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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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遭遇，往往不是他个人的。

1968年5月28日，林彪向全国体育界发布《5·28命令》，我们平静的蜜月生活也宣告结束了。林彪为了整倒贺龙，捏造贺龙企图外逃，宣布全国体育界实行军事管制，批判贺龙的修正主义体育路线。

于是，贺玉第二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修正体育路线黑爪牙”……

他被宣布隔离反省回来取行李的那天晚上，我抱着他放声大哭。他一再安慰我：“别哭，哭对孩子没好处。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坚强点。噢，听话！有机会我就回来看你……”

临出门，他又回过头来叮嘱我一句：“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那天晚上，面对空荡荡的新房，面对刚刚怀孕的身子，我呆呆地坐了一夜，哭了一夜，也苦苦思索了一夜……

这些年来，我一直相信领导，热爱学习，崇拜伟人。我一直是伟人和领导的思想奴隶，从没有过自己的思想。我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陶铸的《理想与情操》，当做人生的至理名言。可他们全被打倒了。而我爱看的许多书籍，爱唱的外国歌曲，爱看的电影《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统统被打成“封资修”的大毒草。我自己也被贴了几张大字报，批判我读海涅诗选，想成名成家……

我发现我过去所追求所遵循的一切全都错了。可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更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不明白，这么大个中国为什么就几个人是正确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牛鬼蛇神”……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迷茫。

后来才明白，不仅我感到迷茫，中国人都感到迷茫，乃至全世界对我们中国都感到迷茫……因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破坏力，就是颠倒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使人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精神家园，失去了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及行为规范，让人们灵魂中的丑恶与嫉妒、贪婪与私欲，得到最大限度的膨胀与暴露。而许多美好的事物却遭到无情地蹂躏、践踏，甚至毁灭。这种破坏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仍在延续着。

当然，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贺玉了。

他这个人性格内向，从不张扬，为人忠厚、善良，是佳木斯的第一个运动健将，是佳木斯成绩最优秀的运动员，曾两次调到省队，市委曾号召全市青年向他学习……一次在公路自行车训练中，为了躲避从拐弯处突然出现的一个挖蚯蚓的孩子，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采取紧急转弯，连人带车飞出去十几米远，一头摔进庄稼地里，至今肩膀上还留着一块大疤痕呢。一次全国比赛，他捡到一块英格手表立刻交给了大会。在他反省期间，他营救过投湖自杀的女教师及多名落水者……

这样一名优秀运动员，却成为佳木斯体委最早遭批判、最早被反省，挨整时间最长的唯一一名运动员。

后来得知，不仅是周贺玉，全国体育界好多优秀运动员都遭此厄运。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这个单纯、善良的青年开始冷眼看世界，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了，而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克己，一味地“改造”自己了。翻开过去的日记，篇篇都在自我检讨，都在“吾日三省吾身”。

尽管很迷惘，但翻开那时的日记，仍然充满了可笑的理想主义色彩。

我在1967年8月20日的日记中写到：“目前的不幸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光明，现在只能用顽强的毅力去忍耐。”

贺玉被反省以后，我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白天还算好过，忙忙活活一天也就过去了，可是晚间回到家里就更痛苦了。整个体育馆除了东头住着一位打更老人，就住着我一个人。

夜里，我孤零零地躺在空荡荡的床上，闻着贺玉身上残留的体香，无边的孤独和恐惧，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着我，撕扯着我这无着无落的心……

屋里的老鼠特别多，个个都有半尺多长。一到晚上，它们就在纸糊的棚顶上像开运动会似的，吱哇乱叫着跑来跑去，吓得我一身身的冷汗。

一天夜里，我正看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巴斯克维尔猎犬》，思绪完全沉浸在小说所描写的恐怖之中，忽然“扑通”一声，两只毛茸茸的大老鼠突然从纸糊的棚顶掉了下来，正好掉到我的被子上，吓得我“妈呀”一声……

那一夜，我蒙着被子哭了半宿。

我天天盼望贺玉能回来看看我，因此常常产生错觉，总觉得有人敲门。

这天半夜，我终于盼来了敲窗声，声音不大，但很急迫。我急忙爬起来跑到窗前，急切地问道：“是贺玉吗？”

“嗯。快开门！”外面的回答声很小，好像是捏着鼻子。

我又惊又喜急忙跑去开门，一边拔门闩一边问他，“哎，他们今天怎么开恩让你回来了？”可是外面人却迟迟不肯回答，我突然觉得不对劲，急忙问道：“你到底是谁？”

只听外面的人压低了声音，催促道：“痛快开门！”

我忽然听出是山东口音，根本不是贺玉，急忙重新插好门闩，冲外面吼道：“你痛快滚开！”

可是，门外的敲门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响，敲完门又来敲窗子……

体育馆北面，距离我家不远处是航运局的单身宿舍，住着一群码头搬运工。这帮光棍汉经常三五成群地坐在窗台上，抽着呛人的蛤蟆烟，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讲一些不堪入耳的粗鲁笑话。有一次我下班回来，一个粗鲁的壮汉操着山东口音冲我喊：“哎，小娘儿们，一个人多寂寞呀！让老哥去陪陪你怎么样？”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来敲门了。

此刻，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周围也没有邻居。我怕他破窗而入，操起一把菜刀，哆哆嗦嗦地守在窗台下……

敲了半天之后，那家伙终于走了。而我却像一摊泥似的瘫在地上……

我不知这种惊吓对胎儿会有什么影响，更不知这种鬼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唯一能使我排遣痛苦的办法就是看书。

说到看书，我要感谢我的同事杜桂芝。她家里藏有许多当时被列为禁书的世界名著《奥赛罗》、《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巴黎圣母院》、《复活》、《安娜·卡列妮娜》、《福尔摩斯侦探集》……我每次向她借书都是偷偷摸摸的，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用报纸把书包好，有时还夹着一本《毛选》做掩护。

于是，在我最痛苦、最难熬的岁月里，我有幸接触到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梅里美、屠格涅夫、莫泊桑等许多世界名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而且丰富了我的文学知识。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九节

夜里，我躺在床上抚摸着越来越大的肚子，觉得小宝宝一天比一天大了，一天比一天动得更欢了。作为第一次做母亲的女人，我多么渴望丈夫能回来看看我，能来摸摸我们共同孕育的小生命啊！

可是，他一直没回来。

这天下班，我骑着自行车又跑到体校来找造反派头头，想见见贺玉。我已经来过几次了，他们一直不许见，这次也是一样。无奈，我只好躲在运动场的看台上，远远地望着体校的一排平房，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看见贺玉被人押着从一间平房里走出来，向另一间屋里走去……

我等到天黑以后，绕到与体校只有一墙之隔的第一中学校园里，悄悄地来到关押贺玉房间的土墙外，挺着大肚子，费好大劲才爬上一人多高的土墙。这座土墙我当运动员时就存在了。

窗子开着，我却看到了极为痛心的一幕——

只见贺玉弯着腰站在屋地中间，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周贺玉”，“周贺玉”三个字是倒写的，打着叉。几个造反派正挥舞着拳头在批斗他，高喊着“打倒反革命分子周贺玉”的口号……一个造反派头头嫌他弯腰弯得不够，使劲摁着他的脑袋……

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像囚犯似的被人押着，被人推来搡去地批斗，完全没有了人的尊严……瞬间，我这颗柔弱而疼痛的心一下子就变了。我本来是想偷偷地告诉贺玉，我们的小宝宝会动了，会踢我了，用不多久你就要当爸爸了。可现在，我只想冲着那间小屋，冲着这个疯狂的世界大喊一声：“他不是反革命！你们不要这样对待他！”

可我什么都不能喊，只能紧咬着嘴唇，把泪水和愤怒统统地咽进肚里，从胸膛里生出一颗种子——它就是坚强！

在这短短几分钟时间里，我突然明白了多少年来不曾明白的道理……

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即使贺玉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你也要挺直了腰杆好好地活着！你一定要让那些人看看……”

这种自强的心理从此成为我强大的生命支柱，让我挺过了无数难以承受的苦难。

就在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屋里，胡思乱想的当儿，有人突然照我屁股猛地打了一巴掌，我猝不及防，一下子从土墙上跌落下来，只见两个身穿草绿色军装、腰扎皮带、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你是哪的？”

“银行的……”

“你趴在这干什么？是不是想搞破坏？”

“不！我想看看我爱人……”

“你爱人是谁？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说，怕给贺玉带来灾难。

“老实交代！他叫什么名字？不说我们就把你带走！”

“周贺玉……”

“就是那个运动健将周贺玉吗？”红卫兵显然知道他。

“对。”

只见两个红卫兵交换了一下眼色，说了一句：“告诉你，再不许来了！再来就以破坏革命抓起你来！”说完，迈着雄赳赳的步伐走了。

而我却靠在土墙上，半天没爬起来。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节

这天，我终于接到贺玉偷偷打来的电话，说他拉痢疾住院了。

下班后，我急忙骑自行车来到郊外的传染病医院。

贺玉避开医院的监视人员，带着我偷偷地来到院外一片刚割完的玉米地里，我俩一下子紧紧地抱在一起……

此刻，天阴阴的，飘着毛毛细雨，周围是一片灰蒙蒙的苍凉。贺玉抱来两捆干玉米秸，脱下他身上的病号服给我披上。我俩相拥着坐在潮湿的玉米秸上。

好几个月没见面了，借着从医院里射来的微弱灯光，贺玉一个劲儿地端详我，抚摸着我圆鼓鼓的肚子，问我去医院检查没有，胎儿正不正

常……我告诉他一切都好，问他怎么样，是不是天天挨批斗……

他说：“没斗几次……”

我说：“你别骗我，我都看见你挨斗了！”

“你怎么看见的？”他很吃惊。

“我去看你了。”

“什么时候？”

得知我趴着墙头去看他，他两眼噙满了泪水，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许久没有说话。

这天晚上，我们谈了好多，谈到我生孩子，谈到他会不会被判刑……

当时，公、检、法、司全部被砸乱了，法律已经变成了儿戏。这些“反革命分子”随时可能被关进监狱，甚至可能被判十年、二十年的。

说到这些，贺玉的心情越发显得沉重。

他说：“雅文，我一直在考虑，如果我真的被判刑，或者被下放农村，你们娘儿俩怎么办？”

我说：“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什么思想准备？”

“你要被判刑，我就等你。你判多少年我等你多少年。你要被下放农村，我就跟你去。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在乎。你放心好了，我永远爱你。”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这阴雨的天地之间，却震撼着一颗比这天气更阴沉、更晦暗的心……

要知道，这不是花前月下你爱我我爱你的山盟海誓，而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妻子，对前途未卜的丈夫掏出的肺腑之言。

我知道贺玉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他就说了一句大地主刘文彩是地主的典型，他们就批斗他为地主鸣冤叫屈。他说一个大学生没钱买牙膏，可她学习非常好，他们就批判他是诬蔑社会主义大学生……

后来贺玉告诉我，在牛棚里，他一想起我对他说的那番话，就觉得再苦再难也要活下去。他说：“我当时就是为了你和孩子活着！”

是的，他是为了我们娘儿俩活着，而我们娘儿俩也是为他活着。人在这种时候，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听我说完，贺玉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半天才说了一句：“雅文，这辈子我一定要对得起你……”

接下来，他忧心忡忡地说：“你们娘儿俩现在是最需要我照顾的时候，可我……我担心你生孩子怎么办？”

我说：“不用担心，到时候说不定他们能让你回来呢。”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有那份善心。”

“不回来也没关系，你早晚会回来的。”我虽然这么说，可我心里多么渴望他能回到我身边，回来照顾我和快要出世的孩子啊！但此刻，我什么都不能说。

我俩借着医院射过来的微弱灯光，端详着对方模糊不清的脸，都极力装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心里都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与无助。我们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他会不会被判刑，会不会被下放农村，更不知命运会把我们推到哪一步……

一切都是未知的。

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用不多久就要出世了。

天色已晚，绵绵秋雨淋湿了我俩的衣服。贺玉几次催促我：“回去吧，太晚了。”可我一直舍不得离开他。

后来，雨越下越大，我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吻别之后，这才恋恋不舍地分手。他用自行车把我驮到马路上，看着我笨笨地跨上自行车，目送我走出好远，他才转身向医院走去……

可是，当我第二次再去看他时，在玉米地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却始终不见他踪影，只好去病房找他。他同室的病友却说：“他被造反派带回去了。”

“他痢疾好了吗？”

“没有。”

“没好为什么让他出院？”

原来造反派说他装病，把他拉回去批斗了。

我急忙骑自行车来到体校，要求见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