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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多利亚式石柱头的高度为直径的八倍，爱奥尼亚式石柱的高度是柱头盘蜗直径的九倍，科林斯式石柱直径是柱头叶形装饰的十倍，究竟哪一个是最恰当的？这些都只是以风尚和习惯为准罢了。我们习惯了某种装饰的特定比例关系，再看了其他的比例关系就会觉得不舒服。各种柱式都有其特定的装饰物，如果换成其他风格的装饰，就会引起对建筑学深有造诣的人的反对。按建筑师的说法，正是根据这些精确的原则，先人为每一个石柱头配合了适当的装饰，此外再无他选。不过话虽这么说，要让我们想象只有唯一的一种比例关系，或者此前曾经有过五百种同样合适的样式都是有些难度的。无论如何，在建筑学的特殊准则已经被习惯定型以后，再以同样的角度来修改它，哪怕是出于更高雅、优美的动机，都是枉然可笑的。一个人穿了身与他以往的装束大相径庭的衣服出现在公共场合时会显得滑稽可笑，虽说新装本身非常之雅致合体。同理，用与流俗观念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装修房子也显得荒谬可笑，不管这种新方法是否真的优越。
古代的论者认为，诗歌的一定韵律体例天生表达某种感情和内容。严肃或轻快的风格各有其对应的体例。不过虽说看上去站得住脚，我们现在的感受似乎不符合这一原理。英国的诙谐诗与法国的英雄诗用的诗体相同，几乎同样的诗句在拉辛的悲剧或伏尔泰的《亨利亚德》中都可找到：“汝之良言，吾人没齿难忘。”法国的诙谐诗反过来也毫不逊色于英国的十音节英雄诗。在一个国家，某种韵律代表庄严肃穆的感情，而在另一个国家，它却与诙谐幽默密不可分，这仅仅是习惯使然。如果用英语书写法国亚历山大风格的悲剧，或者用法语创作十音节诗，那几乎是同样荒谬可笑的。
高明的艺人会改良已有的艺术形式，开创全新的写作、音乐或建筑风尚。不论某种装束多么怪诞，如果有个很有名望的大人物穿上它，会使它迅速成为流行；同样，一位出色的大师的新手法也会在行内成为楷模。在那五十年的时间里，意大利人对于音乐和建筑的情调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而这不过是出于对音乐与建筑学等各个艺术领域中那些著名大师的模仿。昆德良批评塞尼加扰乱了罗马人的情趣，抛弃庄重理性的雄辩而煽动浮华轻佻之风。萨卢斯特和塔西佗也受到了类似的指责，说他们提倡一种虽然简洁优美、诗意盎然，但明显是劳神费力和矫揉造作的风格。究竟需要何种素质，一个作家的不足才会变为特色？在我们表彰了一个民族情趣的改善之后，能歌颂一个作家的唯一方法，大概就是说他同样败坏了这种情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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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品质对别人幸福的影响
对作为我们慈善对象的个人进行排序的那些原则，同样对社群进行了排序，我们的慈善行为最优先、最主要的关注对象，正是那些最重要的社群。
一般来说，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并在其保护下生活的国家与政府是最重要的社群，我们的高尚行为可以对它产生很大的好处，而恶行则会对它产生很大的伤害。所以，它天然的成为我们善行的对象。我们的一切都包含在国家里：个人、子女、父母、亲戚、朋友、恩人，以及所有我们最为热爱和尊敬的人。所以我们的爱国之情不仅发自私心，而且也出自我们自身的仁义。因为我们的一切都与国家休戚与共，它的繁荣富强会给我们带来种种荣耀。当国家比别的社群优越时，我们会由衷地骄傲；当它在某些方面有明显不足时，我们就会感到耻辱。本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些仁人志士、政治家、哲人、文学家，等等，我们都会以极大的赞美之情去看待他们，并总爱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比其他民族的人物更为杰出。当然，我们国家在当代也不乏杰出人物，只是我们对他们的评价总难免受到妒忌的影响。爱国者们为了国家的安全与荣耀而献身，得到了千古流芳的美名。爱国者们显然是根据自己的良心来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那个公正的良心会告诉他：他仅仅是大众的一员，为了多数人的安全、利益或者荣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一种义务。我们都明白做出这种牺牲是多么的不容易，能够这么做的人也确实凤毛麟角，虽然这种牺牲有时是必要的和高尚的。所以他的行为不仅引起我们的赞许与钦佩，而且应该得到作为最高美德的一切赞扬。反之，那些不顾良心谴责的叛国者，在某些特殊境遇下希图把国家利益出卖给公敌，从而得到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私利。他们总是不惜出卖自己同胞们的利益来追求卑劣可耻的个人好处，从而成了最受唾弃的家伙。 出于爱国之情，我们总是充满猜疑和妒忌的看待任何一个邻邦的繁荣富强。由于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来调停争端，彼此相临的独立国家都在对邻国的恐惧和猜疑中过活。每个君王都无法指望从邻国得到正义的对待，所以他就有理由以牙还牙。那种尊重对方法律或者外交独立的动人宣言，往往是装腔作势的一纸空文。即使为了最微小的利益，各国动辄就无耻地逃避，甚至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些原则。每个国家都感觉自己面临着被实力不断增长的邻国征服的命运，而爱国的高尚感情总被这些恶劣的民族歧视者们拉来当旗子。据说老加图在###院演讲时，不管每次的主题是什么，最后都会用一句话来结尾：“迦太基应当被灭亡，这就是我的看法。”他因为自己的祖国受到了敌国的祸害而怒火中烧，他的话充分表达了爱国感情的最为野蛮和强暴的形式。据说斯奇比奥？内西卡在他的一切演说结束时所说的一句话更富有人性：“这也是我的看法：迦太基不应当被消灭。”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更为胸襟开阔和慷慨大度的心态。如果对手已经衰落到对罗马难以构成威胁，那么它即使有一定的恢复和繁荣也是可以允许的。出于某种理由，法国和英国都可能担心对方的陆军和海军实力的上升。但是，如果妒忌对方国家的繁荣昌盛、土地的改良、工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港湾的坚固与众多、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进步，那两个伟大民族的尊严就要受到损害了。因为那些正代表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真正进步。这些进步推动了我们生活的改善，并使我们的天性变得更加高贵。在这些方面，每个国家不但要尽力超过别的国家，而且要从人类的友爱之情出发，去促进邻国的这种进步，而不是去阻碍它。这些进步应该是国家间竞争的目标，而非妒忌和仇恨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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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快乐 维护社会秩序才是更好的“利己”
人在病痛或失望时往往万念俱灰，把平日追逐的那些宏大计划看得一文不值。可一旦大病初愈，心情转好，又会把那些计划看得快乐无比。在我们的想象中，苦痛伤悲总是把我们的感受禁锢在自己的身体中，安闲舒适时它们又扩散到周围的万事万物。就这样，宫里流行的新巧玩意儿和它们的雍容显贵深深吸引着我们，我们充满艳羡的目光注视着它们如何给主人提供消遣、满足和舒适的生活。假设我们认真思考一下这些玩意儿能提供的实际满足，和满足本身所带来的美感，它们就会显得无聊而微不足道。可我们用这么抽象和哲学的方式来思考它们的时候确实不多。按我们的设想，它们带来的满足与世界和谐、秩序而有规律的运行几乎是一回事。如果用这样繁复的眼光来看，高官厚禄产生的愉悦会使我们觉得它们是那么重要、美丽和高尚的事物，值得我们为占有它们而劳苦毕生。
人的本性可以同样以这种方式来误导我们，而恰恰是这种误导持续的煽动和保持了人类的勤奋。这种误导开始时促使我们人类在大地上耕耘、修建房屋、创建城市和国家，在一切科学和艺术的领域里促进创举和进步。正是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准，使生活充满新奇和变化。它也在最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使莽莽丛林变成了万顷良田，使沉寂的海洋变成了全新的食物来源，变成了联络大陆各民族和国家的通衢大道。人们的劳作使土地越来越肥沃，为千万人提供了衣食。自大而鄙吝的地主们巡视自己广阔的田庄，全然不关心同胞们的命运疾苦，徒劳的试图独吞土地的一切产物。对于他们来说， “眼大肚子小”这句俗话再贴切不过了。他欲壑难填，可肚子的容量又比一个最普通的农夫大不到哪里去，只好把自己消受不了的那部分用适当的办法分给别人：做饭的厨子、盖房子的泥瓦匠、为他提供各种工具和玩意儿的手艺人，等等。于是，拜地主先生的奢侈和怪癖之赐，这些人都分得了一份糊口之物。要是等待地主先生大发慈悲，他们大概早就都饿死了。无论何时，土地提供的食物大体能养活所有的居民，阔人只是从大量的产品中挑中了最难得、最心爱的一部分，虽说他们都是些只顾自己、自私自利的家伙，雇佣千百人为自己劳作的动机无非是满足自己那点无厌而又无聊的私欲，但他们还是跟穷汉一起分享了他们的改良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对生活用品进行了分配，而且几乎与所有居民平均占有土地的情况一样。这样，就无形地推进了社会的总体利益，给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生活保障。上帝把土地分给一小撮地主们时，并没有忘记和遗弃那些无地的人，后者也享用了他们在土地产品中所应有的一份。如果说比较人类生活的真正幸福的话，他们大概怎么都不比那些好像地位远远高于他们的人们差多少。论身体的舒适和灵魂的安宁，所有不同阶级的人都大体相当，国王们所为之战斗的那种安逸，大概在路边晒太阳的叫花子也享受得到。
出于人类热爱秩序，追求规律之美、艺术之美和创造之美的共同本性，人们往往乐于实施可以提升社会福利的制度。爱国者们为了改良社会面貌和政治领域而鞠躬尽瘁，可他们的行动未必出自对那些受惠者的单纯同情。某位先生热心公益、捐资修路，未必是真的同情邮递员或者马车夫。立法机关会通过奖金或其他政策鼓励麻线或呢子的生产，这种行为也未必是由于同情穿麻布或者呢子服装的人，更不是同情纺织品制造者或者经销商。政策的进步、贸易与工业的发展，这些都是高尚的、安邦定国的大计。这类计划总让我们兴奋，所有对它们有好处的事情也使我们欣慰。它们是我们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环节，推动着国家机器协调迅疾的转动。在没有完全破除阻碍这个体制正常运行的各种障碍之前，我们是无法安宁的，看着这个如此完美重要的体制日益完善，我们自然欣慰不已。……同理，如果你打算劝说自私的家伙关心公益事业，向他空谈经邦济世之乐是徒劳的，跟他说理想国臣民的快乐生活也毫无意义。你想说服他的话，就要向他认真说明伟大的社会政治体制带来了以上种种好处；社会各个部分间的依赖互助关系；如何可以把这种制度成功引进自己的国家，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运转得平稳而高效。大概没有人会听了这个而无动于衷的，最起码他会暂时振作起来。最能让国民确立热心公益情绪的方法就是：教育和灌输人们研究政治机构的长短利弊；国内国际形势；本国的内政外交。所以，抱着正确、理性和实用态度对政治进行的各种研究都是最有用的脑力劳动。最笨的人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也不会是徒劳的，这至少可以鼓舞起人们对公共事物的热心，从而继续探询改良社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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