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湘西固若金汤，配以强悍的民俗，宜于对敌进行广泛的消耗战。”
“（战局）短期内不能解决，战局必逐步西移。”
“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137、139、184、188、229页。
他甚至还谈到：“将来的对外战争，民兵制和游击战都是弱大的国家所应采行的。”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184页。可惜，蒋方震的上述言论均未形成文字。
1937年11月29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说：“对倭作战，贵在持久，而持久之原则，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对于一时之胜负与一地之得失，似不必过于忧虑。现在首都卫戍既然有专人负责，请公迅赴湘赣，统筹部署，以制敌机先，实无滞留危城之必要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1194页。陈诚打这一通电报给蒋介石的时候，日军已经攻陷武进、宜兴等地，正分兵四路，向南京推进，因此陈诚向蒋介石进言，要他改变战略，离开南京，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长期抗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5）
西安事变期间，陈诚随蒋介石被拘，失掉了随身携带的两个皮箧，所拟国防计划、整军计划、公私函电、日记、建议等文件均损失无余。《陈诚先生*——北伐平乱》，第165页。他在洛阳和蒋介石“策定”的“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文件也可能即失落于此时。尽管如此，上述1937年11月29日的电报说明，陈诚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作战方针较之白崇禧要早。
至于“积小胜为大胜”方针的提出，则白崇禧确有贡献。早在1937年11月南京保卫战期间，国民政府讨论今后作战方针时，白崇禧就主张“应改采游击战”。《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台北〕“中研院”版第1册，第143页。至1938年6月，蒋介石即指令李宗仁，在苏北及两淮地区开展“游击”。《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第667、673页。
【三】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
由于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而中国又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因此，蒋介石很早就认为中日战争必将是“持久战”。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就在28日的日记中写道：“决心迁移政府，与之决战。”当时，日本军舰可以直接开到南京下关，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以避其锋。2月25日，蒋介石命何应钦从速准备第二期抗战计划，声称决心“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440－441页。27日，蒋介石决定军事计划大旨，其内容为“充实一切自卫力量，准备长期抵抗，以求最后之胜利”。《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441页。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西安为西京，洛阳为行都。这一决定显示，蒋介石不认为洛阳是可以久守之地。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长城各口发生战斗。4月12日，蒋介石发表演讲称：“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552页。蒋介石预估，中国单独作战的时间需“三年、五年”，则他心目中的全部抗战时间必将更长。
蒋介石决定迁都洛阳时，分黄河以北、以南，长江以南，浙、闽两省以及两广四个防御区，说明这个时期蒋介石心目中的对日作战地区在黄河、长江的下游和沿海地区，其根据地则在中原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1933年，蒋介石的目光开始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蒋介石日记》，1933年8月17日，《困勉记》卷26。这是蒋介石以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思想的开始。在他1934年的日记中，陆续出现“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记载，说明蒋介石更多地在考虑以西南，特别是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至1935年2月，蒋介石在重庆演讲，明确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这就将计划中的对日作战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了。同年10月，参谋本部制定《国防大纲》，蒋介石派熊斌到华北征求各地将领意见，熊到山西，对徐永昌说：蒋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战屈中国之手段，所以抱定战而不屈的对策。前时所以避战，是因为与敌为南北对峙之形势，实不足与敌持久，自川黔剿共后，与敌可以东西对抗，自能长期难之。只要上下团结，决可求得独立生存，虽战败到极点，亦不屈服。《徐永昌日记》，1935年10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版第3册，第318页。从徐的这一页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因为找到了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的决心因而增强。1936年6月，蒋介石和英国财政专家李兹罗斯谈话时更明确表示，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最后在西部某省，可能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Frederic LeithRoss；Money Talk；London；p221据此可知，这时的蒋介石虽然还没有说出“以空间换时间”这类语言，但其思想已经形成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6）
此后，国民党人一直以“持久战”为指导制订对日作战计划。1936年底，蒋介石命参谋部制订《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其甲案云：“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败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该计划起草于1937年1月，3月修订完成，经参谋总长程潜审订后送呈蒋介石。18日，蒋介石发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指出，对付日军速决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的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骄气，我们就要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抵死拼战，来挫折他的士气。”《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演讲》，第608页。同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重申了这一思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第233页。20日，蒋介石以大本营大元帅名义颁发《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第3页。。12月19日，在武昌制订的《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在持久抗战的总原则下，“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该计划提出我军战法，除硬性之外，参以柔性”。所谓“硬性”战法，指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正面阻止敌军进攻；所谓“柔性”战法，指训练民众，联合军队进行游击战，牵制、扰乱、破坏敌军后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8页。进入1938年，经蒋介石批准的《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及指导要领》以及《武汉会战作战计划》等都规定：“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质，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57页。
【四】*对国民党的作战建议与两党“持久战”思想的交流
*领导人中最早提出“持久战”思想的是毛泽东。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7年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8月2日，蒋介石通过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主任秘书张冲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共商国防问题。毛泽东决定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前往。4日，张闻天与毛泽东商定：将向国民党提出：“总的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决不能是单纯的防御”，“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等意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9日，朱德、周恩来等抵达南京，向国民党提交多项议案，其中之一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该案明确指出：“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的战争，在长期艰苦英勇牺牲的战争中求得胜利，也必定能胜利。”该案具体提出七项战略原则，其中第三条规定：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地阵地的消耗战”。第五条规定：“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在守备部队的作战关键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的应反对单纯的死守，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其第七条规定：“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线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财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该案认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党史资料》，2007年第3期。上述各原则，较之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显然更为丰富和深入。 。 想看书来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7）
当朱、周、叶到达南京时，国防会议时间已过。8月11日，三人共同参加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周恩来发言称：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周恩来年谱》，第383页。朱德发言称：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朱德并称：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朱德年谱》，第168页。不过，国民党人当时并未能领会*的这些思想，在淞沪抗战中仍然以阵地战为主，在消耗日军的同时，也严重消耗了自己。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批评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要错误，在于将阵地战“放在主要地位”，认为在持久战的第一阶段，主要的作战形式应该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阵地战为辅助。演讲在说明“兵民是胜利之本”后，特别指出，保卫武汉等地已经成为“紧急任务”，“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但是，他也同时提醒，如果不能争取到一切必要的条件，武汉将“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6月，武汉保卫战开始。8月6日，毛泽东和*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说明“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侧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毛泽东等致王明、周恩来等电，1938年8月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490－491页。在此前后，蒋介石也在日记中不断表示，要保存兵力，不必过于重视一城一池的得失。如：7月26日：“对防守武汉不作无谓之牺牲，应保持相当兵力，一为待机应用，作最后胜利之基础。”
9月26日：“保守武汉问题，惟力是视，不可为环境所牵制也。”
9月29日：“武汉之得失乃为次要问题，而保持战斗力更为重要也。”这几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已经认识到，持久抗战，固然要消耗敌人，但最重要的是保存再战的兵力。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登陆，广州失陷，蒋介石认为武汉已无固守价值，决定撤退。22日日记云：“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础。”25日，蒋介石下令撤离。次日，路透社电称，撤退时中国军队“秩序整然”。蒋介石看到这一消息，感到欣慰。我们无法得知，*长江局是否向蒋转达过毛泽东等人8月6日的电报，但上述资料至少可以说明，在主动撤离武汉这一点上，蒋、毛二人完全一致。
武汉撤守后，蒋介石于当年11月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教训，规划第二期作战方案。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会议。27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抗战之要旨》中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情报重于判断与想象，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原则。《南岳军事会议委座手谕六种》，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密件。这些原则，显然受到共产党人有关思想的影响。会议决定接受朱德建议，开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派出以叶剑英为首的教授团执教。该班于1939年2月15日开学，蒋介石自兼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