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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放干部已经把户口带到了当地，按照这里脱产干部每人每月粮食定量一律是17斤，比我在北京时每月减少定量14斤，而且这17斤几乎全是地瓜干，根本不够吃。我们和当地干部不同，家不在这里，不能互相调剂，也没有自留地和代食品补充，单靠17斤地瓜干是难以为继的。县里领导担心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地指示公社帮助调点棉籽饼作为代食品，补给我们所在的大队食堂。用棉籽饼面和地瓜干面混合起来做的窝头，是土黑颜色，很硬很重，虽不像老草面窝头那样咽不下去，但吃下去之后，一是胃很难受，二是大便困难。有时不得不用肥皂水灌肠，甚至用手抠。尽管如此，它比观音土、老草面都强。经我们请求，从大队食堂调出100斤棉籽饼支援了西马小队的一些特困户，他们非常高兴。我说我们宁可少吃点，也要救济一下特困户。这是我们在西马小队调查中做的一件实事、好事。
西马小队共有48户人家，我来之后都走访了一遍，了解到一些灾情。1月11日，根据县委指示，我们全体下放干部集中在北镇，参加惠民县四级干部会议。
西马虎村调查之后，我们下放干部工作组向县里提出要求，再找一个灾情严重的公社去作典型调查。县里领导说胡家集公社在全县具有代表性，要我们到那里一方面救灾，一方面搞些调查。
春节前我们来到胡家集公社。这个公社远离县城70华里，是个灾情很重的盐碱化地区。我被分配到这个公社灾情最重的李家大队皂户杨生产队。在我们到达胡家集公社第二天，我一个人带上行李去了距公社三里多路的皂户杨村。
走出胡家集极目远望，依然是一望无际的平坦耕地变成了白茫茫的盐碱滩。这里地处黄河沿岸，是大跃进时期新修的水利工程——引黄灌区。本来是想引黄河水灌溉，增加农业生产，没有想到这段黄河是“悬河”，水位高，引进的黄河水有进无排，蒸发之后出现盐碱化，大量耕地不仅长不了庄稼，甚至成了连草都不长的盐碱滩。兴修水利本来是件好事，但在这里却是劳民伤财，成了一大祸害。
皂户杨村周围原来是一片树林，现在有的被扒光了树皮，有的残留着一棵棵白色伐根。走进村里，到处蒿草丛生，许多房屋已经倒塌，一片寂静，不见人影。我一进村就想找这个村党支部书记杨庆吉，可我进一家是个空院子，屋内院外到处是粪便；又进去一家又是个空院子，走了几家都是空的。想打听一下，不见人影。街上竟然无人无声，死一般寂静，只有北风呼啸吹起层层浮土。面对这种凄惨局面，我不禁毛骨悚然。我想一个二三十户的村庄，人总不会都死绝了吧。于是我挑比较完整的房子往前走，走了一家又一家，走过好几家，好不容易才到了一家。一位30多岁的妇女走出门来，只见她满面污垢，披头散发，上身的棉袄已经黑的发出亮光，下身的破棉裤挂满了“灯笼花”，赤着脚趿拉着一双破鞋，面容憔悴，毫无表情。我问她：“村干部家在哪里？”她似懂非懂地摇摇头。接着我又问了一声：“支书杨庆吉家在哪儿？”她又呜噜呜噜地不知说了句什么，我也没听懂。最后她向西指了指，意思是要我到西边去找。就这样，我好不容易才算找到了村支部书记杨庆吉。
杨庆吉向我如实反映了这个村的严重灾情。他说；灾难的最主要的原因是1958年修了引黄灌溉工程后，渠高田低水放进来，排不出去，蒸发下渗之后，留下大量盐碱，使土地盐碱化。全村600多亩耕地，有500多亩已经盐碱化，逮不住苗，现在只有100多亩可种。连续几年来农业歉收，粮食严重减产，生活十分困难。全村原有168人，一年多的时间死去20多人，50多人外逃不知去向。
现在死亡还没有停止，入冬以来在急剧增加。全村现有危重病号50多人，妇女全部闭经，两年来没生一个孩子。我问：到现在究竟全村死了多少人，外逃多少人，还剩多少人？杨庆吉掰着手指头数了几遍，也数不出个准确的数字来。后来我了解到，这并非他有意的，而是这些数字统计起来确实有困难。有的家里人明明死了人也瞒着不报，目的是为了让活人吃死人的口粮；外逃的人数更是弄不大清楚，外逃找饭吃，口粮省下来可以给留在家里的人吃。这些似乎成了一条群众的自救途径。
按照县四级干部会议精神，到灾区的首要任务是保人，于是抢救皂户杨村50多名危重病人就成了我的中心任务，我进村后逐户进行访问，逐个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社员杨俊明20多岁，是个憨厚老实的庄稼汉，全家3口人，两口子和一个孩子。劳力强，人口少，按说应该是个生活不成问题的家庭，但事实上他们不仅成了贫困户，而且全家3口人竟然全是病号。杨俊明由于长时间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看上去好像长得胖胖的，但是脸上、腿上、胳膊上，凡是有肉的地方，手指一摁就是一个坑，好久好久弹不起来。他的妻子很年轻，但病情很重，已由浮肿转为干瘦，而且还患了子宫脱垂病。他3岁的孩子大脑袋、大眼睛、小细脖，一直躺在炕上不起来。我打开被子一看好吓人，骨瘦如柴，一根根肋骨在胸前隆起，好像是块搓衣板。往下一摸连屎带尿一被窝，臭气熏人。同不久前我在西马村看到的房东那个孩子几乎完全一样。会计告诉我说，本来他们是个温暖、和睦的家庭，可是从去年以来，由于吃不饱饭，家庭内部矛盾越来越大。男的说定量不够吃，吃不饱饭；女的说男的不按定量吃，吃了她和孩子的口粮。全家一个月的定量吃不到20天就没有了，剩下十来天没的吃，饿肚皮，日子难熬！从去年冬天以来，他们就分家了，他妻子带着孩子过，各吃各的定量。吃食堂时，粮食（窝头票）按每人定量发到个人；食堂解散了以后，按每个人定量每个月发放一次。口粮他们双方各领各的份，分着做，分着吃，不够自己想办法。据说这样做可以解决“寅吃卯粮”、饥饱不均的问题，可以细水长流，不至于断炊，于是似乎这成了一条经验。尽管这个30多户人家的小村，每户平均现有人口不到3人，像杨俊明这样明着、暗着分开吃饭的，约有十来户。这些都是因为口粮不够吃出现的问题，这是我过去没想到的。杨俊明的妻子已经从浮肿转为干瘦，不仅没有力量照顾孩子，自己行动也困难了，看样子这母子情况很危险。县里四级干部会议决定拿出一点救济粮，救济特困户。为了使这点儿有限的救济粮充分发挥作用，把其中一部分发到公社、大队，成立疗养院，专门接收那些不能自理或无人照顾的危重病人，集中治疗。于是我给杨俊明的妻子和孩子开了封介绍信，按规定把她们娘俩送到大队疗养院。
我逐户走访了皂杨村的每一户人家，并对危重病人立即采取措施。类似杨家情况的还有马先珍母子也是危重病人，也送到大队疗养院。对杨庆中、孙白荣、瞎子杨等一些自己还能够勉强自理生活的重病号，我把补助粮和代食品送到每家，口粮不足6两的一律给补足6两，口粮每天平均已经达到6两、但生活仍有困难的，酌情给补助一些棉籽饼、地瓜蔓等代食品。春节前每人还补助2斤面粉，让春节时家家都吃上饺子。群众非常高兴，非常欢迎我们，他们说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
经过10多天的逐户访问救灾，情况好多了，春节期间没有死人。但是，这次上边给的救济粮和代食品已经全部用完。春节过后未来的两三个月内，将是最难熬的时候，人们急切盼望春天早日来临。因为春天会给万物带来生机，给人们带来希望。人们曾经用过多少美丽的词句来描述可爱的春天。这里的人也盼望春天，可他们盼的不是桃红柳绿、梨花盛开的美景，而是盼望大地快些苏醒，万物复苏能给他们带来可以充饥的食物。
3月下旬，我们离开了胡家集公社，来到大于公社调查。大于公社属惠城区一个比较小的公社，5000多口人，5个大队，5个自然村：朱老虎、大孙家、李中条、吕家台、大于。公社的名字叫大于公社，所在地却是朱老虎村，因为它的位置是在公社的中心。这是个城郊公社，离惠民县城的大队只有3公里左右。按说城郊经济情况应当比较好些，可这是贫困落后的重灾县，虽然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但在平均主义思想指导下，贫困也是共同贫困，同其他公社基本上没有多大差别。所谓好一点，主要是离城比较近的几个村，可以到县城的机关和工厂去讨要，可以到机关食堂和饭馆里捞泔水、拾菜帮子来充饥。所以有两个村死人少一些，其余3个村基本都还是重灾区的重灾队，其中以朱老虎、大孙家两个村最为严重。我们新华社下放干部有4个人被分配到这个公社蹲点包队。领头的是国际部的于中干，他已被任命为惠城区委副书记，他有时和我住在朱老虎，、大于村，对外部的黄龙和国内部的周淑琴两人在大孙家村。
朱老虎的灾情出乎我意料，十分严重。我来那天，公社书记崔起峰同我见面之后，表示欢迎，没有多说什么。他让公社的张社长先领我去村里走走看看，然后找个住的地方。张社长是个50岁出头、农民出身的农村干部，是此地人，情况非常熟悉。我们边走边谈，个把钟头就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浏览了整个村庄外貌。
这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和其他重灾村一样，到处残垣断壁的泥巴房子，看不到一块砖瓦石头。上百栋房子，如果说“十室九空”可能有些夸张了，但说“十室五空”并不过分。张社长边走边指着一处房子对我说：这是个独门独院，一家五口，逃的逃，死的死，已经没有人了。走了没几步，又是一个院，这是个破落的院子，没有大门，我们信步而进，只见东西厢房，已经全部没上盖、没门没窗了。张社长指着这些剩下的一堵堵残断的土墙说：“所有能当柴烧的木料都烧了。”三间正房还算完好，但屋子里空空如也。兜了一圈之后，张社长说，住的地方不成问题，这些房子随便住哪里都行。不过这些空屋子都是很久没有人住了，现在天气还冷，你若住，必须生火，还得收拾收拾。今天来不及了，我看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先住在我那里。那是乡公所的房子，我可以回家去住，那里还有个方便条件，你需要什么可以找公社干部。
朱老虎村是个重灾村。全村原有人口288人，仅1959、1960两年，就死去58人（不包括1961年以来死亡的），占全村原来人口总数的20％。全村现有230人，几乎全是浮肿、干瘦病人，适龄妇女全部闭经，不少妇女子宫脱垂，其中危重的干瘦病号30多人，都是由于长期饥饿造成的。
来到灾区已经四个月了，天天救灾，到处都是浮肿、干瘦病号和一座座新坟，很少看到婴儿，特别是看不到新生婴儿。大于公社书记告诉我，这个公社两年来只出生两个小孩，其中一个是外边带进来生的，另一个出生不久就死掉了。三四岁的孩子也很少，因为生下来就赶上大跃进，没过上好日子。他说，从小就营养不良，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对今后发育成长必然要产生不良影响。好比苗木一样，小时受伤，难以长大，更难成材。这不仅是这一代人的身心健康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下一代。有一次我在朱老虎村访问，离张社长过去住过的地方不远，看到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不会走路，也站不起来，脑袋像骷髅，两只大眼睛深陷，正光着身子在地上爬。有时头也抬不起来，躺在门槛上，肚子几乎占了整个身子的一半，样子很吓人。他娘告诉我说：“他病了，就这样不死不活已经两个月了，看来活不成了。”我找到公社疗养院要把这个孩子送到疗养院去。院长说，这样的孩子到了疗养院没有人照顾不行。没有办法，只好把饭带回家，但拿回去之后谁吃就很难说了。
公社有个疗养院，收集了全公社部分最重的危重病人，统一治疗。但由于条件有限，只能容纳30人左右。这些人都是饥饿致病，据说他们的整个消化系统都失去了吸收作用，吃什么都不起作用，吃什么拉什么，只是靠消耗体内营养熬时间，耗尽而终。公社崔书记在向我介绍情况时说，干瘦到了晚期就成了不治之症，吃什么都没有用了，活不了多久。所以对这些人不抱什么希望了，迟早是死，不过是早晚的事。
我到疗养院看望这些干瘦病人时，看到他们尽管骨瘦如柴，但大多数人头脑很清楚，而且胃口好，很能吃。当时，各地在救灾中给重灾区送来一些救济品，其中有黄豆、白糖、鸡蛋等。尽管东西的数量不多，但对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灾民来说，的确是十分珍贵的，所以大家都很高兴。但对这少量的救济品如何使用，却有不同看法和意见。公社书记崔起峰对我说，开始时，他们把一些严重的干瘦病人集中起来，首先给他们吃。但实行了一段时间，没起什么作用，他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吃什么拉什么，而且还都很能吃。结果，很有限的营养救济品全都让他们吃了，不但一个没救过来，到时候还是都死了，而且把原来还有救的一些次重病人也给耽误了，浮肿变成干瘦，干瘦的变成危重。崔书记说公社讨论的意见是，要想办法使这点儿珍贵的救济品发挥最大的作用和效益。他们主张，把这些东西用在还有活的希望的一些重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