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 第23部分

九点多钟，母亲要出去买菜，临出门，又叮嘱我一句：“雅文，你应该明白，父母都是为了你好……”

是的，我知道是为我好，可我却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去了。

我看着母亲的身影一出大门，就急忙找来一根绳子胡乱捆上我的被褥，又到母亲装钱的小木盒里翻出户口本，背起行李迅速逃出了家门……

半年后，我从体工队第一次回到家里，下工回来的父亲狠狠地瞪我一眼，头朝下往炕上一躺，闭上眼睛，再也不理我了。

就这样，十五岁的我，连小学都没毕业，平生当了唯一一次小偷，偷走的不仅是户口和行李，还有我少年时代的大好时光……

《生命的呐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三节（1）

1959年夏天，无疑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那段生活，仍然历历在目……

当时，全国开始提倡“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准备迎接第一届全运会，所以佳木斯市体委从全市选来一批篮球、冰球、滑冰、滑雪的运动员。如果不是这种体育形势，我这个又瘦又小的小干巴孩儿不可能被选进体工队。

我们住的体育馆是由原来的佳明舞台改造的，球场周围有一圈看台，看台上面有一层胶合板间隔出来的小房间，就是我们的宿舍。冬天很冷，保温不好，早晨醒来被子常常被冻在胶合板上。我们女篮住在东北角的四、五号房间。教练姓门，大家都叫他门指导。

被选进体工队，我们几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个个青春激荡，热血沸腾，觉得自己就像电影《女篮5号》一样，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每天除了训练，就是没完没了地笑啊、疯啊、唱啊，整天唱着《运动员之歌》：“像那海燕穿过云层，像那雄狮冲下山冈，我们光荣的中国运动员，在向世界纪录进军……”唱着《女篮5号》电影插曲：“绿色的田野，金色的河流，到处都飞扬着欢乐的歌声……”

但就在这年秋天，却发生了几件大事……

一天晚上八点多钟，速滑队一名男教练把我叫出去找我谈话。我很奇怪，他是速滑队教练，跟我们篮球队没有关系，他找我谈什么话？再说他长了一副鹰钩鼻子，全市中小学开运动会他是发令员，我们这些小运动员都怕他。我跟他唯一一次接触，就是他给我们这些女孩子剪“5号头”，他把我耳朵剪出血了，我没敢吱声。

谈话是在体工队餐厅进行的。

屋里亮着灯，灯绳就在我头上垂着。他和我隔着一只餐桌面对面地坐着。他开口就问我：“雅文，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生活吗？”

我傻乎乎的，以为他让我去速滑队跟他训练呢。因我得过小学滑冰比赛五百米冠军，体委领导几次让我去速滑队，我不愿意去，觉得速滑运动员的体型太难看，一个个都是大屁股。可我不好当面反驳教练，只好违心地说：“愿意……”

他又说：“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我还是不明白，以为他让我滑一辈子冰呢。

我一个从农村来的傻丫头，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没有成熟到能理解这句话的程度。再说他是滑冰队教练，我是篮球队的小队员，他比我大十岁。我才十五岁，连话都没跟他说过，也不可能想别的……

可他却坐在那里一厢情愿地对“牛”弹琴，说了好多我越听越糊涂的话，而我脑海里一直想着去不去滑冰队的事……

这场糊里糊涂的谈话终于结束了。他起身拉灭了电灯，餐厅里顿时一团漆黑。我刚要往外走，这时，他忽然一把搂住我，将他冰凉的嘴唇紧紧地贴在我那从未有任何人碰过、因惊恐而张大的嘴巴上……

我吓坏了，可我不敢喊怕被外面的人听见，只好不顾一切地挣开他向门外跑去……

我不记得是怎样跑回宿舍的，只记得队友们已经上床休息了。我急忙抓起脸盆里的湿毛巾拼命擦着嘴巴，然后上床钻进被窝，浑身抖成一团，在无比惊恐中熬过了一夜。那一夜，我脑海里不断闪现出狗皮帽子和鹰钩鼻子……

也许，我身上那种少女的清纯和傻气打动了那位教练，使他对我产生了好感。也许，他天生喜欢追求女孩子……可是对我来说，他却像狗皮帽子一样，给我单纯的心灵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可怕阴影。

天亮了，我终于盼来了起床铃声。出操时，我急忙把队长冉桂兰叫到没人的地方，把昨晚发生的一切如实地告诉了她。

冉桂兰是我同学，比我大一岁，比我懂事，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

《生命的呐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三节（2）

在我年幼无知、离开父母的那段时光里，她是我唯一的知己。我在她身上学到好多东西。

“你快告诉我，这是不是强奸？我能不能怀孕啊？”我哭着问她。

“他碰没碰你身子？”冉桂兰抓住我冰冷的手问我。

“碰了！他的舌头碰我嘴了！”

“不，我是说……他碰没碰你别的地方？”

“碰我肩膀了！”

“别着急，那不要紧，那不是强奸。”

“真的？你可别骗我呀！”

当时，我很愚昧无知。不仅是我，一位曾获得世锦赛亚军的速滑运动员对我说，她二十五岁那年准备结婚，一位队友说：“结婚太可怕了，听说从肚脐眼生孩子。”我听了不禁捧腹大笑，笑我们这代人真是愚昧透顶了。

冉桂兰的话虽然给我很大安慰，但并不能解除我对那位教练的恐惧。

夜里，我不敢睡觉，不敢上厕所，总怕他干完“坏事”后悔了，把我偷偷地杀了。白天一见到他我就跑，他喊我也不听。尽管我天真幼稚，愚昧无知，但我宁可得罪教练，也恪守着少女的那方“情感阵地”……

后来，速滑队去黑河早期上冰走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不久，我收到一封从黑河寄来的信，我猜肯定是他，不敢拆开看，嘴唇都吓紫了，急忙去找冉桂兰……

不久，一个天大的难题摆到了我面前……

体委主任找我谈话，说我个子太矮，打篮球不会有发展，让我去速滑队。

我急忙说：“我不愿意去速滑队……”

主任问我：“为啥不愿意去？”

我说：“速滑运动员的体型太难看，屁股像扣个小锅似的。我不愿变成他们那样……”

主任批评我：“你小小年纪有这种思想可不对头！一个运动员怎么能考虑体型呢？这是组织决定，必须服从！”

一听这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不得不去滑冰队了。可我从心底恐惧那位教练，一看到他站在冰场上我的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不过，随着我跟教练的一次谈话，这种恐惧心理终于彻底消除了。

1960年早春的一天傍晚，我刚到速滑队不久，教练又要找我谈话，我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他的宿舍里……

我低着头，不敢瞅他，只听他说：“雅文，为了你出成绩，为了你达健将，咱俩的事就先放下吧。”

“咱俩什么事？我根本不明白你那天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突然说出了这番话。

他说：“那好吧，今后我是你的教练了。你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了训练，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

谈话很快就结束了。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次大胆说“不”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多年以后，一位当年的田径教练见到我，对我说：“雅文，当时我真为你担心，你太小，太单纯了，真怕你被……”

是的，如果当初不是勇敢地拒绝，如果不是坚守着女孩子的一方阵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那位教练犯了错误，好几个女运动员都因为他而抬不起头来，有的一生都活得很压抑……

奇怪的是，自从那次谈话之后，我再也不怕他了，可在心里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后来，他对我一直很好，再也没有发生那种不理智的行为。

《生命的呐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四节

就这样，我带着巨大的心灵阴影走进了最苦、最累的速度滑冰队，成为六名男女队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从此，我这个四十三岁母亲孕育、先天不足后天又用糠菜充饥的十六岁少女，跟其他队员一样，开始了专业速度滑冰的训练。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运动队虽然粮食定量很高，但伙食不好。而且经费紧张，外出训练一律坐硬座。当时，中国运动队受日本女排魔鬼教练大松博文的影响，采取他提出的“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超负荷大运动量训练。速滑队更是如此。

夏天，我们要进行陆地训练，跑、跳、自行车、登山、滑轱辘、蹲杠铃、各种专项训练……三十多度，天像下火似的，望着长长的、跑不到尽头的跑道，我常常觉得自己快要完蛋了，两条腿只是机械地跑着，耳边响着教练的喊声：“坚持！咬牙坚持！”一堂训练课下来，运动衫常常能拧出水来，累得连饭都吃不下。

就说负重滑跳吧，背上驮着五或十公斤的沙袋，像滑冰那样蹲在地上，两腿做高抬腿侧跨动作……教练掐着秒表站在旁边监督，跳到最后，每人头底下都是一片汗水，两条腿就像灌铅似的，恨不得一头趴在地上。一次四十公里自行车越野训练，骑到郊外忽然下起瓢泼大雨，我们的自行车都没有瓦盖，回来一看，从头到脚全是泥沙。

我们速滑队特羡慕篮球队，整天在球馆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对我们来说，打篮球就是放松了。

然而，最残酷的并不是夏天。

那时没有室内冰场，都在室外训练。零下二三十度，只穿着一条小薄绒裤，在冰上一滑多少圈，手脚冻得常常没了知觉，袜子冻在冰刀的铆钉上。有一次，我冻糊涂了，想擤鼻涕却伸手去捏眼皮，弄得大家哄堂大笑。

不过，运动员从不叫苦，也从不落泪。在运动队里，大家最瞧不起懦弱、怕苦怕累、娇里娇气的人。运动员讲的就是拼搏，就是不断地向自己、向人类极限挑战，可以说，每一堂训练课都是拼下来的。

然而，无论多苦多累，我的心儿都是欢畅的，因为有冠军梦支撑着我。尽管这个梦很遥远、很渺茫，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实现，可我仍然傻乎乎地追求着、梦想着。不仅是我，所有运动员都有这种傻乎乎的劲头，否则早就干不下去了。

尽管训练很苦、很累，但运动员的生活却是非常有趣的。

一帮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聚到一起，总有开不完的玩笑，唱不尽的歌，做不完的恶作剧。别看运动员的文化不高，但他们走南闯北，视野开阔，见多识广。那时候，冰上界最流行《外国名歌200首》，人人都会唱几首。我会唱的就更多了，《在遥远地方》和《星星索》是我一生的最爱。这些外国歌曲不仅陶冶了我的情操，增强了我的审美意识，而且给我单纯的心灵带来一种西方文化，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今天，每当我唱起那些外国名歌，就会想起当年的美好时光，想起高山冰场童话般的世界……

《生命的呐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五节

去高山冰场，是我到速滑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1960年3月8日，我刚到速滑队，就跟随全队到海林县的高山冰场去晚期下冰。在牡丹江换乘的小火车，在茫茫林海里颠簸了几个小时，下了小火车，又背着行李在一米多深的雪地里艰难地跋涉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黑龙江省体委为全省滑冰队员修建的高山冰场。

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里的一切……

那是一个冰清玉洁的童话世界——苍松翠柏的原始森林，白雪皑皑的山峰，群山环抱着一座晶莹剔透的冰场，冰场旁坐落着一排木头房子，就像安徒生笔下的小木屋一样……

不知谁突然大喊一声：“啊——我来了——”

所有人顿时都跟着喊起来：“我来了——我来了——”山谷里响起一片回音，周围树枝上的积雪都被刷刷地震落下来。

全省一百多名优秀速滑运动员都来了。我们住在冰场旁的小木屋里，每过两三天就下山去背一趟食物。山高，不通车，所有的食品都得靠运动员背上来。没有袋子，大家就把秋衣、秋裤的口扎上，用它来装面包、装冻肉和冻菜。一路上，大家总是笑声不断，歌声不断。

在冰场上，那些运动员个个滑得都很棒，冰面特熟，滑起来悠悠的。唯独我这个刚进队的业余选手滑得糟透了，两条腿拉跨拉跨劈嚓啪嚓地紧，两只手在身后挲着，像企鹅似的，而且还经常“扫冰场”。我们管摔跟头叫扫冰场。我一摔跟头，男队员就冲我喊：“哎，小家伙，冰场没扫净，再来一个！”搞得我特狼狈。

晚期下冰是速滑运动员最轻松、最没有压力的时候，一年的训练和比赛都结束了，来年的大运动量还没有开始。所以，这群精力过盛的年轻人除了训练，就是没完没了地恶作剧，墩教练，打雪仗……

几名女运动员抓住一名男教练，你拽胳膊我扯腿一齐大喊：“一、二，墩！一、二，墩！”把教练高高地扬起来，又重重地墩到雪地上，墩得教练龇牙咧嘴直告饶……

一天早晨，我在走廊里刷牙，看到哈尔滨队一名男队员将漱口水“噗”一声喷到地上，大叫一声：“我的妈呀！这水怎么一股骚味儿？”

正在洗漱的几名女运动员忍不住嘎嘎大笑，男队员带着满嘴牙膏沫，冲着女运动员奔过来。几名女运动员嘴里叼着牙刷，双手叉腰，虎视眈眈地站成一排，冲他叫号：“咋的？找挨墩哪！”男队员说了一句“等着瞧！”转身走了。

训练完了，冰场内外，房前屋后，到处都是雪块纷飞，喊声震天，不知有多少伙在打雪仗呢。

尽管我这个小少年从不参与，但也常常遭到大哥哥们的捉弄。有一次，我正张着大嘴看热闹，哈体院一名男运动员抓起一团雪猛地塞到我嘴里，我“咕噜”一声咽了下去。刚到这儿的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去厕所，哈尔滨队一帮人高马大的男运动员在走廊里站成一排堵住我，不让我过。我以为走错了，转身向另一头跑去，跑过去一看不对，又急忙跑回来。他们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