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 第36部分

不知冥冥之中是否真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在主宰着人的命运，听到这句玩笑，我却忽然产生一种渺茫的但却异常兴奋的感觉——好像我一直在期待着这句话，又似乎这辈子就是为了这句话才来到世界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实现自我，社会上也并不提倡这些。当然更不知道马斯洛提出的人的追求分成生存、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五个层次。我只是不甘心默默无闻平平庸庸地过一辈子，总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

有人曾说：“机遇只垂青那些懂得怎样追求她的人。”

我却觉得机遇就像天上的流星，一闪即逝，就看能否抓住它。

我对自己说：“干吗要等到老年？我现在就写！”

于是，就在这个早春的夜晚，一个异想天开的大胆想法，又从我心底里冒出来，随之，一种久违了的激情又开始澎湃起来，就像少年时第一次看到运动员训练一样。不，比那次更强烈，更坚定，也更疯狂！因为我知道，这是命运抛给我的最后一根缆绳，我必须牢牢地抓住它，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现在一想，我所以能抓住这句玩笑，并把它变成改变命运的契机，还是我那不甘于平庸不甘于默默无闻的个性在起着主导作用，也再次决定着我的命运。

在此之前，我从未写过东西，更没想过要当什么作家，然而，这句玩笑却激发出我个性中潜藏的、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的特质。

有时，人的命运往往就在看似平常的小事中带来了转机……

不久，《合江日报》副刊部主任阎英奎老师邀我参加报社举办的文学讲习班。阎老师后来告诉我，说他从那首小诗里看到我有些才气，所以想培养我。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四节（2）

参加讲习班的三十多个人，别人都发表过不少作品，唯独我只发表过一首小诗。我怕人家瞧不起我，走路都不敢抬头看人家，总是盯着别人的脚后跟。

然而，恰恰是这短短半个月的讲习班，成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我就像一个在大海中挣扎得精疲力竭的溺水者，忽然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更像一个输光了老本的赌徒，意外地发现兜里还剩下最后一枚铜板。就在这讲习班上，我决心把我生命中的最后一枚铜板全部押在文学的赌桌上……

这枚铜板正是时代赐给我的——中国正掀起十年浩劫后的第一场文学热。

之后，我背着贺玉，怕他笑话我，以工厂为素材偷偷地写了一篇小说。

捧着这篇三千字的小说，我战战兢兢地来到《合江日报》副刊编辑丁继松老师面前，恭恭敬敬地说：“丁老师，您看看我这篇东西行不行？”

这位面相慈祥，曾写过许多散文的老编辑，看完之后，操着安徽口音，说出一番鼓励我一生的话：“雅文同志，我搞了二十多年编辑，我相信我的眼力。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有才气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我不知丁阎二位老师从我的小文里看到了什么才气，但对我来说，却像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忽然听到母亲的夸奖，更像一匹找不到归途的老马，终于听到有人对我说：“看，那就是你回家的路！”

为了寻找这条归途，我苦苦地寻觅了二十多年，现在终于听到了母亲的召唤……

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没人能指导我的人生，只能靠自己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瞎闯。闯对了，也许就闯出来了，闯错了，一辈子也就白混了。不仅是我，好多人都像我一样，都在苦苦地求索，孜孜不倦地追求，到头来仍然是一场空忙。我跟头把式地折腾到三十五岁，才偶然找到一条渺茫的、不知结果的人生道路……

于是，我这个既没有创作前的准备，又没有多少文化积累和熏陶，更没有受过名人指点，只受过五年正规教育的三十五岁女人，仅凭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虎劲儿，凭着对理想的狂热，匆匆忙忙地冲上了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

所以，我非常感谢丁、阎两位老师。他们不是发了我一篇稿子，而是指出了我人生的方向，改变了我的命运。

2006年11月1日，我被佳木斯请回去参加《佳木斯日报》（即《合江日报》）五十周年的庆典，会上，我眼含热泪地向两位恩师敬献了鲜花，我说：“我非常感谢两位恩师，是他们给了我最早的文学启蒙，也给了我重大的人生转折。在此，我向两位恩师真诚地道一声‘谢谢’，谢谢二位恩师……”我说，“是这片黑土地养育了我，培养了我。今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这棵大树长多高，我永远是黑土地的女儿。我的根都永远扎在黑土地里……”

两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为有我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我为遇到这样的恩师而感到庆幸。

1979年7月6日，我第一篇小说处女作《生活的浪花》发表在《合江日报》上，有人还为此写了一篇小评论。

不久，我收到第一笔稿费十二元钱。贺玉用这笔钱买点肉，炒了几个菜为我祝贺。孩子一看到肉立刻高兴地叫起来：“哇！太好了！妈以后你多写点儿，咱家就有肉吃了！”

这篇小说使全家兴奋了好多天，也使很多人对我议论了好多天。他们不相信是我写的，都说是贺玉替我写的。大家都知道贺玉爱写诗，比我有才气。记得有一次，全国第三届冰运会在佳木斯举行，第二天上午要举行开幕式，头一天晚上七点钟，体委领导送来一篇开幕式解说词让贺玉和我帮着修改，贺玉一看解说词不行，就重新写了一篇。第二天上午，这篇散文诗般的解说词在开幕式上赢得运动员一阵阵掌声。还有一次，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来佳木斯拍了一部冬泳片，让我们给写解说词。看完片子，贺玉出口成章，以诗歌般的语言，完成了这部片子的解说词。遗憾的是，贺玉一直没有机会发挥这方面的才能。

不过，当我把这篇小说拿给父亲时，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戴着老花镜，哆哆嗦嗦地看了半天，激动地说了一句：“我早就说过我老儿子将来会有出息……”

但很遗憾，一直对我寄予厚望的父亲并没有看到我出成果那天。

父亲临去世前两天，我回家去看望他，他病得有些糊涂了，瞪大眼睛看了我半天，才颤抖地问我一句：“你又写了吗？”

我冲他点点头。他却摆手撵我走。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撵我，后来终于弄懂了父亲的心思，他让我回去写小说，他说他死不了。

没想到，这次见面却成了我和父亲的诀别，父亲第二天就走了。但父亲摆手撵我走的情景，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让我回去写小说，父亲希望我能有出息……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五节

从动笔那天开始，我就把自己交给了魔鬼，这个魔鬼不是别人——

我就像一个输光了老本的赌徒，把生命的最后一枚铜板全部押在文学的赌桌上，玩命地赌起来。

回忆我这一生，许多时间都是在梦想与追求中度过的。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查尔斯·萨姆纳说过“成功有三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毅力，毅力，还是毅力！”就像当年一心要读书，却不明白知识能改变命运一样，我只有持之以恒地拼搏下去，才能实现我的冠军梦！当过运动员的人都知道，一个运动员也许没有取得过好成绩，但他绝不缺少毅力。我曾在大学讲座时说：“我也许没有才气，也许缺少灵性，但我敢说，我绝不缺少无坚不摧的毅力！”

我深信罗曼·罗兰说的话：“前途属于那些一旦决定之后，就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

是的，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正是我的个性。

从动笔那天开始，我就不是以文人的斯文来进行创作，而是像运动员训练一样拼命。多年以后，我和先生谈起当年的情景，他说：“你的那股劲头不是让人佩服，而是让人感到可怕！别人都管你叫拼命三郎……我相信一个人要有你那股劲头，没有不成功的！”

是的，我不是拼一天两天，而是一拼就是二十年！

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

我在小桌前贴上自己的座右铭：“不要叹息昨天，昨天已经属于历史，而是要紧紧地把握今天，今天才属于现实。”

我就像着了魔似的，脑袋里除了小说什么都没有。白天坐在办公室里摆弄数字，但心思根本没放在工作上，上班、走路、骑车、开会……连做梦都在构思小说，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

一天上街，我骑着自行车又在琢磨小说，骑着骑着，忽然骑到路边一个男人的两腿中间了。那人夹着自行车前轱辘回头问我：“你这是往哪骑呀？”我这才猛然惊醒，急忙向人家道歉。

由于心不在焉，我家所有的锅碗瓢盆没有不掉漆的。我一天打过两只暖壶，两天拧折过两把拖布杆，常把暖瓶盖扔进水壶里……

贺玉开玩笑说：“以后别叫你雅文了，干脆叫你毛愣三光吧！”

最可笑的是，我把家里新安装的胶合板门撞出一个大坑，竟然大呼小叫地问全家人：“哎，你们谁把门撞坏了？”孩子都说不是他们撞的。后来发现我自己的右膝盖青了好大一块，我竟然丝毫没有感觉。

最狼狈的一次，我居然跟着一个男同胞闯进了男厕所……后来再上厕所，我总是一再提醒自己，千万别走错了，太丢人了！

而且，我的性格也开始变了。我本来天性豪放，爱运动，爱唱歌，但从动笔创作以后，我变得喜欢沉思与内敛了。

但我发现，白天想得好好的，晚间一坐到折叠小桌前脑袋里却空空如也，什么词都没有了，坐在那苦思冥想，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憋得脑袋生疼，唯一的收获就是墙角一堆揉皱的稿纸。折叠小桌是贺玉在一个高低柜上安的，不用时可以折起来，很是方便。

我问自己：“你能行吗你？你念那么点书能写小说吗？你到底是不是写小说的料？”

“行，你一定能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千百遍地问自己，又千百遍地回答自己，每天都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着，苦苦地折磨自己，天天熬到凌晨一两点钟。

每天晚上，我脑海里都会出现两个小人儿，一个是犹豫不决而缺少信心，另一个却是坚定不移而充满自信。一个小人儿总会找出许多例子对另一个小人儿说：“你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只读了三年书，杰克·伦敦只是一名水手，高尔基只读了小学二年级，马克·吐温十三岁进了印刷厂，大仲马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