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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家中长子，初中毕业后也回乡参加了工作，并且14岁加入共青团，18岁加入共产党。入伍当兵后，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五年中，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学毛著标兵并荣立三等功一次。退伍回乡后，搞过社教，当了基层干部。那时候就是一门心思跟定共产党，干好工作，当好共产党员。——1966年11月，就在我努力工作，奋发向上的时候，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开始了*。会议结束我回到家里，“勒令”批判我的大字报贴到我的家门口墙上。我被批斗、挂牌游街、管制劳动，一个时年24岁的我，竟被编造的莫须有的“罪名”栽污的不成人样——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大度的任人栽污！——那个时侯，谣言说了三遍就是真理。什么好人，什么坏人？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就是反革命，就是阶级敌人，就要被批斗，就要被管制！什么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什么人格名誉，随时就能受到诽谤、侮辱或遭受攻击！正在我为此大伤脑筋，迷茫、困惑的时候，“造反派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在我脖子上挂有一块特制的大纸牌，上写“打倒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权派张广民”，拉我上街游街的时候，将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举在前面一起游街；在将我拉到台上批斗的时候，他们栽赃陷害的“一系列罪名”原来是由两个“四不清下台干部”上台宣读的；当我提出质疑，要求澄清时，他们不让我说话，对我动手动脚；由此引起台下革命群众的不满，他们要求：“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让被批斗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严厉谴责“四不清下台干部”借机打击报复！忽然间，台下群众轰动起来，一些群众窜上舞台，把戴在我脖子上的牌子摘下摔碎，将两个“下台干部”拽下台去，你推我搡……主持全公社“抓总工作”的武装部长听到反映，立即前来平息。第二天在梁山大队召开群众大会为我平了反，让我继续“抓革命促生产”。一场近似噩梦的屈辱使我一度心灰意冷，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蛮横不讲道理的滋味！静下心来扪心自问，我没有辜负党的教育，没有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群众的事，为什么一些人会对我这样？思来想去，还是什么都不干的好。于是在家除去参加集体劳动，就是看书学习。东不管西不问，倒是“无官一身轻”。不过，在那个不讲理只讲阶级斗争，只讲自己不问是非曲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任何人想安静一下是不可能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嘛！——1967年初，一支支左部队进驻全县以至各大队，那些个嘴上无毛的年轻士兵听惯了阶级斗争的教育课，哪里懂得农村中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在那个“谁被部队支持谁就是左派”的“格言”声中，“造反派们”争先恐后的、想方设法地接近部队，争取具体的支左士兵的支持。于是，“不是有点什么，就是为点什么”的“造反派们”或甜言蜜语、或请客送礼、或美人迷惑……等等，争得了“支左”后，便一发不可一世。某某是异己分子，某某是反革命，某某是阶级敌人，随时随地就可以被他们指认。一个小小的大队，一个小小的生产队，直至一个家庭，霎时间被搞得底儿朝天！既然怀疑一切，那就是任何人都将被怀疑！既然是打倒一切，那就是一切都将被打倒！什么是？他们说的就是。什么非？除了他们，谁说的都为非。不相信吗？请看：老实巴脚人家的祖林碑说砸就砸，家族族谱说烧就烧，因为是封建的“四旧”嘛；共产党员说管制就管制，贫下中农说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因为这些人妨碍了他们“闹革命”！各个大队，各个村庄，到处是批判会场；各个集市，各个街道，到处是游街人亮相的地方；大队书记们，大队长们，生产队长们……一切被他们视为异己分子的人们，任由他们用墨汁涂黑了脸，头顶带上花纸糊的或逮鱼用的一米多长的“独篓”在众人的押解下游乡游街！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嘛！
俺们庄上的张新忠是贫农出身，解放初一直是基干民兵、排长，工作认真负责，立场坚定，他哥哥是抗美援朝立过战功的的志愿军干部，共产党员，总支书记。对共产党可谓赤胆忠心，就是与他们不一条道，看不惯他们的胡作非为，于是被栽以“漏化地主”“现行反革命”宣布逮扑，坐了大牢！那是什么年月？不是亲眼目睹，不是亲身感受，说出来有谁会相信——这是发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
我又被栽以“幕后插黑手”的“当权派”，由支左部队当众宣布对我和其他五个共产党员、两个群众实施“监督劳动，管制生产”。此后我便失去了自由。……有压力就会产生反抗力，压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强。这是物理现象。发生在人类社会上的具体人的身上，就会产生能动的反抗力。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证明，无论哪个社会，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是什么人，当他感受到压迫或承受到压力，他会本能的在心里积聚反抗力，当压力使他难以承受时，他将会利用一定的方式爆发出来。——你想想，一个大活人被人硬往棺材里按，有谁能愿意呢？不过，我们是共产党员，大小是个干部，虽然不理解*，但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党性使我们忍受着一切屈辱。
1967年4月，党中央对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赵永夫在支左工作中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群众的行为作出了处理。消息传来，受压群众奔走相告。于是积压成怒的反抗立即爆发出来！徐州成立了踢派，各县成立了踢派，我被公社一些人再三邀请当了公社踢派的头头。开始大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指责和批判支左部队的错误，指责支派（被支左部队支持的一派）的错误，赢得了全公社70％以上干部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可谓形势“一派大好”。对此，支派干群心理上产生了压力，积聚了反抗力，结果爆发了1968年4月15日支派拦截踢派的“”流血事件，从此武斗不断，且逐步升级……人们过上了夜不能寐，日无宁日的生活。几乎到处一样，各地若此……
大概毛泽东觉察了什么，1968年8月，他向全国发布了最高最新指示：“要联合。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看样子，这位可敬可怕的领袖想“刹车”了。不过，太晚了。由他一手制造的全国性战火方兴未艾，急于刹车，谈何容易？“造反派们”仇恨日增，互不服气，“抢夺”来的武器弹药正在发挥战斗力。什么革命左派？什么革命组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千古真理。有谁还能听进“最高指示”？打吧！“枪杆子里出政权”！全国范围内，乒乒乓乓，大战犹酣，惨烈的内战已由武斗所替代。
“造反派们”说：“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手要严密地组织“武卫”；一手要展开强有力地“文攻”——武卫就是继续调集枪支弹药，要在与对手相博的战场上把握制胜权；文攻就是组织能言善辩的文人高士去北京告状。霎时间，北京“人满为患”。天安门左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置的中央接待站应接不暇，院子里、天安门前、长安街上，到处都是来自全国的上访告状的“造反派们”。铁路、公路车辆满载“造反派们”浩浩荡荡不间断地涌向北京！中央忙乱了，周恩来总理忙坏了，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的接待一拨又一拨的上访告状的“造反派们”。
公社踢派调集了枪支弹药，支派也在调集枪支弹药。眼见一场生死决斗在所难免！“革命群众”在备战，“头头脑脑”们在谋划，处在“第三者”位置上的人们在焦虑！也许是苍天有眼吧，支派头头在从连云港调集枪支弹药返回的路上，途径宿迁时，被当地造反派连人带枪的抢了去，几经周旋，结果放了人，没收了枪支弹药。……支派没有了枪支弹药，随即避之夭夭。踢派没有了对手，自然就安然自处。公社有幸避免了恶战，避免了伤亡。
我早就厌倦了这种打打杀杀、提心吊胆的生活，几次企图辞去头头，回家过安静的日子。可这是不可能的。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都回避不了卷进派性，我一个头头怎么可能说不干就不干呢。再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嘛，既然踢派选择了我并给我以信任，既然我确立了信念并已付出了许多，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在支派中的几位朋友曾多次找到我要我转向——支派中的当时的公社武装部长对我十分友善且“羡慕我的才干”，努力争取让我中立，最好让我站到他们一边，我曾经对几位朋友说：“既然观点已经形成是无法改变的。虽然共产党乱了套，但我还是共产党员，我只会按照党员标准和党性要求自己。最起码我说话做事要对得起良心。”就这样，我违心地坚持着生活和工作。
毛泽东主席的“大联合”指示，收效甚微甚缓。于是地方武装部和支左部队奉命采取了强制措施，强行将两派或多派组织的头头拉在一起谈判，强行订立“大联合协议”……毛泽东又说“革命委员会好”，于是按照最高指示，匆忙成立了以武装部为主、拉进来几位他们认为革命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代表，成立了三结合机构——“革命委员会”。——可以想象，在如此联合的基础上，只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愿，难免掺杂“资产阶级派性”。这种政权模式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他要行使权力，必然要对反对他的任何组织或个人给以必要的打击。被打击的组织不服，就要遭灭顶之灾——彻底取缔——一场*开始了。一些头头先后被逮扑，关进看守所。我未能幸免，也同时坐了班房。——本来在三结合谈判中，我坚持不进班子，让给想进班子的人。但支左部队不答应，说我“别有用心”。不但必须进班子，而且还要当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或副主任。就这样，我成了公社革委会的常委。说实在的，你必须佩服毛泽东的招数，乱成一锅粥的形势，硬是被他的三下五除二的手段解决了。不久，我就进了县革委会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实是“造反派头头学习班”。那个“学习班”，说穿了就是一个“软禁所”，在那里，大门不准出。没有个人的活动空间或时间，一年中，无休止的斗私批修，不间断的学习检讨，任何人“过关”必须经过武装部长、县革委会常务副主任的批准。自由受限制，精神遭压抑，不断地斗别人，也不断地斗自己。变态了，人们变态的维护自己，也在变态地对待别人。
县里学习班一年的时间终于结束了。回到公社，政权的派性表现的更加强烈。他们（后来的公社武装部长为首的）根本不把你当作什么“常委”——再一次把我关进公社办的“学习班”。在那里，打着要你“斗私批修”的幌子，达到审查、栽赃、诽谤、侮辱你的目的。很快，轮番批判斗争开始了——踢派头头们一个个被押送到各大队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他们脖子上挂上一罐子大便和尿（离鼻子和嘴只有20—30公分），在群众大会上低下头不准说话，或“骑马站”或“喷气式”，目的是让你“人格扫地”、“遗臭万年”。
如此不人道的斗争批判，如此没有人性的打击陷害竟是发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有谁能说“革委会”是革命的，没有派性的？我不堪忍受这种侮辱，告别久病卧床住院的父亲，出外寻求自尊和活命。但是，没人性的“革委会干将们”竟然允许一伙人扎着我的草人，在我父亲的病床前，敲锣打鼓开批斗会，又拦路抢劫转院治疗的父亲的车辆和财物，致使父亲无法治疗而死亡——一位遭国民党反动派多次谋杀未死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竟然死在“革命委员会政权”手里！（我家先后被陷害致死四人——父亲、叔叔、三弟、妻子）。1969年12月我被扑入狱，被关押一年三个月零十四天后，竟然“无罪释放”！回到公社又被革委会的副主任（武装部长）故意安排斗了一场，说我不是无罪释放，回来还是要受管制的。他的目的是欲盖弥彰，借此掩盖他假革委会政权，故意伤害无辜的罪恶行径。在群众冷漠相持下，在我严正驳斥后，他的阴谋没有得逞。直至1975年得以“*”，恢复党籍，到1978年我才得以彻底解放！组织上安排了我的工作。整整十年，血和泪的十年！我的遭遇是惨痛的，但是比起中央和全国几年中被害致死的开国元勋们、高级将领们、数百万普通干部和群众们，我又算得了什么呢？……出于积愤，也出于不平，出于追求公道和党性，我不仅保留了*期间的有关文件，而且遍访了有关干部和群众，对此不解和困惑，政治形势依然锁住了许多人。
为此，我又重翻了这段历史——*的编年史：
“1957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确立它是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大跃进’的口号被提出，曾要求用15年时间赶超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后来被改成7年、3年）。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业产量也要翻一番。
大跃进最后却是彻底失败。工业瘫痪，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万农民被召去炼钢铁，导致农业发展落后，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令刚有起色的经济陷入混乱。
1959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回顾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成果，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并提出改革的建议。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