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教官王恩瀚教的参谋业务，编制装备，邻邦军备、动员输送等，都很一般，不过汇集了一些资料而已。他讲动员也讲了工业动员，变平时生产为战时生产等，但对国防建设上如何发展工业，介绍得不够。当时，国民党几无工业，可能也是学员印象不深的原因。第十期毕业时，戴高翔、魏汝霖等编了一部《中国将校必读》，多取材于王恩瀚的讲授。
筑城先由中国教官马龙文讲，完全是照搬日本教材。以后，一德国工兵教官讲筑城，否定堑壕体系，主张注意伪装分散的据点式阵地。
其余课程，不一一介绍，只有三门不为人重视的课，我认为值得一提：
1。白俄教官布尔宁讲的谍报勤务，内容丰富，对于如何获取情报，传送情报，反谍，防谍，今日都尚有参考价值。
2。戴锡龄教官教的军队教育，既说明一些军队教育的原则，又详细说明每年度训练总监部如何下达训令、各军师如何作出指示，各团如何作出年度计划，期间计划，周间计划，每日计划。这一套虽然都取材于日本，但教育计划性强，对部队要求严格（都是全训），对搞部队教育，很有帮助，我认为今日也有参考价值（与我所见苏联顾问的《军队训练法》的教材有相似之处，也可以相互补充）。
3。马术，当时战马被誉为无言战士，是战场主要交通工具，也是现地战术、参谋旅行的交通工具。所以，当时我们每星期有两个下午练马术。以后，杨耿光主张学摩托车和汽车驾驶，但未能实现。如今现代战争已经发展到运用电子技术实施指挥，但指挥员和参谋大都还要靠在飞机、汽车、摩托车甚至战马上实施指挥。因此，所有指挥员和参谋都应学会马术（山地交通不便地形，仍用得着），学会驾驶汽车，能驾驶飞机更好，不能空中驾驶，也应学会在空中目视侦察能力。
第十期曾于第二、三学年的暑假，两次去庐山五老峰下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6）
1933年，庐山开办“北路剿×军官训练团”，陈诚任团长，杨耿光任教育长，所以，杨耿光弄我们去。先以为去任连排长教员，哪知到庐山后，把我们编为第十二连受训。
1934年，“庐山剿×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陆大第十期、十一期学生均前往受训。第十期中有少数同学任排长，我和多数同学还是学员。
这两次暑假训练都是为蒋军打气为主，而所谓军事训练只不过是陪衬而已，只搞一些诸如射击、筑城、爬山运动等士兵动作。1934年，德国总顾问巴德讲了一次初级战术，讲搜索，警戒、瞭望等七个问题。
每天朝会，每周纪念周，蒋介石、陈诚均要讲话，但无非是些“不成功便成仁”，“受围不惊”，“被俘不屈”之类呓语。张励生（当时似系行政院秘书长）则经常阿谀奉承蒋介石、陈诚，说他们讲话好极了，并对蒋、陈的讲话作些发挥，使人听了肉麻。受训完后，各发一柄短剑，上镌“军人魂”三字。这不仅仅是个装饰品或自卫武器，实际意味着蒋介石要求每个军官要“效忠*”、“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两次训练团受训对我来说，除在庐山避暑爬山外，一无所获。
因为陆大学员学的是联合兵种的指挥，所以要熟悉各兵种情况，日本陆大是把学员分到不同兵种的部队去队附学习，当时中国无较强的部队，所以杨耿光把队附勤务改为兵种学校参观见习。我们去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见习，看了战斗演习。详情已记不清，只记得步校现地沙盘，搞些泥人，我们戏呼之为阎王殿，但这只不过是调皮而已。我认为，现地沙盘，可在沙盘上显示情况，而令学习者在现地作各种战斗动作和决心处置，是一种好教育方法。另外，我们还参观了海军和空军，每人都作一次感受飞行。史培曼还组织参观了几次炮兵射击。
我们毕业后，学员曾分组赴军政部、军令部、铨叙厅见学一月。我分配在铨叙厅，厅长林蔚。这一个月见习是我难忘的一次学习。在这里，我们学习了“人事法规”，了解了任官、任职、退伍等手续。这一套人事法规，完全抄袭日本（日本《军队成规汇集》汇集了全部人事法规）。
平时军官分官组进行考核（尉官以联队为单位分组，校官以师为单位分组，将官全国范围内分组，以比较优劣）。
有停年和经历调任的规定。停年即每一级军官有一定的晋级时间，使其熟悉职务，不到规定时间，不得晋级。如少尉至少一年半才能升中尉，中尉三年才能升上尉，上尉四年才能升少校，如此等等。经历调任是为了培养军官的才能，当其任一职务，二三年后，即改任他职，如相等级别的参谋、教官、队职军官等职务对调。这些办法颇有可取。但蒋军并未认真执行。在用人上仍然是任人唯派、任人唯亲。文化好的终身参谋，政工人员终身卖狗皮膏药。军师长把持一个部队长久不放，压抑有才能的中青年军官晋升等现象比比皆是。有法不依，怎么能把军队建设好，军队哪会有战斗力？
第十期毕业后，曾选三个学员去学空中侦察，我是其中之一。1935年冬，我被派往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学习，时间六个月，在空中飞行共四十小时。学了空中照相、航空判读、目视侦察、炮兵射击指挥、空中射击等等。学习完后，还规定我每年须去空军服务一个月，但我以后未去过。现代战争，战场辽阔，指挥官参谋人员，常须空中视察、指挥，培养一些陆军人员具有空中知识，办法是好的。而且，现代战争，海、陆、空常须联合作战。所以最高统帅部、方面军等的指挥员、参谋，能具有海、陆、空三军知识最好。
由于杨耿光提倡上课记笔记，陆大十期学员，上课很少缺席，还专心记笔记。下课后，学员们不是作战术作业，就是整理笔记。早晚自习，常有许多人读外国语文，看参考书籍。翻译官们对我们说：“陆大在北平时，学员颇讲究交际，互呼‘学长’，校友观念很深，庆吊往还、请客送礼之外，还经常一下课就携带家属，或家属们互相邀约，看戏打牌。甚至还三三两两，狎娼宿妓。学习风气很薄弱，没有你们这样好学。”这些话可能是故意糟踏先期的同学以讨好十期学员，但陆大移南京后，风气有些小小转变也是真的。我记得1933年旧历初一，我们不放假，照常上课。学员到齐了，教官王恩瀚也到了，只邹编译官不到，经频频催促，才姗姗来迟，腼腆地说：“以前旧年新年没人上课，所以未准备来。”这就是一个例证。十期以前，学员拜把兄弟，以便在社会上互相拉扯的，可能也有，但未闻其详。十期毕业时，某几个同学攀龙附凤，同甘丽初拜把兄弟，结小团体，陆大十一期以后这种结小团体之风逐渐盛行起来。后来，蒋介石先生糅合黄埔同学会和四校同学会等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原是为了“作之师”，（他兼各军事学校校长）殊凑合在一起，结果还是一盘散沙。各拉各的帮派。连蒋介石先生的蓝衣社（复兴社）也不例外（国民党、黄埔同学会都腐化失灵，蒋介石又想借此法宝作团结黄埔学生的中心）。蓝衣社的骨干十三太保如贺衷寒、曾扩情、康泽、刘咏尧、邓文仪、刘健群、酆悌、滕杰、陈复等多为黄埔学生。所以，陆大十期学员中的黄埔学生除我一人外，都成为争取对象。星期日活动，正经得像煞有介事，实际这个法西斯组织与流氓集团青红帮无异。
我认为当时许多陆大学员，没有政治灵魂，某些人只知拉封建关系，把爱国主义、民族气节都置之脑后，学习只是为了加强个人本领，取得陆大文凭，提高个人社会地位，好升官发财而已。我知蒋介石也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换帖，拉封建关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这一反面教材，值得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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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任陆大研究员和教官（1）
1936年3月，我在杭州笕桥学习空中侦察告一段落后，返陆大复命，即拟返回原部队。杨耿光认为我这个多言好辩，会钻教官的空子、捣蛋调皮的门徒，是个讨厌的学员。我不特经常弄得教官下不了台，也出杨耿光的洋相。记得第三学年春季现地战术实施他在滁州亲自指导现地战术。一个学员作决战防御案，摆一个外八字阵地，前面设前进阵地，诱敌人一进攻，便缩回本阵地。他讲评时说：“这是乌龟的缩头战术。”弄得哄堂大笑，这个学员狼狈不堪。演习到镇江，他拿出一个渡江占领桥头堡固守待援的原案（这是仿照他在日本陆大毕业时御前战术作业的方案）。他抽问学员，一一评击。他批评完后、问道：“这原案有个缺点，你们看见否？”我应声而出说：“看见了，这成了瓮子里的乌龟，‘瓮中之鳖’。”大家听后又哄堂大笑。
他刚才说了人家乌龟战术，这时也不好生气，只说“郭汝瑰，你强辩，瞎扯。”
但是，这时，他认为我是一个对付好抬杠的学员的好教官、硬要留我任教。我执意不肯，并对杨杰说：“我见凡当教官的人都是终身潦倒，一事无成。”
杨说：“你的看法不对，你懂不懂得委员长是怎么搞上去的？”
我答：“不懂得。”
杨说：“委员长的成功的秘诀就是‘作之君、作之师’。所以，至今他还兼任陆大、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我们是师生、我不会害你。如果你在陆大教几年书，结交些师友门生，会对你一生事业有很大帮助。”
这时我内心也不愿到我堂兄郭汝栋部靠封建关系作官，“剿共”做帮凶，又想多学点军事学术，靠本领吃饭。经他这一说，我便决定留下来，并进了陆大研究院第三期。这期研究员，主要是陆大第十一期毕业学员。本期研究院主任是张亮清。
陆大研究院，并不研究比陆大学员所学知识更高深的军事理论和学术，也不研究未来战争和各国军备，而是提高当教官的本领。因此，研究院除照陆大正规班继续进行战术教育及先生讲学生听的方法，灌输些军事知识外，特别注重战术教育法。杨耿光曾要求我们一天要作出十个想定。我们虽不免粗制滥造，但总凑足数交了卷，这些磨炼，可增进教员迅速构成情况的能力，使教员能随机应变，以情况诱导学员作业，办法是未可厚非的。这里已没有中国战术教官，都是外国教官任教。指导我们应用战术的是石达开、奈维格。奈维格是一个机械化兵科军官，教机械化兵战术颇得研究员好感。他结构想定也比较巧妙，设想战略态势，计算时间、空间，都引人入胜。战术课目，仍是攻（包括遭遇战）、防（包括持久抵抗）、追、退，也同史培曼、石达开一样，一来就造成包围迂回有利态势，再局部形成优势，打敌人一个致命伤，然后，步步紧逼，不让敌人挽回颓势，直至全歼敌军为止，他也讲究攻弱点（攻瑕），灵活机动，向打得动的方向发展。所以，行军、展开，都讲究既一下就发挥出全部力量，又注重有灵活转移重点的余地，只是计算行军长径、行程、时间、距离换算等关系，与炮、坦完成进攻准备的时间不同而已。防空除大口径高射兵器分段跃进，小口径高射兵器在行进中掩护外，更注重夜间机动。但与空军联系不如苏联专家所搞的紧密。防坦克也未强调防集群坦克，不曾计算防坦克兵器密度，这当然是因受时代限制的缘故。。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任陆大研究员和教官（2）
研究院也由史太秋教空军战术。今天回忆起来，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留意叙述之处。但有一事记忆犹新。一次，我们研究员乘马搞现地战术，见道旁伐倒一株大树，任其日晒雨淋。史太秋就喟然长叹说：“你们中国如此破坏自然，浪费木材，说明你们生产不发达，而又浪费资源。在德国，这种现象是要受法律制裁的。”这本不属于军事范围的事，然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仍不免乱伐树木。我深有感慨，所以赘述于此。
研究院还有一名教永久筑城的白俄教官斯达维斯基，曾在法国某军事学院担任过教官。所讲内容过于陈旧。讲日俄战史的多马舍夫斯基，当时却颇受研究员欢迎。他站在沙俄立场，所讲与黄家濂据日本战史讲的大异其趣。他经常用“战胜者毋庸批评”一话来原谅俄军的错误，轻视某些日军战略决策的正确性。他没能以“古为今用”的精神探讨战术思想的发展规律。但他以“沙窝伊大将之骡，随大将身经数十战，但于军事思想无补”来讽刺那些经过实践，却不去总结经验教训，取得教益的人，是意味深长的。我以为这对学习战史，只讲史实，赞赏古代名将的一些决策而不寻求战争规律发展的人，也是辛辣的讽刺。解放后苏联专家韩切夫斯基在军事学院印发了一份军事发展史的图表解教材，但是言必称希腊罗马。我们中国三千年军事发展过程，至今还不曾看见系统研究的著作。太遗憾了！我希望能早日看见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军事史！
我没等到研究院毕业，就被推上了教学第一线，叫我担任战史教官。因十四期的欧洲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教官被学员赶下了台，要我在紧急情况下“伍间增加”。我在陆大学了三年德文，而陆大战史材料多为德文本，我想借此机会增进德文水平，而且认为教战术就是那一套原则，倒来倒去还是那一桶水，搞到一定水平，再搞也难进步，不如在战史宝库中苦心钻研，还可获较多教益，因此，欣然前往任教。
我认为古稀（我任教官时他已回国）教欧洲战史，在战略决策得失探讨和学术观点批判上，还是讲得不错的，为什么不受学员欢迎呢？原因在于唱“折子戏”，讲个别会战史，而未对整个战争经过、总的教训得失作出结论，东鳞西爪，贯穿不起来。而且中国人对外国地理不熟，外国人名地名难记，他采取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所以不能引导学员深入理解。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