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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第一次阅读亨利·米勒的文字，那时天下着雨，我打开书，亨利·米勒在我面前像一个醉汉一样舞蹈。这样的舞蹈，既疯狂无比，又性感恐怖。他的文字充满着张力，风驰电掣，像吃了摇头丸在迪厅里拼命HIGH的青年。或者说，在他的字里行间，明显地可以嗅到一股浓烈的酒精味，激荡，回旋。有时候嗅得久了，甚至可以在亨利·米勒的文字里，闻到一股马粪的臊气……这样的流氓，仿佛天生地就是为文字而生，就是为了颠覆古典，就是为了在文字中掺杂着速度的力量。
有人曾评价亨利·米勒说：亨利·米勒的文字就像做爱的男人，会有高潮；还有高潮后的筋疲力尽、疲倦以及困惑。一个人创造力真是天生的，在亨利·米勒面前，本来虚幻的文字变得更为虚幻，就像一支支风中的蜡烛。亨利·米勒就是这样以他的粗鲁和狂妄构建自己的堕落世界。
在电影上，同样也是有着“亨利·米勒”的。比如说保罗·帕索里尼、彼德·格林纳威、加斯帕·诺等。帕索里尼我已经写过；至于格林纳威，这个家伙一直与亨利·米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根本不愿走前人走过的路，甚至不想借用别人的拐杖，只想撒开蹄子乱跑一气。格林纳威是有才华的；甚至说，他才华横溢。他的电影，无论是《枕边禁书》，还是《情欲色香味》、《八又二分之一女人》、《圣婴》等，都可以说是杂花生树，活色生香。至于加斯帕·诺，最著名的就是那部意大利美女莫里卡·贝鲁奇主演的电影《不可撤销》，在那部摄影机把人晃得头晕的电影中，竟有一段长达9分钟的强奸镜头——流氓，就是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吸引眼球，迎接挑战，把世界搅成一团浑水。
其实这样的流氓气，与那种不羁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创造力是相同的。流氓气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它渗透各个领域，不仅仅在写作上，在政治、商业、艺术、学术等领域，都有这种从不按规矩出牌的人。想想刘邦、朱仅在写作上，在政治、商业、艺术、学术等领域，都有这种从不按规矩出牌的人。想想刘邦、朱元璋以及希特勒吧，他们从来就是法无定法，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他们是成功者，但在骨子里，他们同样是流氓。流氓与成功者，从来就不自相矛盾。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前一段时间，合肥曾举办了好几项行为艺术展，因为平日里这类活动很多，每次展出都比较红火。对于行为艺术，我一向是不以为然，因为它空有理念，缺乏手段，门槛较低，鱼龙混杂，极容易变成“皇帝的新衣”。在我看来，那样的展出更像是某种程度上的“鬼画符”比拼——参加者一个个比拼小聪明，比拼点子的怪异，来吸引人们的注意。看起来似乎是背叛，是挑战，其实骨子里，尽是虚弱——而这样的虚弱，一直带有无耻无畏的成分。就像那部《不可撤销》，在戛纳放映时，人们哪里忍受得了那样的镜头呢，只好纷纷离场，甚至有人当场呕吐起来——电影名落孙山，导演却一举成名——世界就是这样阴差阳错，不怪诞，不走极端，就很难成功——流氓总是渴望成名的，在商业社会，名气就是金钱，不能声名显赫，哪怕臭名昭著。
世上的流氓成千上万，能成功的，毕竟寥寥无几——那天，我见到一个更流氓的——那部电影叫《一刀未剪》，一部意大利片子。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见一个人躺在那里，不露面目，下身裸露。这个病卧在床的家伙，一会把眼镜架在上面，一会在那里插一支钢笔，一会在那里放一朵花，然后不停地打电话撩拨着女人们……最后，又招来个“鸡”……据说，这部电影还参加过一个电影展，获得一个什么奖项！真是，见到过耍流氓的，还没见到过这么耍流氓的！
一夜成名
史蒂文·索德博格的“一夜成名”就像一个浑小子稀里糊涂地变为大马戏明星。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事了———1989年1月的一天，当史蒂文·索德博格从盐湖城国际机场走下飞机参加圣丹斯电影节的时候，正是他刚刚过完26岁生日的第7天。
这是一个相对宽容和另类的电影节，是世界上所有电影才子期盼的梦。索德博格这次携带的电影是《性、谎言和录像带》，这部电影耗去了120万美元，让索德博格负债累累。背水一战的索德博格到了盐湖城之后，唇干舌燥地向有关人士拼命推销自己的电影。幸运的是，虽然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过于变态，但电影节还是接纳该片为参赛的16部电影中的最后一部。
运气自此就一直垂青他——《性、谎言和录像带》在电影节首映时门票就开始告罄，坊间纷纷传说，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电影，它的吸引力如此显著，就像一场传染病似的。几天之后索德博格上街，觉得局面变得微妙，不时有陌生人跟他搭讪，还有一个人认真地问他：“能允许我的女朋友吻你的脚吗？”一天之后，有一个女人向索德博格递来一张名片，问他：愿不愿意在洛杉矶找个地方跟她呆在一起？索德博格回绝了，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成功了，他已经成名了。
《性、谎言和录像带》的运气并没有到此结束，到了8月，这部电影又获得了1989年度的戛纳电影金棕榈大奖。这一年，是电影大师卓别林诞辰100周年，看起来一切都有点喜剧因素，《性、谎言和录像带》竟然战胜了富有史诗意味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尽管当年的评委会主席维姆·文德斯对《性、谎言和录像带》大加赞赏，但还是有相当多的报刊对这部电影不以为然。
不管怎么说，史蒂文·索德博格红了。从此，拍电影也流行以手提机拍晃晃悠悠画面的方式。这样的方式，明显地代表现代社会的浮躁。浮躁顺理成章地战胜了崇高和沉静——这，也是现代社会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此之后，轮到昆汀·塔伦蒂诺出名了——如果说索德博格的行为像一个马戏团的浑小子一样，那么，昆汀·塔伦蒂诺的出场就像是从音像店的蚕蛹里飞出的一只古怪的蝴蝶。
昆汀·塔伦蒂诺自小就是一个影迷，一个有着轻微自闭症的怪人总是喜欢躲在自己的幻想中。开始读书以后，塔伦蒂诺每天的花头精就是千万百计想办法逃课，他像蟑螂一样躲在卫生间，躲在花丛中，躲在衣橱里，然后在母亲上班以后，以看电视上的电影来获得安慰。高中毕业以后，塔伦蒂诺懒得上大学了，他来到一家名叫“录像档案馆”的录像带出租店当了店员，在看了成千上万部电影录像带后，塔伦蒂诺开始尝试写剧本——他的第一部剧本就是后来相当有名的《落水狗》；然后，塔伦蒂诺又写了著名的《天生杀人狂》等。对于塔伦蒂诺来说，写剧本是如此简单，就像睡着了去做一个梦一样。不久，米拉麦克斯公司看中了这个长相奇特的家伙，尝试着给他提供资金，让他自己去拍《落水狗》，自编自导自演。当塔伦蒂诺费尽周折拍完那部《落水狗》之后，这部带有黑社会暴力性质的电影获得了惊人的两极效果：喜欢的人喜欢得要死，厌恶的人厌恶得要命。
塔伦蒂诺带着这部“黑帮片”粉墨登场了。他先去了法国，在法国找了一家影院上映。法国人是喜欢新奇的，他们喜欢这部与众不同的电影，暴力中带有黑色幽默。半年的时间里，这部电影竟然场场爆满。不久，塔伦蒂诺带着这部电影参加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虽然两手空空，但还是有很多观众喜欢。戛纳给塔伦蒂诺的感觉是，这并不是一个不可接近的圣殿，他完全可以用一种奇特的方式登堂入室。当塔伦蒂诺回到美国之后，他就开始构思那部后来变得更加有名的《低俗小说》了。
1994年的戛纳电影节可谓是“猛片如云”，当时，有基耶洛夫斯基的《红》，还有南尼·莫瑞蒂的《亲爱的日记》、张艺谋的《活着》、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毒太阳》，以及帕特里斯·夏洛尔的《玛戈皇后》等。《低俗小说》的首映仪式周日午夜开始，当载着剧组20多人的车队穿过大街的时候，两边都是狂热的影迷，人们兴奋地把手伸向小车，大声喊叫着“昆——汀，昆——汀”。目睹这一切的塔伦蒂诺不无得意地说：“在场的任何一群人中好像有15个是冲着布鲁斯（威利斯）去的，9个人是冲着约翰（特拉沃尔塔），4个人是冲着我来的。”
那一次电影节的主席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当伊斯特伍德先后宣布《红》和《亲爱的日记》荣获最佳导演等奖项而无缘金棕榈时，《低俗小说》的发行商哈维在座位上像只蹦床上的海象一样对着塔伦蒂诺腾跃不已：“噢，天呐，你要获得金棕榈奖了，你要获得他妈的金棕榈奖了！”结果被哈维言中了，当伊斯特伍德大步出来宣布：“下一个奖是金棕榈奖，1994年的荣获者为——《低俗小说》！”雷鸣般的掌声中，一个女子的声音刀子般尖厉地划过：“耻辱，法西斯！”
昆汀·塔伦蒂诺赢了！他的成功，也被当时的不满者评价为“痞子战胜了大师”。
很多年之后，索德博格在接受一家杂志的采访时，谈到了他年轻时的一件事——1987年，索德博格24岁时，经历了一场顿悟。索德博格回忆说：“我跟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结果被骗了，并且在精神上受到别人的操纵。我同时跟其他女人不清不白——我都被玩弄了。回想起来，我当时太想被我随便看中的哪个女人接受和认可了，可是一旦得手，我就又不感兴趣。有那么一次，我在一家酒吧两英尺的半径范围内跟三个女人睡过觉。6个月后我又重蹈覆辙，这种事情持续了大半年时间，我赤裸到最大限度，喝得酩酊大醉后，又到那里去继续胡搞。直到最后一见女人就厌恶。”
索德博格和塔伦蒂诺的经历告诉我们，经历是重要的，但经历的转化更为重要。只有转化，经历才会变成一笔财富，成为化蛹为蝶的点睛之笔。否则，如果他们一直执迷不悟，那么，这样的经历就会成为洪水猛兽，将自己的生命扼杀在永远的噩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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鳗鱼的故事
今村昌平算是日本电影界一个很奇怪的人物，在他70岁左右的时候，突然地，这个老家伙对性感兴趣了，实际上也不是刚刚有兴趣，还是兴致还魂，有一种末日的浓烈。今村昌平1926年出生，算一算，1996年，他刚好70岁。那一年，息影多年的今村昌平拍摄了《鳗鱼》，引得一片叫好，第二年，这部电影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3年之后，今村昌平又拍了另一部电影《赤桥下的暖流》。如果说《鳗鱼》的内容还有着象征和隐喻色彩的话，那么，这一部《赤桥下的暖流》明显地就没有顾忌了。在电影中，遍地开花的都是对性炽热的留恋。在我看来，这时候的今村昌平已经是有着“临终之眼”了，电影中遍布禅意——对于那些心若死灰的老男人来说，性就像圣诞夜的小女孩划着的火柴一样，能够在黑暗和冰冷中闪亮出一丝暖意。
陆陆续续读过一些日本文化史方面的书，对日本的性传统稍稍有点明白：日本的文化诞生时，性禁忌，就是很少的——传说日本“玉皇大帝”天照大神关闭天窗，世界陷入黑暗，众神便在天窗前开舞会，一名女神露出乳房和阴部，大跳艳舞，逗得全场大笑。笑声传至天顶，天照大神忍不住探头出来看，一下子被这个女神吸引住了，然后，阴阳交媾，日本诞生——这样的创世纪，完全不同中国的盘古开天辟地，或者基督教的上帝造世界。这是一种是最质朴的阴阳观念，元气饱满，思维简单而单纯，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思无邪”。在这种清澈的目光中，“性”本来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所娶的皇后，芳名便是“女阴”。据说其父见其母，兴奋之下化为丹箭，射入对方阴中，对方怀孕，产下的女孩，就叫“女阴”了。
因为这样的源流，相对来说，日本的性观念“禁区”就要少得多了，甚至在某种程度，还是快乐的源泉之一。光源氏是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的一个人物，这位平安时代的武士一辈子风流倜傥，他就像蝉吮吸着树浆一样，吮吸着人世间的情与欲，然后，又像蝉一样生命短暂。紫式部显然是很留恋这样的“色”的，也如此，笔下满是哀怨，满意惆怅。日本的文学一直是情欲旺盛的，无论是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枕草子》，还是江户时代的《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哀伤婉转的基调中，男女之事如樱花般粲然绽放，又如樱花般颓然败落。空与寂，一直是日本文化的核心，这样的世界观，使得岛国文化始终有一种及时行乐的成分，性爱是娱乐也是游戏，像雾像雨又像风。
也难怪日本会出现大岛渚了，也会出现《感官世界》这样连西方人看起来都瞠目结舌的电影。大岛渚们也是有着“临终之眼”的，在他们看来，性欲的高潮，就是樱花开放之时。既然樱花如此美丽动人，并且短暂，干吗不能将镜头对准它们，以发现它们的内在之美呢？于是，日本电影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古旧的木屋，纸拉门，灯光昏暗，身穿和服的武士发髻高簪，一个影子款款地走过来，小猫一样呆在一旁；男子“哼”了一声，女人便静静地爬了过来，温顺地服侍着男人……日本女子似乎一直有着A面和B面，着衣时温顺、羞涩、淡雅，衣服一褪，便成为一个开放的母兽。日本人是很难理解“柏拉图”似的爱情的——即使是《失乐园》中自杀的男人和女人，死前，还要将自己的肉体紧密相联——只有日本，才有这种极端的情欲，如《感官世界》中阿部定那著名的剪刀一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