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里坐堂，而是晃荡着空袖管四处乱跑。上任之始动静频发，先是划分区域，限令居民清扫各自住所附近的街道并清除垃圾，违者重处。市政府留用的一名老吏忽视新市长的政令被开除，丢掉了饭碗。接着是修建公共厕所，然后借一起驻军武器被盗案，将“盘踞”城内多年的乞丐团伙一扫而空，首领被枪决，团伙成员被遣送北疆垦荒，城市为之一肃。军委会经济局试行的土地管理暂行法案公布后，江苏也是第一批试点省，无锡则是省里第一批四个市，因为代理市长的强势，查田登记开展的轰轰烈烈，豪强为之敛手，是有许文夫所言的“抑豪强”之说。这个姓初的市长有些北方人说的二百五劲儿，但很多市民却喜欢他，喜欢他不像市长的那副样子。
人们议论纷纷的开国大业终于有了动静，就在国防军宣布收复库伦的那天，各大报纸发布了一条重要的消息，首届国会将于4月16日在北京召开！期盼已久的开国盛典终于在国防军的捷报声中拉开了大幕。
正文 中部 第一卷 新中华 第三章 权力中枢
正文 第一节 国会（一）
宣传局所拟召开首届国会的方案数易其稿，终于在春节前报军委会批准，随即公示全国。方案中明确了各省议员的推举方法，特别强调了各省所推举的议员必须的政治条件。年后，各省推举首届国会议员及省级议会的组建工作便全面开展起来。
从1909年10月组建军委会宣传局至12月底整整三个月干了这么一件事情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实际上宣传局做的工作远不止于此，比如宪法起草，比如政体设计，都是分量非常重的工作，由于洪粤诚的班底得用的人太少，懂业务的如宋教仁杨度之流又常常自以为是，根本不按洪粤诚交代的“套路”走。偏偏要交代的龙谦又“刚愎自用”，在诸多大政方针上已有定计，却不去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体现他的意志，而是让宣传局内部用讨论的方式统一到他设定的路子上来，所以搞得洪粤诚苦不堪言的同时，效率也极低。
好在政事并不耽搁，一些政府机构已经组建并开始运作，比如国家安全总局、兵工总署、教育部、国防部已经组建，主官已经就位，工业部的组建也即将完成了。一些法令以暂行办法的形式颁布下去了，下面已经动起来并且带来了很大反响。反正在政府正式成立前是军事管制的模式，管理各省各市各县的是军队，军委会的命令好使的很。这种局面促使宋教仁等准备用议会政治的方式体现自己治国理念的人很是焦急，他们甚至认为这是龙谦玩弄的权术了，他就是故意打这个时间差了。等议会和政府正式组建，下面都乱成一锅粥了。义务教育无所谓，那是善政，但土地革命可不是小事，虽然民党一直高呼“平均地权”，可是民党要员往往出自富家子弟，对于土地革命有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反倒是龙谦手下那些军区司令们多是泥腿子出身，毫无顾忌。所以，军委会的步骤越快，让宣传局掣肘洪粤诚的势力越发着急，不得不让步以便早已开国会“以定大计”了。
但龙谦又反对宣传局搞出的国会组建办法。他认为首届国会的使命要相对简单为好。不可能一步到位。比如要组建参议院和众议院就没有必要，不是两院制没有道理，而是不适应我们的现状。首届国会干什么？现将国家大政定下来！甚至连宪法都可以不定嘛。都说宪法重要，你们这么仓促地搞，以后变不变？如果不停地修订，严肃性何在？这又是一番道理。
按照龙谦的意见，首届国会的使命有四，第一当然是确定政体、国名、首都等重大事项；其二是推举国家元首并委托其组建中央政府；其三是建立和完善议会制度；其四是组织制定国家的首部宪法。
宋教仁承认龙谦的想法是正确的，而自己则有些迂腐了。
之所以要“建立和完善议会制度”，是因为军委会所批准的首届国会的组成办法存在重大缺陷。它的组成体现了事实上的掌权者——蒙山军军委会的意志，因为各省国会议员的名额确定、推举及批准都是由七大军区所负责的。首届国会更像是一个过渡机构而无法承担共和体制下议会的作用。这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这个办法符合当前的实际，尽管舆论有不同的声音，但主流上还是肯定这一做法的。
这一方案，从根本上否定了党派参选的怀疑。
方案确定后，宣传局的工作终于上了快车道。第一就是确定首届国会议员的名额分配。这又争吵了七八天，别看宣传局是一个临时机构，但大家都晓得它就是国会的化身，而将来国会并非是聋子的耳朵，议员的多寡直接影响着地方的利益，不能一开始就落了下风。各省都在活动，希望多几个名额。
军委会批复的国会组建方案的附件一就是各省议员的名额分配，具体如下：山东9人，广东、吉林、广西、奉天、直隶（含北京）7人，湖北、湖南、云南、浙江、江苏、黑龙江5人，其余各省4人。总计130人。
山东作为蒙山军的大本营显然受到了照顾，而广东等四省是蒙山军的二类根据地，北京为预定首都，名流汇集之所，名额上也受到了优待。接下来的第三类省份是较早“归顺”蒙山军的省份，也有所优待。
针对各地就名额分配的质疑——保皇党及民党的报纸立即指责蒙山军独裁。这是无法分辨的事实，因为将首届国会议员的决定权交给各大军区，决定权无疑就在蒙山军的最高统帅手中，这样一来，首届国会必然是蒙山军一言堂。
为此，军委会宣传局明发了一份文件，解释了各省议员名额确定的原则——鉴于推翻满清缔造共和的过程中，蒙山军为主导的政治派别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蒙山军创建及壮大过程中付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的省份及地区应予格外重视。对于议员的最终确定交给军队，是因为国内的现状尚不具备普选的条件。军委会承诺，在国会正式组建后，将本着各省一律平等、公民一律平等的原则重新确定国会的组成选举办法。
为此，根据宣传局的建议，龙谦在2月13日接受了《大公报》记者就召开首届国会的专访，通过媒体，再次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传达了中国彻底破除封建残余，实施民主政治的坚定决心及步骤，以及实行现在办法的必要性。
之所以选择《大公报》，是因为该报一直秉承公正的新闻立场。当然，公正是相对的，自蒙山军起兵反清，《大公报》的所有关于内战的报道在龙谦看来都是公正的，比如长沙大火，除了蒙山军所控制的媒体外，几乎都不辨是非地指责声讨南方军焚毁名城的滔天罪行。唯有《大公报》认为蒙山军部队救火救灾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至于是谁放的火，抑或是炸弹所引或者百姓失火所致，应当详细调查。该篇报道给龙谦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数次在宣传局关于新闻管制的内部会议上表扬《大公报》并要求《山东新闻》等报纸学习《大公报》的新闻立场。不饰恶，不溢美，客观公正地报道一切新闻。
《大公报》用两版篇幅报道了对军委会主席龙谦将军的专访并撰写了评论，认为国家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对于实施民主政体是有诚意的，承认在数千年专制统治的基础上实施民主政治的构建需要一个过程。评论说，前清政府预备立宪搞了若干年也没有结果，蒙山军取得政权后不足半年便筹备国会的召开以确定国体及政体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这篇文章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有力地促进了各省议会的组建及国会议员的推举工作。几经反复最终回到国内暂居上海尚未赴京的梁启超在《申报》上发表文章，对蒙山军军政府（这是梁氏对军委会的称呼）召开国会表示支持，但对国会的组建提出了批评。他在文章中又说，万事开头难固然不错，但挂羊头卖狗肉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蒙山军军政府究竟如何做，我们不妨听其言，观其行。
于是上海的记者蜂拥去采访梁启超，问及一个关键的问题，假如先生当选议员——姑且就在江苏当选吧，会去北京参加国会吗？梁氏肯定回答会去！但他表示自己当选的可能性为零。因为江苏省作为全国的政治军事重镇，中枢只给了区区5个名额。因此，梁启超痛批了军政府国会名额的分配，讥笑龙谦心虚，既然示之以公，最公平的办法是各省均等，而不是明显照顾山东、广东、吉林等蒙山军“老巢”。
梁启超没有想到，他还真的当选了。不过不是在江苏，而是在浙江！浙江民政长汤寿潜找上了他，希望他代表浙江参选，梁启超自然乐意，于是占了浙江一个“指标”，成为了首届国会议员。
2月下旬，各省议员的推举工作正式展开。宣传局以密电形式致电各大军区，提出了各省应予保证的人选。这份绝密的名单是蒙山军的反对者——满清遗老、民党、北洋耆宿、晚清立宪派以及保皇党成员。以龙谦名义签发的密电要求各大军区政治部要切实保证名单中的人员当选并护送他们安全抵京。
这份名单中，民党系黄兴、宋教仁、章炳麟，保皇党梁启超，北洋系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立宪派张謇，满清贵胄端方、良弼、善耆赫然在列。
经过一个半月的推举和审核，在3月底，各省议员名单陆续上报军委会宣传局，其中，两个省份完全缺席，西藏交通断绝，蒙山军势力尚未进入，外蒙处于战事之中，上述两省未能推举议员出席首届国会。其余省份，在七大军区（含首都卫戍区）政治部的有效努力下，均按照宣传局给定的名额上报了名单。
军委会研究批复后，考虑了交通问题，确定首届国会召开的时间为4月16日。
军委会秘书处随即进入了紧张的会议筹备阶段，除安全问题由北京警察厅及国安总局负责外，所有的交通、食宿、会场、文件等事项均压在了秘书处头上，将邓清华及欧阳中忙得脚不沾地。
确定的共计124名国会议员中，以民族分，汉族占了绝大多数，计有113名议员登记民族为汉族，其余11人中，蒙族3人，满族3人，回族5人。
以身份分，军人代表有39人，占总代表数的31。4％，政界人士29人，占23。3％，工商界21人，占16。9％，社会名流占18人，14。5％，其余17人，占13。4％。
这“其余”17名代表产生于山东、广东、青海、甘肃、内蒙。其中农民代表6人，工人代表5人，宗教人士6人。
以性别计，本届议员中，只有三名女性代表。除秋瑾外，山东、广东各产生了一名女性议员。
这是破天荒的大事，更是极好的新闻噱头，立即被媒体抓住不放，“深挖”这三名女性议员的背景，秋瑾本是名人，媒体的焦点更多集中于另外两名女议员，山东推举的是一名师范大学女子学院的女教习，广东则是一名叫符玉竹的女军医。符玉竹1908年底加入蒙山军，此女出身中医世家，酷爱医学，但其父囿于传统，既不愿传授家学，更不准其抛头露面。无意间得知第五镇有大批的女兵，特别是在其医院系统中女兵尤多，十九岁的符玉竹便“私奔”了，事实证明此女的医术极为精湛，很快成为了蒙山军总医院中医方面屈指可数的名医，年初秋瑾生病，符玉竹一副汤剂便使其痊愈了。以此成为了秋瑾的朋友。受秋瑾女权主义的影响，符玉竹成为了《国防报》（原第五镇通讯）副刊（文艺版）的投稿人，1909年期间累计投稿40余篇，诗歌小说评论各种体裁均有，即使是随南方军北伐期间也不断稿。而且，她所创制的防暑解热的“行军散”成为了南方军部队的必备良药，为此获得一级优异服务勋章。此番推举议员，出任南方军司令官的胡宗玉在请示中枢后，推举了符玉竹，使她一夜之间出了名，既是三名女性议员之一，而且是所有议员中最年轻的一个，只有21岁。
马君武是广西议员。他对女性当选国会议员给予极高的评价。马君武本是女权主义的先锋，早在1903年便在《新民丛刊》上发表系列文章，鼓吹女权解放，马君武认为女权应包括五方面的内容，教育权、婚姻权、经济权、政治权及公民权。蒙山军军政府允许女性进入国会，是对女性政治权和公民权的肯定，有了这两条，其余三条也不在话下了。为此，马氏大唱了一气对军政府的赞歌。
如果给议员们划线，蒙山军系统的80人（含效忠蒙山军的地方名士），原立宪派14人，其余20余人出自北洋、民党及满清中枢。值得一提的是原满清陆军部尚书端方、陆军部侍郎良弼以及原伊犁将军志锐均位列124名议员，也是记者们极为感兴趣的人物。因为对比北洋的整体输诚，返回北京的满清贵族总体上拒绝与新朝合作（善耆就拒绝出任议员），更不接受记者的采访。端方产生于江苏，良弼产生于直隶，志锐则产生于新疆，成为了绝大的新闻。正如取代《山东新闻》而成为军委会喉舌的《中华报》对于首届国会系列评论中所说，“端方、良弼及志锐三先生出任国会议员，使得议员的代表性更趋全面，实现了龙谦主席一直所提倡的民族团结。”
而更多的媒体则认为此三人出任议员标志着满清贵族集团的分裂，让一直传说中的宗社党势力大减。
因为江苏当选的黄兴和在河南当选的袁世凯因病请假未至，实际参会的议员共122人。黄兴和袁氏这两个曾是敌对阵营的大人物似乎打定注意隐退了。袁世凯虽然其名列军委会副主席，但自去年龙谦进京，袁氏别说来北京了，一次都没有公开在报纸上发出过声音。倒是其长子袁克定在河南当选了，能不能代表昔日的政治强人，媒体普遍不看好袁大公子。而其从不关心政治一副名士派头的次子袁克文却在去年定居北京，跟北京文化届人士打的火热，甚至还被龙谦邀请至西苑吃过饭。
四月上旬，各省议员陆续由部队护送抵达北京。龙谦、方声远、洪粤诚等人分别探望各省的议员代表团，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北京，关注着新中华首届国会的召开。
正文 第二节 国会（二）
山东代表团是第一批赴京的代表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