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系为上海市中学生课本《艺术》所作的序言。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苦涩而又酸甜的山楂果（1）
——读胡鸿诗集《初恋的情绪》
五年前，也许更早一些，有一个鸽子般的少女坐在开满了鸽子花的山坡上，独自一人默默咀嚼一颗小小的山楂果。这果子对于她来说，也许熟得早了点，难免有些儿酸，有些儿涩，甚至有些儿苦，虽然其中也不乏那固有的甜味。她咬碎了它，一种独特的、微妙的情绪便弥漫于她的心中，而当它流溢出来时，就变成了诗。
这就是胡鸿和她《初恋的情绪》。
初恋的情绪，对于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来说，原本应该是极甜蜜极温馨的。林间之散步，花前之流连，春光明媚中之凝视，月色朦胧中之亲吻，不是许许多多少男少女都在编织这样一个梦，许许多多诗人都在把这梦做成蜜饯，送给那些爱吃甜食的孩子吗？
然而胡鸿却不。
胡鸿“初恋的情绪”，几乎一开始就是“不安和甜蜜混杂在一起”的，以至于当其骤然降临时，她一下子不知所措，“一声不响坐在那里，只想哭”。尽管从此以后，“河边鸟声开放了柳树，三月的黄昏真暖真甜”；尽管从此以后，“因你的到来我的小诗，在桂花浓浓的相思里聚满阳光”。但是，她也同时清楚地意识到，从此，“夕阳的垅上”之所生长，绝不只是欢乐，更多的将是忧伤。她甚至感到“一种恐怖感从残月里阵阵涌来”，而且“任我在风中怎么奔跑也吹不散”。终于，“我潮湿的步履再也不能沉重地走向你”，“黑暗中我咬碎了山楂果我的心”，只剩下那条“哭紫的路”，“淋着歪歪斜斜的苦痛”。
唉，这过早地被秋风吹落的山楂果啊！
唉，这苦涩而又酸甜的初恋的情绪啊！
奇怪，小小的年纪，哪来那么多的忧伤呢？初恋的情绪，哪来那么多的苦涩呢？少女的心头，哪来那么沉重的十字架呢？莫非这一切，不过“为赋新诗强说愁”？
并非如此。
其实，只要稍加体察就不难发现，“初恋的情绪”一开始就是朦胧的、想象的、不确定和非现实的。“不知道是哪个没有风没有雨的黄昏，我开始忧郁地爱你”；“田野油菜花金黄地铺向我，我拿着写给你的小诗不知怎么办”。终于，“在想象中你朦朦胧胧地走近我，用自信和幽默把我围猎”；而那个“我”，却“只能站起来，摸摸没有了蝴蝶结的童年愣了又愣”。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也太容易：“像你认真地学英语单词那样，认真地窥破了我的秘密”；她有着太多的准备又毫无准备：“我还没看完那本格林童话，就这样你走进了我的门”。她不得不承认：“这个季节是你的足音一夜间叩开的”。“你金色的莽原之风没遮没拦，深深淹没了我的渴望我的爱情”。
显然，这种爱的方式注定了这种爱一开始就是悲剧性的。这是它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强烈的忧伤抑郁情调的根本原因。因为爱情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爱慕与追求，它是一种必须有回声的灵魂的呼唤。也就是说，爱情必须是“对等”的：同样的渴望，同样的爱慕，同样得到回爱。但在《初恋的情绪》中，恋爱双方的感觉却不对等。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现实价值”不相等。也许在旁人看来，她和他正所谓“天设一对，地造一双”，或者他比她差得远，根本不值得她去爱。但是，在爱情中，并没有什么“现实价值”，只有“感觉价值”。只要一方觉得不等值，它就是不等值的。而我们读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感觉，一种一方以“压倒优势”征服另一方的体验：“海潮般你淹没了我的朝夕，浩浩荡荡用你男子汉的气势涤荡了我”；“为什么我总在你面前说不出一句话，不能完成我的整个形象呢”？“最惊心的是你远去的足音，笔直地抽红了我呆滞的眼睛”，“我的眼泪和渴望在海水里默默奔流，而我不敢升起那张神秘的白帆”。这种在对象那里完全丧失自我的爱情，难道不注定了要以悲剧告终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苦涩而又酸甜的山楂果（2）
然而《初恋的情绪》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这“初恋的情绪”是胡鸿的还是别人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也许是无意中）描绘了新一代女性在这变革时代的微妙心理：一方面似乎是觉醒了自我意识，义无反顾地要去寻找自己心中的“男子汉”；另一方面，却时刻准备着，一旦找到，就毫无保留地交出自己，让他“那样专制地使我幸福”。在“挺起你健美的三角肌，让我栖息少女的幻想”的向往中，在“我独自走在你北方的阵雨中，等待心的辙痕跨过思念的静谧”的期待中，在“你葡萄般酸甜的眼睛闪闪烁烁，我竟一句话说不出”的被征服的幸福感中，我们看到的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吗？从宗法礼教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新女性，却又因“寻找男子汉”理想的设立再度丧失了自我，这真是何其不幸乃尔！为什么她们就不能想一想，“男子汉”们是否也该有同样的“献身精神”呢？她们难道不该使自己也变成“强有力的”（当然是心理意义上而非生理意义上的），从而问心无愧地和完全对等地接受对方的寻找和选择吗？倘能如此，则真正的、本来意义上的爱情，就会来到我们中间。
这需要时间，但并非对于一切人都是漫长的。我们高兴地看到，在经历了一番凄风苦雨的阵痛之后，鸽子般的少女已经长大成人。尽管“没有人能遗忘她的初恋，也没有人能遗忘失恋带来的痛苦”，但恰恰是痛苦而不是其他，使她变得刚强和成熟起来。人类永远追求幸福，这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如果没有痛苦，人类又会在幸福的甜腻中沉沦。这是历史悲剧性的“二律背反”。因此，痛苦较之甜蜜，忧伤较之欢乐，有着更为深刻的美学意义。事实上，正是在经历了痛苦之后，胡鸿才写得出这样刻骨铭心的诗句来：
你走吧 我恨你
为什么
你只用日出的晨雾
淹没我所有思念的山谷
也正是因为在痛苦中升华出自我意识，她才有权利也有力量宣布：
让风让雨都吹进我的小窗吧
淋湿每缕发瀑颤栗的忧伤
山楂树倒下的时刻
我不再畏惧暴风雨的来临
这正是独立人格的开始确立。不再是困惑于“为什么你我都不可能径直走进夏天”，而是坦然宣布“你我会告别心灵的沼泽，走向远方”。如果说，他们的相爱是不对等的话，那么，他们的分手就是完全平等的了。从此，她将不再作为一只受伤的鸽子，而是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去寻找真正的爱。
即便如此，这些小诗无论对于她还是我们，都仍然具有美学上的意义。因为那里有她的追求。尽管“不是一切爱都能理解”，“不是一切的爱情都有回声”，但对理解和回声的渴望则是一切爱情都有的。也许，正因为有渴望而无回声，那爱情才忧伤，也才因其忧伤而美丽？那么，当“初恋之旅在泪中完成”，当“一段弦上的夏日凝固在子夜的山楂果里”时，那渴望和追求，难道不该更为凝重地留在了心底吗？
在这里，初恋的情绪终结了，但追求与渴望却永在。我希望它永在，也相信它永在。因为正是有了它，生命才永在，世界才永在，人类才永在。
当然，诗和艺术也永在。
注：本文原载1988年第3期《芳草》，有修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选择的证明（1）
——读沈石溪动物小说《暮色》
有人问我：人生之中，什么事最重要？
我回答：选择。
又问：什么事最难？
我回答：还是选择。
如果有人继续问下去，那么，我还乐意于告诉他：最痛苦、最折磨人、最能酿成悲剧的，也是选择。
这就奇怪。说选择重要，并不难理解。“一失足成千古恨”嘛！说选择困难，也不难理解。公私不能兼顾，忠孝难以两全，因此左右为难，狼狈不堪。但是，困难归困难，有选择总比没选择好，能选择总比不能选择好。没有选择，就没有比较；有选择的可能却没有选择的权利，就更加痛苦。因为那不但意味着你会眼巴巴地失去最佳机会和最佳结果，而且意味着你只能任人支配甚至任人宰割，毫无自主权可言。没有自主权，也就是没有自由，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幸福感。
所以，有选择，能选择，实在应该说是一种幸福。
但是，事实上似乎也不尽然。
有人告诉过我一个真实的故事：二战期间，在一处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关押着一位美丽的犹太少妇和她的一儿一女。大屠杀前夕，为了拯救她的儿女，她被迫献出了自己的肉体。然而，这位美丽而善良的犹太少妇万万没有想到，她用贞洁和节操换来的竟只是这样一个选择的权利：她可以在两个亲生子女中选择一个和她一起活下来。显然，这也同时意味着必须由她选择另一个孩子去死。于是她祈求法西斯允许她来替代去死的孩子，但得到的回答是：或者你和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一起留下来，或者都去死。少妇如遭雷击，茫然不知所措，而走向死神的队伍却继续前行。就在两个孩子即将跨进毒气室门槛的那一瞬间，少妇大声喊道：“留下我的儿子！”结果呢？结果是她的女儿被杀了，而她自己则疯了。
你能说这样的选择也是幸福吗？
沈石溪的小说《暮色》，写的也是一次同样痛苦、沉重和注定只能是悲剧结局的选择。
在风雪弥漫的朵玛尔草原上苦苦觅食的埃蒂斯红豺群，已经饿了整整三天。就在整个豺群即将分崩离析甚至会互相吞吃的关键时刻，他们获得了命运之神恩赐的一次转危为安的机会，然而这一机会却又必须用一匹苦豺的生命去换取。所谓苦豺，也就是钓饵，其命运当然是九死一生。苦豺依例由豺王指定，但选择的标准只能是年龄加衰老度，再加上整个豺群的“民意”。按照这个标准，这个类似于人类社会中炮灰殉葬品敢死队的角色，就几乎注定了只能由豺王索坨的亲生豺娘霞吐来充当。于是命运之神便在恩赐机会的同时也“恩赐”了难题：一方面，豺王索坨不能不指定一匹老豺来充当苦豺，因为非如此便不能保证这次狩猎的成功，从而把整个豺群从饥馑的魔爪下解救出来。他也不能指定别的老豺去充当苦豺，因为那会激起公愤，激起政变，从而导致整个豺群在饥寒交迫之中再毁于内乱。另一方面，他又实在不忍心亲自宣判豺娘的死刑，尽管她将死得壮烈死得光荣死得重于日曲卡雪山。豺娘不但生了他，养了他，而且舍生忘死救过他，并正是为了保住他的豺王地位，才去和另一匹年轻公豺英勇搏斗而受伤，而提前衰老的。如果以衰老为理由而逼迫霞吐去充当苦豺，那就等于说，豺娘用生命为自己换来了王位和权力，自己却用这东西去要豺娘的命。这实在太残酷了。无论如何，索坨不能这样没有良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选择的证明（2）
是保豺群，还是救豺娘，这真是“忠孝不能两全”。
这种两难选择的尴尬局面，我们的古人大概是早就经历过、想到过了。孟子就曾故意用一种轻松的语气说：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不能得兼，那就舍鱼而取熊掌。孟子说的“熊掌”，就是义，也就是群体生存这一最高利益。为了群体的生存，可以舍生取义，也可以大义灭亲，就像舍弃鱼一样，何憾之有呢？
话是说得很轻松，可惜事到临头，谁也轻松不起来。
诚然，索坨作为豺王，为了豺群的生存，也曾决定要“大义灭亲”。他一再硬起心肠催促豺娘去完成这该死的使命，同时也一再表示无可奈何，希望豺娘能面对现实，认命算了。无奈，豺娘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被亲生豺儿逼上黄泉的现实，以至于公然发生了豺群社会中罕见的反叛行为：她猛然回头咬住了代表群体来督促她执行命令的豺王，咬住了他的耳朵。更糟糕的是，当豺群表示要惩处叛逆时（对于豺群来说，这完全是正义的行为），索坨竟然忘了他豺王的身份，公然横在豺群和豺娘之间，阻止豺群对法律尊严的维护。毫无疑问，这不智之举只能激起豺群更大的愤慨，从而结结实实把自己和豺娘一起推向死路。
办法也只有一个，带头扑向豺娘，用豺娘的血洗净自己身上叛逆的嫌疑。否则便只有和豺娘一起，被愤怒的豺群撕成粉碎。是杀死亲娘，还是和亲娘一起背叛群体，何去何从，必须当机立断。
索坨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如果选择前者，索坨固然能保住他的豺王地位，但今生今世，还逃脱得了良心的谴责和情感的折磨么？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心理负担，他还能当好豺王，还能重振自己在豺群中的威望么？如果选择后者，索坨固然可以报答母亲的恩情，抚慰她受伤的心灵，却也和母亲一起成了族类的罪人。何况事实上也于事无补。他这样做，并不能救下豺娘，反倒搭上自己一条性命，还可能贻误拯救豺群的战机，岂非罪上加罪？看来，无论作何选择，霞吐都难免一死，索坨都必然是罪人。
于是我想起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同样也曾面临一个只可能是悲剧结局的选择，一个没有绝对正确答案的问题：他该不该替父亲报仇？不报仇，他是姑息养奸的懦夫，违抗父命的逆子；报仇，则又是以恶抗恶的坏蛋，杀母弑君的罪人。不报仇是纵恶，报仇是行恶，左右不是人。那么，下决心做个恶人不行吗？不行。因为他是为了避免恶，才进行选择的。既不能选择恶，也不能选择善，选择死，行不行？也不行。因为自杀同样是逃避责任，同样是罪恶。死也死不得，活又活不成，所以哈姆雷特说：“活，还是不活，这真是个问题。”
问题到了这一步，反倒简单。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来，“该不该行动和应该怎样行动”这个具体问题，就变成了“该不该活着和应该怎样活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