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一笑，然后动动手。做选择题时，我就分别问他选哪个，他知道答案了就会做出一个信号告诉老师他会了。”
坐在东京都汤岛站旁的甜品店，T先生一边吃着热豆沙，一边开始聊起来。“2006年9月有个朋友在找拥有家庭服务资格和教师资格的人，于是我就应征了。在那以前我一直没有工作。很偶然地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现在这个学生，照顾他的身体的同时辅导他的学习。”
“我这个学生每天都跟妈妈一块来学校，他妈妈照顾他时我就在旁边帮忙。换纸尿裤这样的活儿我也做。这份工作做了一个月后，我终于与学生建立了默契。”
学校是定时制。从17点到21点左右。时薪2 450日元，每周19个小时，这样每个月就有186万日元的收入，年收入220万日元。再加上母亲的退休金，可以勉强度日。T先生说：“不要埋怨政府，要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人际网络。”到目前为止，他做过公司干事、保安、家庭服务员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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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时期，帮助父亲经营广告公司
大学时代是最舒服的。毕业后，T先生还曾参加初中教师资格的考试但是失败了。学生时代他一直在神田的古书店打工。
“父亲是一家小公司的社长。业务内容包括制作学校的毕业相册、公司宣传册中的图片摄影和设计、制版等。有正社员10人，此外还有数名兼职和自由摄影师等。”
T先生在古书店打工直到25岁，后来为了能继承父亲的事业来到广告公司帮忙。这时是1985年。
“我于是进入父亲的公司，从事跟摄影相关的工作。那个时候地铁大江户线正在铺设，制造轨道的公司委托我们帮他们作宣传，于是直到地铁开通，我都跟着铺设情况的进展，拍摄了大量图片。每次拍摄都能取得300万日元的收入。当时所有公司的宣传预算都很大，连学校都很重视自己的宣传册，以其作为宣传阵地，本来很简单的学校宣传册也做得极尽奢华。我当时25岁，月收入是35万～40万日元。”
80年代后半段开始，一切都在泡沫经济的背景下变得浮华。“有一件事开始令我产生了疑惑。有一天我看到银行职员来到我家，跟我父亲说：‘社长，请向我们银行贷款吧’，而且态度非常谦卑。而正常的态度应该反过来不是吗。那时我就感觉这个时代太奇怪了。”
但变故突然来了。
“父亲在公司的台阶上摔倒，突发脑震荡进了医院。我那时才开始知道公司的内情——外债一共有7 000万日元。那个用印相纸冲印照片、用胶卷拍摄照片的年代，光这些材料每年就要花费数千万日元。”
身为社长的父亲病倒了，年轻的T先生饱受债主追债之苦，最后他的决定是……
跳楼自杀
“我在供应胶卷等材料的公司法人面前，摆开5份生命保险的合同，然后问他们如果我跳楼自杀换钱还债，哪个保险公司能支付保险金，让他们给我选一家。”
听到T先生要自杀，这些债主也怕惹出人命，于是愿意退一步与T先生商量还债方案。这也成为了T先生痛苦的开始。
“我跟客户之一的学校商量支付方法，怎奈那边拒绝使用支票，没办法每次我只能等客户那边汇款以后，再去银行取了现金汇到债主的账户上。”
随着经济的衰退，T先生的日子也越来越难。
“当时我哥哥是社长，他跟我说去别的公司学学人家的管理，于是我开始去涩谷的百货公司打工。一打就是两年。1997年我回到自家公司，开始跟哥哥共同经营。但在1995～1996年的时候，私立学校开始每年减少学生100名，这种情况下，学校举行的活动没有减少，每次活动派出的摄影师人数也不变，制作宣传册的工序等系列工作也没变，但学生减少了，宣传册的销售受到了影响。”
当时T先生的月收入是1万～5万日元。好在父亲倒下之前购买了房子，节省了房租，这样留下吃饭的钱，剩下的全都用在了员工的工资和材料费上。
“公司虽然加入了社会保险，但当时已经支付不起员工的保险。员工们知道了这个消息都对公司产生了不信任。到最后公司实在负担不起，不得不开始裁员。那时真难熬啊。”
连续工作终于筋疲力尽
就这样，经营者T先生还是继续努力着。
“为了增加业务量，我一直奔走于神奈川和崎玉。半夜，给学校制作宣传册，排版，制图，早上又马上冲到崎玉去印刷，然后顺便在崎玉拜访客户，扩展业务。那时基本上都是不眠不休，连续奋战72小时是常有的事。终于有一天，突然之间完全没有了工作的欲望，早上也不愿起床，走起路来腿好像灌了铅似的根本没劲。我陷入了完全抑郁的状态。”
T先生一直绷得紧紧的神经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抑郁的状态持续了一个月。他开始考虑要不要辞掉公司的工作。白天他根本不想出门，但是总得工作啊，于是又开始打工，夜晚投递宣传单。
“每天天亮之前投递宣传单，日头升起来了就回家睡觉。于是终于在那一年的正月里下定决心要辞职。哥哥问：‘现在公司经营得这么困难，你要在这个时候甩手吗？’但实际上，哥哥对公司的经营并不认真，裁起员工来倒是毫不留情，我跟他大吵了一架，辞掉了公司的工作。”T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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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邮局的保安
离开了家族企业的T先生，在母亲的帮助下开始了邮局保安的工作。他是邮政劳动省的非常勤职员。
“这个工作做了半年，每天工作5个小时，时薪1 000日元。还兼诱导员的工作。中午邮局的人休息时，也会代卖邮票。”
说到这儿T先生微笑起来。T先生并不适应保安沉默站立的工作，经常大声对顾客进行“请将要邮寄的行李包装好再带过来”这种常识指导，或者为了行人通行畅通整理门前的自行车等。那时还在照顾双亲的T先生对护理的工作很感兴趣，于是辞掉保安的工作，在2003年考取了家庭护理员二级资格。那一年9月，T先生的母亲摔倒了，骨折入院需要看护，从那时起，T先生开始在日间护理机构帮忙照顾母亲。
“我去特护老人院做过志愿者，在院长的邀请下开始正式在那里工作。实习期间一个月时薪1 000日元，第二个月开始时薪1 300日元。夜勤补贴5 000日元，每个月4次夜勤。这样每个月到手收入约为16万日元。”
T先生终于在护理的行业找到了自己的天地。
“老人院里人手严重不足，不能满足60位老人的护理需求。而且能够执夜勤的只有3个人。这3个人要在一个晚上帮助30位老人换两次纸尿裤。为了避免老人得褥疮，还要每隔两小时给老人们翻翻身。如果有老人突然在夜里病情突然恶化，那么3人中的1人就要尽全力进行急救，还要在老人的耳边叫他的名字，唤回他的意识。3人中的另外1人要与老人的家人、院长、护士长等紧急联络。那么其余的老人就全由剩下的1人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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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掉了房子，与母亲相依为命
辞职以后T先生过了很久都没有工作，那是最为艰难的时刻。
“哥哥经营失败后，欠债已经达到了1亿日元。为了生存，不得不卖掉了家里的房子。”
卖掉房子一个月后，T先生与母亲决定独自生活。
“我跟信用金库商量了一下，在房子的产权名义变更之前，留取了一点生活费和搬家费。后来在初中同学的介绍下，搬进了这所单间公寓。原来这间公寓是不租给失业者和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的，由于是熟人介绍，所以网开一面。很幸运，我现在又找到了高中家庭教师的工作，也就想这样，跟母亲两个平平安安地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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