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式长袍，外套西装大衣，长短很不调和，他讲课很风趣，给我印象极深。黄埔政治教官多数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我读过李达编著的《*》及《独秀文存》一类的书。当时流行的共产党主办的刊物《向导》更是我们的主要读物。通过教官们的讲解和课外阅读，使我们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统治是导致国家衰弱，社会*，民不聊生的根源。要使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必须投身于革命洪流中，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统一全国，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新三*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真正地振兴起来，成为一个强国屹立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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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花剧社的一幕
正当武汉政府准备对蒋介石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他*，武汉市内出现了反蒋标语和漫画时，蒋校长居然于1927年1月，在一片反蒋声浪中来到了武汉，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到“血花剧社”开会。
“血花剧社”是根据“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而命名的，地址在汉口原大世界旧址。这天，几百名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聚集在这里，敬听蒋校长训话。当时，蒋校长全身戎装，缓缓走向讲桌，举目扫视，静立片刻，随即把脚一顿，大声说：“我究竟是逃跑吗？还是自杀呢？”陡然之间全场听众惊讶不已。他停顿片刻继续说：“万万想不到，我在前方率领将士浴血奋战，而后方发生种种谣言中伤我。我是校长，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很伤心。作为老师、校长对待学生跟父母爱护子女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我有个老兄，他年轻时不成才，我母亲把我们两兄弟喊在一起，干脆分了家，声称分了家后再不管我哥哥了，但是却常常喊我偷偷地去看我哥哥嫂嫂，看他们有没有饭吃。以后，我留学日本回来后，老婆告诉我说：‘你留学走后，母亲一端起饭碗就念你，时常流泪’。可见当父母的人，不管儿子成不成才都是一样爱护的。可惜，一些学生丝毫不尊敬爱护自己师长，真使我感到痛心疾首。”蒋介石悲痛的声调，随之激昂起来说：“同学们须知，今天正是革命成败关头，你们要相信我，坚定不移地誓为中山先生三*义之实现而奋斗。”
听了蒋校长一番“苦口婆心”，慷慨激昂的讲演，一部分学生为校长“沉痛”的心情所“感动”，偷偷逃往南京追随蒋校长去了。左派学生识破了蒋介石妄图用封建感情笼络学生，网罗党羽的阴谋，仍留在武汉。
1927年宁汉冲突加剧，武汉反蒋，南京*，双方频繁地发表讲演和文章，公开论战。宋庆龄来校讲《三大政策》，何香凝讲《廖党代表精神不死》，郭沫若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逃往南京的周佛海则发表《逃出了赤都的武汉》，攻击诽谤武汉国民政府。宁汉矛盾激化，3月23日，武汉政府在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坚决反蒋下，明令罢免蒋氏。蒋氏就更加疯狂*，在上海发动了*的“四一二”事变，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分子、工农群众及青年学生。接着广州、长沙等地也发生事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萧楚女都在事变中惨遭残害，黄埔学生被捕者也不计其数。回想当年，宁汉双方互相攻击的主要论点，不外是汉方抨击蒋介石*，破坏“总理三大政策”；任用北洋军阀政府的政客黄孚、王正廷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对共产党，反对进步势力，而宁方攻击武汉赤化过火，共产党篡夺党权，并且造谣说共产党主张共产共妻，搞什么妇女**，男女同浴等等，以蛊惑人心。不难看出，汉方所争的是政治大事，革命前途的大事，而宁方政治上无理，只好利用封建意识施展其造谣中伤之能事。他们所制造的许多危言耸听的谣言，都是对当时各地在共产党和左派领导下，所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农*动的诬蔑。当时嫌农*动过火的人，无非是思想落后，或者自己就是封建地主，死抱着阶级偏见不肯放手。至于国民党右派说什么如果联合共产党，国民党就要*，这就要看你这个党代不代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如果国民党不代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则国民党要亡。如果共产党不代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共产党也要亡。当时，蒋介石先生搞*，耍阴谋，国民党内部本已酝酿倒蒋，北伐军除第一军外，几乎都反对他（我在武汉亲见第六军军长程潜坐在反蒋大会的主席台上）。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蒋介石能一下夺取了党、政、军大权，使中国开倒车数十年呢？并不是什么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主张不合国情，不得民心；也不是蒋总司令有什么杰出的天才。而是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代表新思想的革命力量和代表旧势力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反动集团联合起来的反革命力量相比，过于悬殊，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历史唯物地看问题是“时势造英雄”，蒋介石先生这个*英雄，是历史逆流所造成的，“其谁曰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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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汉分裂声中提前毕业
1927年4月14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尚未在武汉群众中公开，整个城市在形势剧变中仍保持着暂时的宁静。这时，*党员、黄埔军校校务委员吴玉章、办公室主任李合林，把我和傅秉勋叫到校务委员会办公室，要我们提前毕业，立即返回四川。
吴玉章严肃地说：“你们知道南京的消息吗？”他见我们茫然的眼神，继续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会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尽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果郭汝栋阻止无效，可让他待杨森出川后，伺机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果这也办不到，要郭汝栋无论如何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是时，二十军军长杨森兼任川鄂边防司令部司令，郭汝栋为副司令。郭驻防涪陵，拥有两师一旅兵力。
我们肩负着吴玉章、李合林给予的使命，提前毕业了。同时提前毕业，一道分到郭汝栋部工作的，还有任逖猷、赵启民、蓝鼎彝三人。任是共产党员。
离校前，军校发给每人二十元服装费，购置皮鞋，武装带，军装等。我们一天时间就按规定制备齐全，一身军官打扮，由武汉上船，溯江而上。
当时，我们只知道蒋介石已发动“四一二”事变，但对蒋疯狂屠杀共产党的具体情形毫无所知。一路上，仍以革命军人自居，而不知道驻防宜昌的部队，是忠于蒋介石的独立十四旅彭启彪部，稍不注意，就会被彭扣留。幸好轮船直航重庆，不靠岸，我们糊里糊涂地过了宜昌。来到奉节，我们还是麻痹大意不知警惕。奉节已是杨森防区，由所属第八师师长王文俊部驻防。
这天晚上，我们下船进城去找饭馆吃饭，正吃着，突然听到街上急促的脚步声和吆吼之声，原来是王八师（四川人当时这么称呼王文俊）的巡查队出巡。只见为首一人手捧木牌，上书一个“令”字，一个排长不断吼叫：“一切人立正，站起来！”我们新从黄埔毕业，对这腐朽封建的一套毫不理睬，照常吃我们的饭。这个排长一见，冲上前来吼道：“干啥的，令箭在此，为啥不站起来？”我们当中不怕事的说：“我们是黄埔的，我们不懂你们这一套。你们这一套是土办法，九州外国都没这套东西。”这排长一听，鼓起一对蛤蟆眼说：“咹，你们是黄埔大学毕业的军人，怎么还说黄话？到我们城防司令部去说。”一听这话，我不禁着急起来，他们是杨森的队伍，而杨森是反武汉的，弄不好会吃亏。所以急忙站起来，同他们赔礼道歉，说我们刚到奉节，不懂规矩，请求原谅。同时，我又自我介绍说，我是郭汝栋的堂弟，我们都是分发到他那里去做事的。这样，我们才侥幸地离开了奉节，随后再经万县到达涪陵。
从此，我结束了军校学生生活，开始了戎马倥偬的生涯。墨子有几句名言：“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我18岁投奔黄埔那时正是一个思想纯洁，毫无世故，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经过一年多的军校生活，正像一缕洁白的丝放进了红色的染缸，思想所受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这就决定了我的曲折的一生。历尽劫波，回头一想不禁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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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同学会
我离开黄埔后，经常梦绕蝴蝶岗和两湖书院，却再也没机会旧地重游了。1932年，我到南京参观中央军校，原来以为母校不殊往昔，哪知道气氛完全不同。所有“打倒帝国主义！”、“准备流血牺牲”一类标语，全换成“礼义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辨顺逆”一类东西了。我在广州和武汉，都不大知道黄埔同学会，但是南京的黄埔同学会则在1927至1932年时期声势显赫。它不特是蒋校长直接控制的封建组织，而且是一个*黄埔同学的特务组织。黄埔同学会规定凡是黄埔学生，都须由同学会负责登记考核，领到登记证的，才被承认是同学，有共产嫌疑的，不许登记。登记了的会员，如果失业，都可到同学会登记失业，立刻可以领到生活费，同学会还负责重新介绍工作。同学会会员必须绝对服从校长领导，不允许有其他组织活动，更不准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若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一经查出，即严加惩处。同学会还鼓励同学间互相检举，谁是共产党员，被检举了的，要写悔过书，否则会坐监。在武汉毕业的五期学生，在同学录上是无名的，必须有两个同学担保才准登记，这些都说明黄埔同学会当时是结帮拥蒋，并*进步同学的组织。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主要是当时黄埔同学中的头面人物，如曾扩情、贺衷寒、刘咏尧等人。他们之下，又有一批喽罗，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今天说这个是共产党员，明天说那个有共产嫌疑，因此被*，甚至被*致死的同学（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思想左一点）不知凡几。我也是被检举有共产嫌疑的一个，但是我却因祸得福，我考陆军大学时，是用黄埔五期毕业的学历，但同学录上无名，又未登记。不知是哪位同学为我作了“好事”，他检举我与傅秉勋有共产嫌疑，陆大考试委员会审查，反而因此反证，证明我是五期学生，准我考试。从这以后我的“黄马褂”（泛指黄埔生）才算正式穿稳了。
蒋军后来戏称陆大毕业的黄埔生，为“绿头巾赏穿黄马褂”，这种人比较行时，官运亨通？只绿不黄，只黄不绿都略逊一筹。蒋军有嫡系、准嫡系和杂牌之别。全部军官从上到下，一律是黄埔师生的称为嫡系；军官约半数为黄埔生的，叫准嫡系；地方军官多的部队，则称为杂牌。所以同是蒋军，黄不黄关系重大，“天子门生”、“黄虫”的称号，不是无因的。
黄埔的海潮依旧，革命高潮退了，黄埔精神消失，黄埔历史影响犹在，我从思想到遭遇都逃不脱黄埔的影响，往事如烟，使人感慨系之。
退学回国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为达到“征服全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计划，于9月18日，令盘踞我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炸毁了长春至沈阳线上的柳条沟一段路轨，诬我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我沈阳北大营，挑起了“九一八”事变。这时，我们正好要结束联队生活。9月20日前后，日本报纸大登北大营事件，工兵大队官兵都作了传达，他们见到我们中国留学生，都投以蔑视的眼光，我愤恨羞愧得无地自容，出寝室门便低着头，再不愿碰见日本人的目光。可就在这时候，井上辰雄中尉和冲野少尉等总来讲“日支亲善”，说局部地区的误会，很快就会过去，劝我们回到东京，不要“喧哗”（闹事），好好完成学业。这种一面打耳光一面甜言蜜语的亲善，便是傻子也会知道是什么用意，只要有点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想奋发图强，湔雪国耻。九一八的炮声，也惊醒了我在日本“学点本领”的梦幻，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不允许中国自强的。日本并不是“避难者”的乐园，除了归国为振兴中华而努力，不允许我有任何其他选择。
9月底，我同在第三师团工兵大队队附学习的其他四个中国士官候补生离开丰桥，井上辰雄中尉和冲野少尉还到车站送别。我们当然也“感谢”一番，就上火车没精打采地回到了东京。这时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纷纷请愿退学。我们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二十四期的学生，也纷纷到中国青年会馆开会，决定申请退学。面对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中国驻日大使汪荣宝却传达蒋介石的旨意：留学生要安心求学，不要闹事，要相信政府能解决“中日争端”。可是我们很多士官同学，不听这一套，自发成队地去日本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日本宪兵数人乘马前来驱散学生，中国大使馆也派了一个姓丁的参赞来劝学生回校，我们坚持不走，宪兵扬鞭跃马，冲进学生队伍，一时秩序大乱，新闻记者摄影机的灯光闪闪，人们的喊叫声高响入云。丁参赞怕次日的报纸登出他的“玉照”，以袖掩面，高呼“回去吧！”这一屈辱的场面，我至今回忆起来还不胜悲愤。幸当时我们坚持不走，日本陆军省无奈，才派人出来说：“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我们大叫：“亡国奴才再回来。”于是大多数人都办了退学手续。我本来在日本就深感屈辱难忍，所以这一次我是热心的退学鼓动者。我认为要退就要全部退学，才足以显示中国人不可欺侮。我在中国青年会开会时，就竭力宣传“日军进攻锦州，两国宣战。如果我们不走，就都会成为俘虏。”想把所有的学生都鼓动*。遗憾的是，竟有十来个人不愿退学，而且以后退学回国的人，也有再去日本复学的。至今五十年过去了，我还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应该这样没有爱国心，干这种有损中国人的尊严，叫外人鄙视的事。
11月，北风怒号，海水呜咽，我们一群中国留日学生愤然返回祖国。由于大家都是穷学生，坐的是普通客轮。离日本上船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