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严刑峻法，也不能不保留这一条。汪兆铭策划谋刺未成，累及无辜，跟亲手杀人有何区别？便是伍先生为审案法官，难道可以因同是出身民党便徇私枉法吗？若是如此，伍先生所言之公平何在？”
龙谦很是诧异地看了眼江云，这个反驳极为犀利，让伍廷芳有些接不上话了，没想到这小子这些年很是读了些书呢。但此刻不是争论此案的时候，于是摆摆手制止了江云，“伍先生，如果不是碍于汪氏的身份，此案早已处置了。正如江局长所言，他造成了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处理是必须处理的，就算我不追究，死于他手的无辜百姓总要一个说法。江局长刚才并非虚言，国安总局是有那个能力的。但我历来反对用刺杀的手段解决政治问题，那样未免太下作了。既然伍先生希望用公正的审判处理此案，可以，我答应了。就将其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要案来审，以此彰示我们依法治国的决心吧。”
依法治国？注重证据？江云默然地注视着自己唯一的上司的面容，他其实已经不关心关在秘密监狱中的汪兆铭，那已经是个死人，失去了任何的意义，他关注的是那些尚未暴露的敌人而不是笼子里的囚犯。
“不，这不是我的规矩，我这一行不需要证据，我不审问只判决。”江云在心里对自己说。
要说有人真正理解他的内心，那么这个人就是我。江云的目光从领袖脸上移开，转移到了黑色办公桌上那盆苍翠的盆景上了，不再参与他们之间的对话。而他们之间的对话显然已经结束了。
伍廷芳虽然曾是孙文的阁员，但与汪兆铭并无深交，之所以提出此事，确实受了昔日民党要员的委托，见龙谦如此表态，“总统如此心胸，定能开拓一番从未有过的新局面。老朽在此谢过总统了，非是为汪氏，而是为天下黎民。”
“正是这句话。不过，伍先生啊，法治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为即便中枢有此决心，要让下面都能正确地体察依法治国的本意，需要时间，更需要大量的视法律为生命的司法人才。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体民众中普及法律，让民众知法守法，才是治标之策啊。”
“总统金玉良言，伍某牢记在心。总统如此明晰法治之艰难，伍某以为正是国家实施法治的前提啊。请总统放心，伍某一定竭尽全力，不辜负总统的厚望。”激动之下，一向崖岸高峻的伍廷芳竟然如此地表态。
如果明了伍廷芳近年来的所作所为，就明白其人为何对于建立现代司法体系如此的热衷了。
伍廷芳不止一次地惋惜清廷的覆亡。在伍廷芳看来，清廷的新政不是花架子而是真干，而且，差一点就实现司法独立了。
研习西洋法律多年拿到英国法学博士头衔的伍廷芳自1882年自香港回国，从给李鸿章做私人秘书开始，到清廷下达修律大臣任命前，伍廷芳不过候补四品，十八个月间，清廷四次颁旨擢升其官职，参与修律时，他已是外务部右侍郎。
伍廷芳确实不辱使命，为司法独立和文明审判大干快上。《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商律》、《破产律》、《大清印刷物品专律》等多部新法都由其担当修订。
伍廷芳深恨肉刑。刑部监狱犯人死亡率高达35％，大量的犯人死于骇人听闻的肉刑之下，一定程度上是满清极端落后的司法制度造成的。
案子多，办案人员少，期限又太紧，不搞肉刑逼供没有更好的办法。清代寻常命案审结期限为六个月：州县须三月内结案解府州，府州一个月内解司，司一个月内解督抚，督抚一个月内报皇帝。盗窃及情节严重的命案、钦定的案件时间更短，仅两个月。超期则罚俸、降级。
1908年担任句容县令的许文濬，曾因上任一月就讯结“上控案”五起，“自理案”二十九起被评为先进，记大功两次。但每日超过一件的结案率，很难说其中没有冤情。
据日本学者的考证，清代县衙每年收到的呈词约在7000…10000份，最多可达15000份。即使只有十分之一需要受理，县衙每月应审案件70…100件，即便如许文濬这样的“劳模”也只能完成三分之一。
政策定成这样，基层自然就化压力为暴力了。所以，从1901年起，刘坤一、张之洞等有见识的封疆大吏便提出“恤刑狱”、“省刑责”“重众证”。而研习西洋律法的伍廷芳提出了“案以证定”的定律。
1902年，刘坤一、张之洞以及刚从山东调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联名保荐两名司法专家：“久在秋曹，刑名精熟”的刑部左侍郎沈家本以及“练习洋务，西率专家”的出使美国的四品卿衔的伍廷芳领衔进行司法改良。
在伍廷芳和沈家本的主持下，凌迟、枭首、戮尸三项酷刑，代之以斩决、绞决与监候。对于他们提出的严禁刑讯逼供，对小偷等轻罪培养劳动技能等方案，清廷全部照准。
1906年10月，清廷尝试推行司法独立。刑部改为法部，掌司法行政，不再具审判职能。原专司复核的大理寺改大理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在法部设置总检察厅，最为最高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权。
这一切的灵魂人物就是伍廷芳。
可是，伍廷芳承认，清廷最后几年在司法方面的改良并未取得明显的成果。正如龙谦所说，国家太缺少受过良好教育的司法人才了，所以尽管上面有良好的意愿，但下面无法体会上意，依旧按照过去的办法行事，将朝廷的美意都辜负了。更为关键的是民众的愚昧，这一点龙谦也提到了，要加强教育，做到让百姓知法守法才是治本之策啊。
教育问题更为当紧啊。在山东效力多年的蔡元培竟然拒绝了民国的召唤，宁可留在山东搞他的高等师范教育，可见山东有吸引他的地方。早就听说蔡氏奉召入京了，但他尚未见到，据说是回山东公干了，很想早一些见到这位光复会的发起人，究竟将如何布局新中华的教育大业？
正文 第十二节 蔡元培
元宵节后，蔡元培携家眷自济南返回了北京。这个春节他是在济南过的，自1903年赴济南，六年里，一手创办的山东师范大学虽不敢说枝繁叶茂，也算郁郁葱葱了。此次一别，就算是永远地离开了那所倾注了他无数心血的师范学院，自然有很多好友要珍重惜别。另外，此次回济南，蔡元培已然与昔日的校长身份迥异，肩负组建教育部而遴选人才，也需要一些时间。
蔡元培在去年（1909年）9月被“缺席”委任为民国的教育总长。但他没有理会孙文的相召，依旧留在济南做他的山东师范大学校长，根本不为所动。既是听了济南教育界老朋友们的相劝，也因为他看清了摒弃龙谦于外的民国政府在蒙山军军事压力下根本就是一个笑话。他对济南的几位地位相当的朋友说，“孙先生太操切了！怎么能无视广州的存在呢？如果将总统之位留给广州，民党与广州未必不能融合为一体，但这样无视广州的存在，可叹。”
蔡元培口里的广州是代龙谦。其时，龙谦已不在广州了，率军拿下了长沙，正与武昌兵变组成的民军第一师林述庆部对峙与汀泗镇。
山东大学校长许文夫冷笑数声，“天下之人，能抵御权势的有几？好不容易熬到东南光复，且不管他强敌环伺，先过一过皇帝的瘾嘛。乱哄哄你方唱罢他登场，到头来都是笑柄而已。”
山东工业大学校长马茂宏是留英化学博士，山东工业大学也是济南三所大学中成立最晚的，马校长说，“孙先生反清久矣，闻名于世，此番占据大义的高度，难不成山东兵还要对东南动手不成？”
许文夫放声大笑，“远图（马茂宏字）太不了解吾国政治之真意了，治乱循环本就是历史的必然，早在五十年前，湘中大儒王辏г司投栽恼ぱ郧迨冶赝觯奔洳怀迨辍Ｈ缃褚讶肼沂溃沂乐校掷镉斜褪抢洗蟆Ｋ镂氖嗄瓴┑玫哪堑阈槊旨玫檬裁词拢慷喜欢蛐砘构思汕逡椋衷诙衔奘用缮骄拇嬖冢酶怂值睦碛桑〔恍拍憔颓谱牛怀鍪眨现囟ㄗ蚨希≈劣诤浊湫炙灾诤希鞘樯∪缃袂逋⑼宋唬毖蟾餐觯诰褪橇脚烧郏慌捎行郾颍慌赏接行槊眩绾稳诤希慷遥怨疟闶翘煳薅眨忝呛卧泄飞嫌辛险俊�
蔡元培晓得许文夫因小女之故对龙谦心生芥蒂，但这个秘密在济南保守的极好，知悉的不过数人而已。马茂宏就不晓得其中的牵连，所以也不欲多争辩，只是笑笑而已。
马茂宏便问蔡元培，“鹤卿兄真不去就任了？以鹤卿兄大才，出任教育总长真是再合适不过！”
“鹤卿的选择是对的，与其图那点虚名，不如在济南实实在在做点实事！”许文夫倒是赞同蔡元培的选择，“我看东南民党，不过是釜底游鱼而已，何苦趟那趟浑水？”
果然，孙文的民国政府只存在了一个半月就烟消云散了。据说孙文在日本成立了流亡政府，不断号召民党起来反抗龙谦的暴政。但蔡元培相信，龙谦的蒙山军算是真正站住脚了。在现实情况下，除非出现异国军队的大规模进攻，没有人可以取代蒙山军所主导的中央政府的成立了。列强会出兵干涉吗？没有任何的迹象。
陈超出乎意料地返回了济南，出任了山东民政长。这位炙手可热的新朝权贵拜访了蔡元培，转交了龙谦邀请蔡氏北上就任教育部长的亲笔信函，并详细口述了龙谦的建国主张，特别是龙谦对中枢机构设置的设想。蔡元培颇为心动。很难想象一个以军功起家的武夫会如此的深谋远虑。陈超坦言这些东西是龙谦要他转告他的，而且，陈越之认为，龙谦的政体设想很多不切实际。恰恰是陈超认为不切实际的东西打动了蔡元培。于是，蔡元培在学期结束后正式辞掉了师范大学这所浸透了他心血的好学校，动身北上了。
蔡元培抵京后，龙谦设家宴款待了他。期间谈到了教育部的组建及他对教育工作的基本设想。
龙谦说，教育部在现阶段，姑且算作五年吧，主要是抓两头，一是普及五年制义务教育，另一头是整顿、组建五十所大学及专科学校。对于普及五年制义务教育，蔡元培完全赞同，担心的是这份宏伟的设想可能落空。龙谦的策略是义务教育全归地方，由各省（含预定成立的北京、上海、济南及广州四个直辖市）教育厅负责，经费完全由地方财政负担，限期三年，在完成全国人口调查的同时，建立全国性的义务教育体系，超过一定比例分适龄儿童如果不能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则追究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给予警告、降职、免职的处分。
谁来核查呢？龙谦提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地方议会。凡是此类问题的监督者就是地方议会。
如果中央真的认真严厉到如此地步，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将取得非常可观的成绩。蔡元培在山东数年，对于各府各县推行小学教育是做了调查的，其资金耗费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高，盖由于地方乡绅一般对于家乡建立小学校表示支持，捐款捐物的情况比较普遍，而且，还有私塾等一些教育设施可资利用。
关键是师资。龙谦说，这就要双管齐下了，一方面组建一些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师资，另一方面则要将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利用起来，科举制度下还是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为什么不能用？五年制义务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扫除文盲嘛。
当蔡元培指出可以参照山东的做法时，龙谦认为山东固然有相对成熟的经验，但其中的先天不足必须纠正。其一，山东小学校使用的教材不行。囿于当时的情况，使用的都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一类的童蒙类读物，现在国家成立了，满清推翻了，教育部要编纂印制统一的教材，由各省教育厅登记订购。不要小看教材的作用，它将影响一代乃至数代人的道德修养。孑民先生从事教育多年，但更多的是大学教育，我不敢说您不懂小学教育，但可能存在盲区。教育从娃娃抓起，国家需要什么样的青年，教材就编纂什么样的内容。教材讲什么？一是爱我们的国家，二是爱自己的父母亲人。传统的东西我不反对继续使用，但爱国守法的内容必须加进去。爱国要从小教育才行，要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祖国，国家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大一点的孩子就要加入宪法民法方面的内容，从小教育培养公民意识，摆脱奴性，塑造完整的公民人格。其二呢，就是要加入科学内容，比如数学、自然方面的内容，光是识字不行。这方面我们手里那些童生秀才们怕是有些差距，所以要编撰统一的教材。
蔡元培对此极为赞赏。
蔡元培指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普及义务教育将彻底消除文盲，这件善政的功德无量，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但是，适龄儿童怎么确定？比如十六岁的青年，事实上已经在工作养家了，但很多还是文盲，这种情况怎么办？
龙谦认为要灵活处理。怎么灵活处理呢？第一，适龄儿童的年限，建议规定为七岁至十二岁，这是接受教育的最好年纪。超过这个年龄的少年或者青年，愿意接受教育的，学校不得将其拒之门外。但由于家庭关系不能进校念书的孩子呢，不做勉强，但可以用夜校一类的机构扫盲，这个由企业或者乡村解决。
接着谈到五十所大学或专科学校的设立和整顿，龙谦谈了自己的设想。
“工业化是我们必须走的路子。而且时间急迫，越快越好。但工业化的推进就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了，所以要设立大学和专科学校，不只是资金和师资力量的问题，更多的是专业的适用性。现在我就是要搞实用主义，学校和专业的设立必须服从我工业化的需要。当然还要考虑全国的布局，要在中部和西部多设立几所大学，带动中部和西部的崛起。
大学以及专科学校与义务教育最大的不同有二，第一是办学资金来自中央，由中央财政完全负担。要测算一下需求，规定一个比例，比如将全国财政的4％或者5％拿出来做教育经费，由教育部支配使用。大学的分类要仔细研究，确定名单，比如综合性的大学，比如比如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