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承认曾政忠化名“章友三”，而不能承认冒充“宋子良”，因为前者无罪，而后者则关系重大，可能获罪。
张治平对军统的交代，不仅时间颠倒，语意支吾，而且真假混杂，包含着若干谎言。例如，他声称与铃木、今井是老相识，与今井且有十多年的情谊，因此，无须身份证明及委任状。其实，他和今井武夫并无深交《今井武夫*》称：“宋子良和铃木中佐的居间人张治平，我在北平大使馆武官室工作时，他正在冀东政府任职，他还当过北平的新闻记者。这次奇遇，感到惊异。但只是见过面，对他的身份、性格等，却一无所知。”见该书第129页。；日方在与中方人员秘密谈判时索要身份证明也并非仅此一例。铃木卓尔在香港开始“桐工作”时，还在开展“姜豪工作”，向姜豪“要求与携带有重庆政府中枢有关的身份证明书的人会面”。《今井武夫*》，第168－169页；参见姜豪《和谈密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94－196页。张治平之所以编造与铃木、今井的“友谊”谎言，无须身份证明云云，不过说明他心中有“鬼”，力图掩盖他伪造文件，伪传蒋介石指示等做法而已。
（三）铃木等日方谈判人员也哄骗了中方。2月3日，铃木在与“宋子良”第三次会见时曾表示：“处理汪精卫对重庆政府的关系，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我方似无干涉的必要，可由中国政府妥善处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今井武夫*》，第332页。所谓日方同意“去汪”、“毁汪”一类的“甜言蜜语”，铃木不仅在私下对张治平讲过多次，对“章友三”也讲过。前引叶遇霖致戴笠“冬电”所汇报的铃木行程及其和近卫会见的时间、情况，和现存日文档案完全相合，可以确证“冬电”转述内容，来自铃木本人，而非张治平等编造。一直到9月22日晨，铃木与“宋子良”会晤时，仍在向“宋”保证，回南京会见板垣时，“当尽力促请先行消除汪逆伪组织”《香港叶遇霖敬电》，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7日。。可见，处理汪精卫，取消汪伪组织确是铃木私下向中国方面作出的保证。前文已经指出，铃木先后出示的板垣征四郎保证书有所不同，有一个从“汪问题”向“蒋汪合作问题”演变的过程。8月14日，铃木赴南京、东京之前，向张治平、“宋子良”（曾政忠）出示过“底稿”，主题词为“汪问题”。当时，即由张抄录，交曾密存。19日，铃木卓尔到南京，与臼井大佐正式为板垣起草保证书，主题词演变为“蒋汪合作问题”。28日，铃木返港，催张治平往阅“保证书”，但铃木仅出示抄件，主题词仍为“汪问题”。张阅后即缮写报告，交曾政忠由卢沛霖电呈重庆。《曾政忠对张治平之考察》，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9月上旬，“宋子良”（曾政忠）向铃木索取板垣亲笔日文原件，“保证书”的主题词又变回“蒋汪合作问题”。前后出示的两种版本，措辞虽只有几个字不同，但却是根本性的差异。当时，日方的基本方针是促进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的合作，使南京、重庆两个“国民政府”合流。铃木为板垣起草并在9月上旬出示的保证书才反映日方的真实态度，也和20世纪今井武夫公布的内容相合。《今井武夫*》，第158页。由此可见：铃木出示过的以“汪问题”为主题词的保证书并不反映包括板垣征四郎在内的日本官方的态度，而是铃木为了诱使中国方面坐到谈判桌前的伎俩。他在和张治平等人的私下接触中所称，日本准备抛弃汪精卫，甚至准备将汪交给中国方面，云云，都不过是巧言相，为了哄骗中方而已。
“桐工作”辨析（21）
1940年2月，“桐工作”刚刚开始之际。日本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就指示：“日华代表在协商处理事变时，可同意中国方面的提案，藉此引诱重庆参加乃至进行分化离间工作。”《参谋总长对实施桐工作的指示》，《今井武夫*》，第336页。铃木卓尔关于“毁汪”、“去汪”一类“甜言蜜语”，正是对载仁亲王策略的运用。
铃木卓尔哄骗中方非止上述各例。前文已经叙述，9月18日铃木与“宋子良”会谈时，铃木曾称，将去澳门向今井武夫汇报，后来又称，已于19日派秘书前往汇报。其实，今井武夫在当月14日已经离开澳门，并于16日到了南京。《今井武夫*》，第160页。铃木所云，完全是信口开河。应该指出的是，铃木卓尔不仅哄骗了中方，而且在关键情节上对其上级也有隐瞒。如，6月澳门会谈，中方提出“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方令汪出国或退隐。此事见于今井武夫记载，并非中方文献的片面之词。《今井武夫*》，第151页。但是，铃木在向其上级汇报时，却改变为中方仅要求日方对汪作“适当处置”，并可由重庆派遣代表，与汪“协议合作问题”。特香港电第228号，又291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00－301页。这就完全扭曲了中方的态度与立场。又如，9月初，“宋子良”已经将中国方面对张治平与汪方关系的怀疑，以及张不能回港继续参加谈判等情况告诉了他，这实际上是在通知铃木，张治平已处于被审查中。但是，这一情况，铃木卓尔始终未向其上级报告。参阅《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9－40页。
（四）据《今井武夫*》记载：“桐工作”过程中，宋美龄曾于1940年3月5日到港，“从侧面协助中国方面的代表”，“宋美龄抵港的消息，经报纸作了报道，因此，我们相信了中国方面的言词”。有些历史学家据此怀疑宋美龄此行大有文章，其实，宋此次到港，完全是为了休养。1939年12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今日吾妻以疗鼻疾割治，甚忧。”1940年2月12日日记云：“送夫人到珊瑚坝机场，往香港休养。”可见，宋美龄此行与“桐工作”无涉。中方“代表”所云，与冒充“宋子良”一样，同为对日方的哄骗。
【五】日方急于求和，军统借机玩弄日方
在全面审视日中两方留下的资料后，现在可以作结论了：
（一）日军攻占武汉、广州等中国广大地区以后，兵力枯竭，财政困难，已达势穷力蹙境地，急于与中国方面“停战”，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巩固其侵华成果。日方上至天皇、内阁、军部，下至板垣征四郎等中国派遣军官员，普遍重视“桐工作”，其原因在此。为了等待“桐工作”的成果，日方不惜推延汪伪政权的成立时间；在汪伪政权成立后，又不惜推延对其“外交承认”的时间，幻想出现“蒋汪合作”的局面。日方谈判代表铃木卓尔之所以不惜卑词谦态，巧言相，乃是为了诱引蒋介石或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来。它既反映出铃木个人的“要功心切”，更多反映的却是日方“求和”的急迫性。
（二）日方所谓“桐工作”，就中国方面说来，不过是军统在香港的几个小特务对日方的玩弄，目的在于刺取情报。谈判中出现的“宋子良”以及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等人都是假货，所出示的蒋介石“亲笔”委任状、备忘录等文件都是赝品，所转达的蒋介石意见都是假“圣旨”。
（三）谈判初起时，汪精卫正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南京筹组伪国民政府，因此蒋介石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汪伪政府成立，蒋介石自感上当，认为日方求和乃是“欺诱”行为，主张严拒。但是，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中方并没有马上关闭谈判之门。“桐工作”在1940年9月底结束后，重庆方面也还通过几条线索，虚与委蛇地继续维持着和日方的秘密关系。
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角力”，也有谈判桌上的“斗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与“宋子良”、张治平之间的谈判是一种“斗智”行为，不能要求双方“忠诚老实”，他们在谈判中说假话，提供假材料、假情况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谨慎地辨别真假，而不能以假作真，视为信史。遗憾的是，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而且似乎还不是个别的。
附记
本文写作，承臧运祜副教授代为收集、复印日本防卫研究所收藏资料，承台北王正华教授代为校核部分资料，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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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1）
——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
【一】从抢救“要员”的飞机上走下来几条“洋狗”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向香港发动闪电式的进攻，形势危急。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不少民国要人，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内的军政大员、银行家、文化人，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陈寅恪、陈济棠等都寄居香港。为了避免这些人成为日军俘虏，重庆国民政府应各方要求，加派航班，力争在日军占领之前将这些要人抢运到内地来。由于《大公报》社长胡霖（政之）也在香港，该社总编辑王芸生向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要求，得到蒋的同意，将胡列入抢救名单。
12月10日，从香港最后起飞的一架飞机到达重庆机场，《大公报》编辑部派人到机场迎接自己的社长，出人意料的是，不仅未见胡霖和其他要人的身影，相反，见到的却是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二女儿孔令伟、老妈子、大批箱笼和几条洋狗。次日，《新民报》日刊刊出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所写现场报道，标题是：《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在四条相关新闻中夹杂着两行文字：
△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
△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系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呢？主要是为了逃避重庆当局的新闻检查，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王芸生当日未去机场，但他听到派出接机人员的汇报后，十分气愤，也想将此事捅到报纸上。恰好，当时国民党正在重庆召开五届九中全会，12月20日，会议通过了一份《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其中提到“年来行政虽尚有进步，而仍不无疲玩迟滞之感”，推研其因，在于未能认真贯彻1938年《抗战建国纲领》中的“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的有关条文。议案提出，今后要“厉行监察、检察职权，修明政治，首重整肃官方”。《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49…752页。王芸生读到这份议案后，当日写成一篇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表示对国民党中央全会议案的支持，中称：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现在九中全会既有修明政治之决议，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新闻管理当局若不准我们发表，更是违背中央励精图治之旨。文中提到的两个例子，一个指向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一个指向当时的外交部长郭泰祺。自然，送审时检查机关通不过，下令“删扣”，但王芸生无视禁令，将被删部分照发。《王世杰日记》，1941年12月22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影印本，第3册，第215页。于是，12月10日重庆机场上的那一幕就广为人知了。
【二】昆明学生上街*，大喊“打倒孔祥熙！”“枪毙孔祥熙！”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的包含各党派成员的咨询机构。会上，联大教授张奚若、罗隆基对孔祥熙常有质询。会议结束后，张、罗回到昆明，也将消息带到当地。12月24日，昆明《朝报》转载王芸生所写社评，将标题改为《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狗》，“洋狗”事件遂被更加突出。吴晗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上愤怒地说：“南宋亡国时有蟋蟀宰相，今天有飞狗院长，可以媲美。”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他的话，像是在一堆干柴上点燃了火焰，不同政治倾向的学生都被动员起来。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2）
1942年1月5日，西南联大新校舍的“*墙”上出现“打倒孔祥熙”的标语。学生迅速编辑并出版壁报《呐喊》，发表《铲除孔祥熙》、《重燃五四烈火》、《告国民党员书》、《告三*义青年团团员书》等文章。留校*党员刘平御组织的平社继起响应，《呼声》、《正义》等壁报陆续出现。学生自治会主席郝纯治和副主席竹淑贞等暗暗发动群众。三*义青年团团员邹文靖、钟正等找到教育系教授、三青团直属分团部书记长陈雪屏，要求以联大三青团的名义表示抗议，陈拒绝，邹等即起草《讨孔宣言》，宣称“孔贼不除，誓不罢休”，签名者共26人。
1月6日下午1时，西南联大学生鸣锣号召，迅速聚集六七百人上街*。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同济附中、昆华师范等校的学生纷纷赶来参加，共约3000人。联大一年级新生中的共产党员齐亮、王世堂、高彤生（高志远）以及原*鄂西特委副书记马千禾（马识途）等都参加了*。学生举着自制的“倒孔”、“讨孔”、“铲孔”的小旗子，在闹市*，高呼“打倒孔祥熙”的口号。土木系学生叶传华用床单画了一个大铜钱，肥头胖脑的孔祥熙的头钻在四方的钱孔里。该画原来张挂在校内，也被抬进*队伍作为前导，倍加引人注目。
学生们一边*，一边遍贴标语。根据国民党当局收集的情报，标语计24条：
1*要员不如孔贼的一条狗。
2拥护政府修明政治！
3打倒以飞机运洋狗的孔祥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