正名分。所谓的名分是指，谁是国君这一问题必须明确。而并非局长改称部长，副知事改称为知事。
王莽所为或许也是出于“正名”的考虑。然而改称“匈奴”为“降奴”，之后又改为“恭奴”——这决非“正名”。至于地名和官名的改称更是什么也算不上了。不过是“随意改动机构名称”罢了，除了增加麻烦，毫无意义。
儒教具有流于形式的弊病。王莽对“正名”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如果原本就意识到其本身具有流于形式性、教条性的弱点，那么在采用时就应当尽量避免。儒教的教条主义的愚昧在元帝和王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避开了教条主义，儒教开始向教养主义倾斜。虽然儒教具有国教性地位，但是排他性较弱，作为众多教养之一，即oneofthem，仅仅是主流文化的一种。譬如，王莽政权被推翻后，匡复汉朝的东汉光武帝刘秀（25—57年在位）是一位学习儒教的君主，同时还研究谶纬等预言书之类。谶纬不属于儒教的范畴。据文献记载，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57—75年在位）是中国最初的佛教信徒。他对佛教理解到什么程度尚不明确，然而由“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便可看出，他不仅是黄老之信徒，而且还是佛教信徒。
老庄一派也在佛教的影响下，组织成立了教团。其中“太平道”道教集团的叛乱拉开了三国*时代的大幕。同一时代，四川方面存在着名为“五斗米道”的道教集团，后来为曹操（155—220）所降伏。
儒教通过向道教和佛教学习，保持了自己的主流地位。道教同佛教间经常展开论战。*佛教的发端便是由道教方面挑起的。儒教却不曾参与论战。
佛教经历了“三武一宗法难”。其中最后一宗，即后周世宗，是在955年施行“废佛”，严格来讲，并非“废佛”，只是规定僧尼在出家时要通过考试，对堕落的佛教进行了改革。而其他的“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4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